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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速递┃张伟然:《女性与亲情文化:基于湘东南“讨鼓旗”的研究》
来源:公众号:复旦明清研究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232 更新时间:2021/2/2

新作速递┃张伟然:《女性与亲情文化:基于湘东南“讨鼓旗”的研究》


书籍信息

作者:张伟然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出版时间:2020年11月

页数:232页

定价:49.00元

丛书:历史人类学小丛书
内容简介

本书基于作者及其亲族长辈的亲身经验、经历,结合地方文献,探讨了较广泛地存在于湘东南一带的“讨鼓旗”习俗,分析其形成的历史人类学逻辑。并延伸探讨湘东南一带迥异于北方民歌《小白菜》流传地域(黄河中下游平原)的女性对于不同类型子女(丈夫与前妻所生子女、本人与前夫所生子女)的亲情差异。在此基础上,结合历史人类学与历史文化地理理念,提出“亲情的地域类型”学术概念。这一概念可望在其他地域的同类研究中加以推广。
作者简介

张伟然,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导,中国地理学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地理研究》《地理科学进展》《热带地理》《历史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编委,西泠印社社员。在《地理学报》《地理研究》《中国史研究》《中国语文》《文学遗产》《文物》《自然科学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女性与亲情文化》等专著多种。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省部级基金项目十余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魏晋隋唐交通与文学图考》。专著《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获第二届(1994-2013)全国地理优秀图书之学术著作奖(2017),《中古文学的地理意象》获第13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2016)、第8届全国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人文社科)二等奖。

前言(节选):
历史地理与女性研究

传统的历史地理研究,本来与女性研究是不搭界的。历史地理的各个分支,历史自然地理领域,诸如气候、沙漠、河湖水道、海岸线、动植物分布变迁,固然与性别不相干;历史人文地理各主要分支,政区地理、经济地理、城市地理甚至文化地理,可能主要受到改革开放之前地理学界风气影响所致,研究中在意的基本上是物理空间,对于性别这种社会层面的问题关注不多。

当然,中国史籍中关于性别方面的资料颇为不少,而且其中不少包含地理意味。早期最引人注目的是《周礼·职方氏》,其中写道:扬州“民二男五女”,荆州“民一男二女”,豫州“民二男三女”,青州“民二男三女”,兖州“民二男三女”,雍州“其民三男二女”,幽州“民一男三女”,冀州“民五男三女”,并州“民二男三女”。《周礼·职方氏》对于九州的描写,从各方面看,显然想象的成分居多。因而这些关于各地性别比的内容,就准确性而言,显然较为有限。可是作者为什么要记这些内容,它说明了什么问题,历来注意到这些资料的人颇为不少,但到目前为止,似乎尚未找到合理的解释。

另一条著名的相关史料是《史记·货殖列传》所载的“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这条史料夹杂在一大段关于楚地风俗的描写中,引起人注意是因为还有一些可资映证的资料。如汉初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大傅,“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到任之后,又“以适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于是特意写了一篇《鵩鸟赋》“以自广”。从贾谊的事例看来,当时江南一带“丈夫早夭”的说法在社会上影响甚广的。

表现看来,“丈夫早夭”说的是男性的事。可既然早夭的只是丈夫,正好说明当地女性都还正常。之后到唐代,张谓在《长沙风土碑铭序》中专门为此辩诬,写道:“郡邻江湖,大抵卑湿,修短疵疠,未违天常。而云家有重膇之人,乡无颁白之老,谈者之过也。”这一辩白虽然补充了一点信息,即中原人对于这一带的想象,其因由是由于地方疾病(“家有重膇之人”),但作者对其中的性别差异完全未加理会。

从上所举材料中可以看到,历史地理研究与性别相关的部分主要在历史文化地理方面。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早在民国时期就相当兴旺,当时主要是探讨历史上各地文化发展水平之高低。由丁文江《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一文发其端,手段主要是对历史上各地所出各种文化人物加以统计。1949年以后,向苏联一边倒,中国地理学也采取了苏联地理学的模式。人文地理废而不讲,只讲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受此影响,历史地理领域也着重发展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改革开放以后,地理学内部人文地理学得到复兴,社会上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一股“文化热”。受此两股思潮的影响,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勃然兴起。

重新兴起后的历史文化地理,首先想到的仍是接续三十年前的做法,探讨各地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因而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有一大波对文化地理感兴趣的学者或业余爱好者,对于统计各种人物的籍贯分布乐此不疲。或将其称为学术文化地理,或将其称为人才地理,或将其称为教育地理,不一而足。但此时与文化地理思潮一同兴起的,还有其他与文化相关的学科。受到那些学科的刺激,特别是受到文化人类学的刺激,文化地理研究者便不满足于仅仅对人物籍贯加以统计,于是,在历史地理领域,探讨宗教、方言、风俗地域差异的研究蔚然兴起。

