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站首页|本所概况|新闻动态|本所学人|学术前沿|本所成果|人才培养|学术刊物|基地管理|清史纂修|清史文献馆|清风学社
  
学者风采 文献与出版 田野调查 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 民间宗教 书评 理论方法 研究刊物 专业索引
站内搜索: 请输入文章标题或文章内容所具有的关键字 整站文章 近世秘密会社与民间教派研究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近世秘密会社与民间教派研究 >> 民间宗教 >> 详细内容
义和团起源研究的回顾与随想
来源:《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 作者:程歗 点击数:5399 更新时间:2014/7/12

    在中国近代史上,很少有什么历史事件,像义和团这样引起过如此长期的众说纷纭的讨论——特别是义和团起源问题。一百年来几代的历史学者、政治人、传教士和记者为阐释这个问题留下了大量的文字。究其原因,这不仅是由于义和团的起源复杂、组织奇特、可供解释的文字史料和其他的人文传承物又过于零散,因而使这一历史现象本身就带有许多模糊不清、彼此矛盾的因素;而且也因为这是一个人们在考察晚清政局乃至考察中国的历史脉络时都容易发生联想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出于不同的立足点和方法论,勾廓出了许多不同的乃至于是对立的义和团“起源论”。中国史学界不可能回避问题的挑战。从“起源”入手来揭示义和团兴起的背景、成因、事件本身的发展逻辑并进而作出相应的历史评判,就这样构成了义和团史研究的一个热点。


一、“起源论”的提出和展开

19世纪末,当鲁西南大刀会的打教风潮刚刚铺展时,德国的天主教圣言会信徒就攻击这些胸裹红兜肚、手执大刀和标枪的人是“白莲教妖人”(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5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0。)。这个说法在传教士和新闻媒体中流传。“起源论”首先是被天主教教会和一些敌视大刀会、义和拳的人作为政治问题提出来的,因为这样就可以把自己的对手置于“邪教叛乱”的非法地位。1899年直隶吴桥知县劳乃宣为这个说法找到了“证据”。他引用了嘉庆十三年的一份上谕和嘉庆十八年直隶总督那彦成的一个奏折,从这些官书记载的“义和拳”的名称上判定,直、东交界等地新起的倡扬“毁教灭夷”的组织来源于近一百年前的白莲教系统中的离卦教派。直隶总督裕禄和山东巡抚袁世凯等支持了劳氏《源流考》的观点。虽然这本小册子拿不出嘉庆朝的“义和拳”或“义和门拳棒”同19世纪末的“义和拳”有什么组织关联的证据,但它为严禁派的举措提供了政治合法性。义和团高潮中神秘主义的急剧升温及其悲剧性的结局强化了“白莲说”。可以看成是第一本义和团史作的李希圣撰《庚子国变记》(1902)、李的友人罗惇续补的《拳变余闻》(1913)以及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1914)等小册子中,都有诸如“义和拳者,起自嘉庆时”、“‘义和拳’源于‘八卦教’”、“义和拳之为邪教,即八卦白莲之支与流裔”的提法,恽毓鼎还强调了劳氏“考证”的详尽。(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第1册,11页,47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1;中国历史研究社编:《庚子国变记》,25页,上海,上海书店,1982。)此后学术界在讨论“起源”时几乎没有人不涉及《源流考》的,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沿用了“义和团源流”这一表述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当史学界用马克思主义来考察义和团时,劳氏观点的可信性并没有随着学者们对他写作动机的批判而被严格检验。究其原因,至少部分地取决于史学界对农民战争在价值评判上的转变。“白莲教”(其实是从明清到民国年间的教派林立、组织复杂的各种越轨信仰集团)在历史上的起事受到肯定,甚至这类组织本身也被有的学者定义为“农民的宗教”或“起义者的宗教”,那末将义和团定位于来自民间教派,似乎能解释义和团的反抗传统。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中提出,“义和拳是旧式农民起义的许多秘密结社的一种,它是白莲教的一个派别”,“后来义和拳在山东取得合法地位,多数大刀会员加入,义和团与大刀会实际上合成一个‘灭洋’团体。”(注:该书上编第一分册,356页,3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翦伯赞的论文和金家端的专著(都题为《义和团运动》)以及其他一批论著都采取了类似的观点。

    20世纪50年代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讨论“组织源流”的论文是陈湛若的《义和团的前史》。作者通过对清代大量相关史料的爬梳,第一次提出了此后为学者们经常议论的话题:鄞县神拳、王伦义和拳、鲁西南红拳等民间教门和拳棒结社的造反事件。作者将这些事件界定为通向义和团的“前史”(注:该文原载《文史哲》,1954.3,以后收入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1381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几年后胡珠生的一篇论文认为义和团的前身是清初“祖师会”,它演化出大刀会、义和拳等组织。(注:胡珠生:《义和团的前身是祖师会》,《历史研究》,1958.3。)这两篇论文,启发了此后学界关于义和团是源于教门还是来自巫术的讨论。

    60年代推动了“起源”研究的最重要的学术活动,是从1960年开始的分别由山东大学历史系和天津史学界组织的学者和学生们在山东、河北进行的实地调查。这是一次非常及时的口述史料抢救,因为经历过义和团风暴的村镇居民(包括拳民和目击者)还有一部分人健在。他们口述的经历对于此后的研究相当宝贵。山东大学的学者们由此形成了义和团最初萌发于鲁西南大刀会、直东交界义和拳和鲁西北神拳的地域和组织分类法。在同年为纪念义和团运动60周年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肯定义和团反帝爱国正义性是中心议题,同时也出现了路遥(署名吴松龄)用很大篇幅来讨论义和团组织和地域起源的论文:《义和团运动初期斗争阶段的几个问题》。这篇份量很重的论文在70年代末被收进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论文集》。(注:该书下册,6616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这本精选的集子大体反映了新中国成立30年来近代史研究各领域在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60年代在“起源论”上引人注目的另一件事,是戴玄之的《义和团研究》在台湾问世(1963)。戴玄之首次向“义和拳乃白莲教之支流说”提出了全面挑战,并支持美国人施达格在《中国与西方》一书(1927)中关于义和团来自团练的观点。这项研究使戴成为否定劳乃宣《源流考》并主张“团练说”的最有代表性的学者。几乎在同时,北京大学邵循正在《中国史纲要》第四册中也对劳说提出了异议,他认为“义和拳”和“八卦教是分清畛域的”,义和拳“继承了白莲教的战斗传统”,但“没有采用白莲教的经典和教义宣传,而以设厂练拳作为组织群众的方法”,它“本身不是一个教门。”(注:该书第4册,96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邵根据他掌握的史料严肃地描述了历史事像,没有下更多的结论。

  整整十年的“文化革命”中断了“起源论”的任何发言。按美国历史学家柯文的说法:那个年代“神话化了的义和团就彻底地取代了历史的义和团”(注:柯文:《有争议的往事:作为历史与神话的义和团》,《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以简称《论文集》),44页,济南,齐鲁书社,1992。)。为了强调“义和团、红卫兵革命群众运动”的一体化传统,如果一定要寻义和团的“源”,那就是“天然合理”的“革命造反精神”。王聪儿和林黑儿就这样被塑造成了这种精神在历史上的代表。

  “神化”义和团的极端不正常的现象在70年代末被打破。1979年李世瑜的《义和团源流试探》是十年动乱后第一篇旧话重提并作出突破性尝试的论文。(注:《历史教学》,1979.2。)次年11月济南召开的义和团运动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进一步推动了“起源”讨论。根据中国史专题讨论丛书《义和团运动》提供的论文、资料索引,从19791982年,有20多位学者发表了相关论文,从而形成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义和团起源大讨论。