笔者从1987年开始读研,招生简章上写的方向是历史人口地理。到1989年考虑硕士学位论文选题的时候,我在书店里翻一本新书,看到周振鹤先生发表的《秦汉宗教地理略说》一文。当时我便想,他做秦汉,我为什么不可以做南北朝呢?秦汉时代只有本土宗教,南北朝时期,就得做佛教。于是我的硕士论文便做了南北朝的佛教地理。1990年跟谭其骧先生读博,谭先生觉得,佛教地理当然也可以做,但对于历史文化地理这个领域来说,先做一些综合性的个案更重要,于是他建议我做两湖的历史文化地理。由于在读博期间谭先生去世,对他关于区域历史文化地理的设想不得而知,1993年我将湖南部分单独撰写成文,通过了答辩。关于湖北的部分到毕业以后才慢慢地开始研究。

做湖南的时候,基本上没碰到女性的问题。由于我的主旨在于揭示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的区域差异,在这一层面,性别的影响并不重要。虽然在湖南历史上,关于性别的史料并不少见,如《岳阳风土记》记载:“江西妇人皆习男事,采薪负重,往往力胜男子,设或不能则阴相诋诮。衣服之上以帛为带,交结胸前后,富者至用锦绣,其实便操作也,而自以为礼服。其事甚著。皆云:‘武侯擒纵时所结,人畏其威,不敢輙去。’因以成俗。巴陵、江西华容之民犹间如此,鼎澧亦然。”又云:“湖湘之民,生男往往多作赘,生女反招婿居,然男子为其妇家承门户,不惮劳苦,无复怨悔。”可惜这样的史料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都不能构成可资比较的序列,难以展开系统的探讨。

湖北的情况则大不相同。此地历史上女性文化景观引人注目。时代较早的是所谓“江汉好游”,其分布以襄阳为中心,波及其以南的江汉平原。朱子在《诗集传》中写道:“江汉之俗,其女好游,汉魏以后犹然。”其后很多文人和地方志书在述及襄阳风俗时都会注意到这一点。笔者对此作了一番考察,发现顶着“江汉好游”名目的,其实是在很多地方相当常见的女性春游习俗。附丽了“游女弄珠”的传说,南朝时期江汉一带大堤夜会、采桑春游,以及唐代前期的散发着商业气息的“大堤行乐”便艳声高张。到宋代以后,这一文化景观才渐趋消歇。

另一个地方是三峡。此地是四大古典美人之一王昭君的故里,在古代交通有点不便。唐宋之间,文人往来蜀中,多取道于此。非常有意思的是,那些途经此地的文人,不知是否受到“人杰地灵”观念的影响,觉得此地既然是出过王昭君的地方,现实生活中碰到活昭君应该是一件大概率事件。然而每次都让他们无比失望。峡江女性非但没有王昭君那样的天生丽质,而且各方面都显得非常怪异。首先,妆容就很奇特,例如灼面成斑、头发梳成高髻。而最让人不能接受的是,当地地甲病十分严重,十人九瘿。与此同时,她们承担着大量繁重的体力劳动,从江里负罂汲水,到山上背柴,就连干活都是背着孩子在背上。这些一种生活,无疑是沉重凄苦的,因而反映她们精神世界的《竹枝》歌也如泣如诉,“若有所深悲者”。

笔者对这两地的女性文化景观都作了专篇探讨。之后不久,又以随笔的形式,对近代以来盛传的“湘女多情”一说作了剖析。笔者指出:这一说法包含不少误解。所谓“湘女”,其实并非指湘省、湘江流域的女性,而是特指传说中的舜帝二妃娥皇、女英。舜帝南巡死于苍梧,葬于九疑山,二妃前来寻夫,殁于湘滨。为此,洞庭湖中君山上建有湘妃庙。自唐以降,该庙又被称作湘女庙,于是湘妃被称作湘女,受到文人墨客广泛讴歌。至于现实生活中的湖南女性,往往倔强,性格特征远较多情二字丰富。

以上这些问题,都跟女性有关,但讨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分析区域整体的文化面貌,并没有将女性文化景观当作一个单独的问题提出。包括近年笔者在研究江南近世的佛教地理时,注意到在传统社会中,女性的活动空间极其有限,绝大多数人仅仅局限于娘家、夫家两点一线。偏偏传统社会的婚姻距离半径一般只有几里地。是佛教的传入,为传统社会中的女性生产出了很多的社会空间。例如烧香拜佛、朝山进香,既有求财、求子的高大上理由,同时也可以满足女性开阔视野、愉悦身心、扩大社会交往圈子的个性需求。这种情况在地势平坦、出行有舟楫之助的江南地区尤为常见。

到目前为止,应该承认,历史地理学领域对于女性的研究是重视得很不够的。除了上述各例,与历史地理学相关的女性问题还多得很,尚未得到足够的开发。例如与本书相关的内容,笔者就觉得足以展开全国性的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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