  从这时起到1990年,可以说是“起源”研究的丰收时段。路遥、程歗合著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路遥主编的《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和一批优秀的论文都是在这个时段发表的。这些成果的取得,一是得益于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的推动。在每隔一段时间由该会经过精心准备而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几乎都能听到“起源论”的发言。二是得益于相关史料专集的出版。特别值得我们称道的是《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山东义和团案卷》、《义和团史料》、《筹笔偶存》、《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和台湾出版的《教务教案档》,这些史料的整理者和出版者对于推动研究的深入可以说是功德无量的。三是得益于国际学术交流的加强。周锡瑞、包德威、舒曼、小林一美、佐藤公彦等的相关论文或专著,还有19861990年中日两国学者联合对近代华北农村的调查,使中国学者从多方面了解了国外同行们在指导思想和方法论上与自己的异同。

    1990年的“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为“起源”研究作了一个高水平的阶段性总结。路遥的《“义和拳教”钩沉》深化和发展了他30多年来对这一课题的思考。马西沙、周育民、邵雍等的论文则反映了由于民间宗教史、会党史专家的参与而进一步拓宽了“起源”研究的视野。美国、德国、前苏联和日本等国的众多专家从史学方法论、华北的社会结构、宗教活动、基督教和中国社会的关系等角度给了“起源”研究以许多新的启示。(注:这些论文,均请参见前揭《论文集》。)此后十年时光的流逝,不仅没有冲淡反而进一步验证了这些发言的价值。


二、学术争鸣

 也许有人已经注意到,5090年代的相关研究在表述概念上逐渐发生了变化:不少学者的论说将义和团“源流”研究改成了“起源”研究。这种学术语汇的转换至少有两层含义:1.经过多年讨论,相当一部分研究者逐渐超越了那种由“源”至“流”,或者说将历史上的某种既成组织(如某教门)与义和团作直线联系的思考方法,尽管他们对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或联系的方式、程度各有所见,但关注义和团自身形成逻辑的探究已逐渐形成势头。2.“源流”研究的概念已经不能涵盖既成的成果,这些成果集中为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义和团的地域起源、称谓起源和组织起源。

  地域起源:1990年初,直隶、山东两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在讨论“合办”义和团时,已经觉察到“义和拳老巢总根,实在冠县十八村”,并由此“延蔓于直东交界各属”(注:致东抚[袁世凯]电,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日,林学王咸:《直东剿匪电存》,光绪三十二年石印本。)。但由于拳民四处蜂起,当时和稍后的一些笔记、史作将这个地域界限搞得非常模糊。此后的史学界基于时人对义和团的来龙去脉实际上并不很清楚的记载,曾普遍认为义和团运动发源于山东,然后蔓延到直隶等地。近年来史学界对地域起源研究有两点重要突破:1.起源于直、东交界。戚其章提出:赵三多的“梨园屯起义实是义和团运动的起点。”(注:戚其章:《赵三多与义和团运动》,《光明日报》,1983.1.26。)冯士钵等支持此说。台湾学者萧一山和戴玄之对义和拳组织起源的看法不同,但也都认为义和团事件应开始于冠县梨园屯教案。(注:萧一山:《清代通史》第4册,217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戴玄之:《义和团研究》,56页,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出版丛书,1993。)路遥的提法更明确:组成义和团的“最主要的一支——义和拳运动乃发生于‘直东交界’地区。”(注:路遥主编:《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5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虽然史学界基本上一致认为直东交界的这次起事是义和团运动开始的标志,但国内外也有不同的声音,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周锡瑞另辟蹊径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他根据义和团所特具的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的标志性仪式,强调了鲁西北地区的神拳在运动的兴起和传播中起了核心作用。(注:请参见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文版前言第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2.起源于山东、直隶两省。对此作出较为详尽论证的是林华国。他支持路遥等的观点并补充说,“直隶、山东两省的义和拳在赵三多起义后是平行发展的”,“在义和团运动初起阶段,直隶省所处的地位与山东省大体相当”,因此可以把这两省看成义和团的发源地。(注:林华国:《义和团史事考》,212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称谓起源:由于至今没有发现“义和拳”何时改称“义和团”的可靠文字记载,学者们在称谓起源上出现了多种分析和推断。其中较为流行的说法是,1899年山东巡抚毓贤把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这个说法在义和团运动时已经在报章和城乡舆论中流传。此后,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金家瑞著《义和团运动》、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四册、廖一中等编著的《义和团运动史》、萧一山的《清代通史》下卷均持此说。团体称谓是其行动和理想的符号,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义和团起源的自身逻辑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因此它在“起源论”中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在多年的讨论中,前述具有权威性的观点受到质疑。陈贵宗、冯士钵等根据18986月张汝梅的奏折和其他笔记史料,提出义和团的称谓在毓贤出任山东巡抚之前已经出现。(注:冯士钵:《义和拳·义和团·扶清灭洋》,《历史教学》,1980.7;陈贵宗:《义和拳·民团·义和团》,《史学集刊》,1982.1。)林华国则认为义和拳改称义和团确系发生在毓贤任山东巡抚期间,但这个名称是拳民们自号的,并对自号的具体时间作了考证。本文后面将再涉及。

  迄今集中了众多见解的问题是义和团的组织起源。本文只能就有关讨论作出尽可能符合于作者原意的尝试性概述。

   1.起源于白莲教或其他民间教派。前揭陈湛若文勾廓了白莲教——八卦教——义和拳、神拳、红砖会——义和团的思路,提出了义和团是“八卦教之支流”说。周海青在1979年推进了这个思路,认为历史上山东的大刀会、义和拳等组织和八卦教发生联系的关节点在于它们都属于八卦教外围组织的“武场”。甲午战争后它们由秘密会社转化为反帝组织。(注:周海青:《山东义和团组织的源流及其发展》,《破与立》,1979.6。)王如绘对鲁西南大刀会作了详细的研究。他提出作为大刀会主要特色的金钟罩在咸同年间的热河一带已经发展到武圣教而完全教门化,武圣教则属于混元教系统。他发现1894年在鲁豫苏边境兴起的大刀会和武圣教极为相似,也与直隶混元教的支派“红门”的仪式风习相类。王的另一个贡献是他从德文档案中确认了大刀会的师父叫赵天吉。这个发现和此后发掘出来的山东巡抚衙门的档案记载完全一致。王论证了赵的活动范围相当广阔。鲁西北神拳就是简化了的大刀会仪式与巫和拳的结合。(注:王如绘:《鲁西南大刀会考》,《东岳论丛》,1982.3;《大刀会与义和团运动》,《论文集》,162178页。)

   2.起源于宗教化的拳会,或具有教门信仰的众拳会的汇合。前揭李世瑜文利用官方档案记载的梅花拳、义和拳案件勾廓了他的“起源论”逻辑:义和拳本是拳术,和康熙年间的梅花拳是一个拳种的两个称谓。后来这些习拳者组成秘密结社,但在嘉庆年间已经从某些秘密宗教中吸纳了诸如供神、念经、诵咒和运气等礼仪风习而宗教化,“演习拳棒宗教化,秘密宗教而演习拳棒——它们结合在一起了”。路遥、程歗考察的拳会比较广泛,包括了乾隆中叶以来的义和拳、梅花拳、神拳、红拳会、金钟罩等等,他们认为这些组织在历史上和民间教门发生过多种形式和不同程度的联系,一批拳会充当过教门起事的“羽翼”。在考察义和团的组织起源时,他们更关注梅花拳——义和拳以及离卦信仰、金钟罩和神拳互相融合的这两条脉络。(注:路遥:《义和团运动初期斗争阶段的几个问题》,《论义和团的组织源流》;程歗:《乾嘉朝义和拳浅探》,后两文收入《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4191页,济南,齐鲁书社,1982。)

  路遥的《“义和拳教”钩沉》进一步通过实地调查和文献记载的互相印证,分析了义和拳的具体组织传承:义和拳渊于鲁西流传的收元教(八卦教)离卦和六趟拳组成的文武场。离卦传人李翠将这种组织形式带进了属于同一教派的王伦起事,并融合了梅花拳在内的当地拳派或拳会而形成了“义和拳教”。嘉庆年间,义和拳武场由于更多拳派的融入而复杂化了。作者强调梅拳第八辈传人冯克善(嘉庆十八年八卦教起事时的第三号头头)对于众拳派的协调,判断“义和拳教”的主干应是离卦六趟拳、红拳会和渊于民间教派的梅花拳。由此,他从李翠、李芳春(道光朝一位倡扬神灵“转世”说的离卦教首)的传承,推断这支组织通向同样崇尚离卦的朱红灯神拳。(注:该文收入前揭《论文集》,100126页。)马西沙支持路、程的观点。他通过八卦教创始人刘姓教团和由他传承下来的王伦教派的异同比较讨论了王伦武场。和路文的区别是,他认为王伦武场中的主要拳种是带有信仰主义色彩的八卦拳,李翠等义和拳手在该教内的地位不高,但他强调了王伦起义的意义在于使“义和拳与八卦拳在历史上第一次发生撞击、融合”,并容纳了由于教门起义而很难再公开露面的八卦拳。作者认为乾隆中叶后八卦教等民间宗教和各种武术团体的合流,反映了华北地区农民运动的历史趋势,义和团运动是这种趋势的结果。但作者的论说不限于此,他并不赞成夸大民间教派对义和团的影响力,因为后者是一次更广阔、涉及面更大的全新运动,并非近代史上的八卦教军。(注:马西沙:《〈五圣传道书〉·清水教·义和团》,《论文集》,127146页。)这种将一个时代的教门拳会起源和另一个时代的抗争群体重组加以明确区分的论说,使该文很有新意。

    3.起源于一般性的民间秘密结社。有一些学者可能是沿着邵循正的思路,将大刀会、义和拳等组织界定在与教门发生交叉但不应混同的历史位置。这种观点的价值在于提醒人们充分关注“拳”、“教”关系的多样性。其中较有影响的论说有丁名楠、徐绪典、金冲及、朱金甫、庄建平等。他们指出义和拳这类组织和白莲教或八卦教有渊源关系,但本身并不是教门。(注:丁名楠:《义和团运动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81.1;朱金甫,庄建平:《新发现的山东义和团运动史料——〈筹笔偶存〉述略》,《文史哲》,1980.5。)徐绪典详细论证了义和拳的习武传统大于它和白莲教的历史关联。(注:徐绪典:《义和团源流刍议》,《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专辑)》,1980.1。)他和金冲及都对“拳”、“教”两者的信仰、组织和活动方式的异同作了比较,论证了“拳是练拳,教是信教”的区分。值得一提的是,金冲及还认为,曹州大刀会最初是受当地大地主控制的联庄会一类性质的组织,以后鲁西北神拳的师承来自于曹州大刀会,但它的成员主要是贫苦农民、游民和手工业者,它的白莲教因素更少组织也更松散了。金提出了一个方法论:社区构造、集团成员的成份差别,影响了各种组织的特性和运动走向。但他的论述没有展开。张寄谦对曹州大刀会的性质也持类似的观点。(注:金冲及:《义和拳和白莲教的关系》;张寄谦:《义和团在山东活动情况二、三事》,均见前揭《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

  和上述学者既力图厘清“拳”、“教”区别又认可两者之间发生交叉的思路相比,方诗铭的见解别具一格:“义和拳(团)与白莲教是两个‘势同仇火’的组织”。方主要是利用了1813年(嘉庆十八年)鲁西南金乡县镇压八卦教起义时形成的县级档案。这些原始史料表明,很有谋略的金乡知县吴堺起用了两名练义和拳的捕快,“以毒攻毒”地扑灭了正在密谋起事的教门集团。他还发布公告招募义和拳勇“投充官丁”,共同保城抗教。方据此指出,被称为“拳会”的义和拳和被称为“教党”的八卦教,“不但不是同一个组织,或具有某种组织上的渊源关系,而且‘势同仇火’”。方在肯定这种义和拳就是义和团前身的框架内展开了他的思路:义和拳在历史上“根本不是传统的反封建组织”,“八卦教起义时,义和拳已经在‘扶清’了”,但是在19世纪末的反帝民族斗争中,义和拳和天龙八卦教的朱红灯大刀会并肩作战,并从后者那里吸取了按照八卦区分组织的形式。(注:该文原载《社会科学辑刊》,1980.4,收入《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169179页。)

  方提出的话题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此后有好几篇论文对金乡案件中的“拳”、“教”关系作出了不同解释。(注:比如:程歗、陆景琪:《金乡义和拳辨析》,《历史档案》,1982.1;路遥:《论义和团的源流及其他》,《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1;佐藤公彦:《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中国民众民族主义的诞生》,98103页,东京,研文出版,1999。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附录:《清朝中叶的义和拳与白莲教》。)

    4.主要起源于民间习武团体。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四册的用语显然经过仔细推敲:“义和团是以民间流行的操演拳术的结社和信奉白莲教的群众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注:该书,1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陈振江也提出类似的观点:1898年在直、东交界普遍建立的义和团或义民会,是“以村落为基地的习武团体,成为义和团运动的主要组成部分”。由于直、东等省历来是白莲教及其支派最活跃的地区,它们在甲午战后也发展成为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反抗侵略和自保身家的群众团体。当义和团运动发展时,这些教派乘机而起,参加了运动并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陈振江:《简明中国近代史》,262264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陈总结了中日学者近代华北农村调查团取得的相关资料,进一步从民俗文化的角度对调查地区盛行的武术流派、组织、拳手以及村镇居民的武术价值观作了深入研究。(注:陈振江:《直隶、山东的武术文化和社会心理动向》,路遥、佐佐木卫主编《中国的村、家、诸神》,7180页,东京,东方书店,1990。)他的成果,拓宽了学界较为习惯的将直、鲁地区的武术集团和民间教派互相联系的视野,在国内外引起了好评。周锡瑞称赞该文“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画面”,“论点极有说服力”,“显示了中外学者学术交流的成果”。张鸣在研究北方农村文化对拳民意识的塑造时列出了“习武之风”一节,其中几次引用了陈的成果。(注:参见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文版前言,7页;张鸣、许蕾:《拳民与教民:世纪之交的民众心态解读》,2627页,北京,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史学界的讨论涉及到广泛的拳种和武术流派,从而引起了武术史研究者的兴趣和介入,并呼吁社会史和武术史的合作互补。康戈武、燕子杰、周伟良等参与了史学界的相关研究,他们的武术理论功底、资料和技击经验,为“起源”研究增添了活力。

    5.起源于义和拳等农民结社和民团的结合。陈贵宗考察了义和团组织内部的基本特征后认为,义和团很可能是各具特征的“义和拳等农民结社与地主民团的部分组织的短暂结合”,这种结合是从1898年到1900年通过多种途径而实现的。由此他明确提出了义和团组织的“多源”说:“一则表现为源于若干大大小小的农民结社;再则表现为源于农民结社与地主民团。作为这两种‘多源’来说,反映义和团这个组织全貌的应为后者。”(注:陈贵宗:《义和拳·民团·义和团》,《史学集刊》,1982.1。)

    6.起源于乡团。这是戴玄之的研究成果,但大陆学者的回应冷淡。除前述陈贵宗的分析外,冯士钵、侯斌等也是从各地义和团并起的大背景中具体地讨论这一问题的。他们从口述史料里发现,1866年(同治五年)直隶威县地方政权在对抗捻军时出现过一个名为“义和团”的乡团,在将这件材料和相关文献相互印证后,冯认为由于威县的梅花拳师赵三多的徒弟有不少团丁,从而促使赵在1898年民教冲突激烈化时采用义和团的名字代替了他领导的梅花拳。冯提出当时直、东各地民众“自为团练”的现象相当普遍,但这多是没有被当局认可的私团。直到义和团运动高潮时,一些义和团组织才被纳入清政府的地方团练。(注:冯士钵:《义和拳·义和团·‘扶清灭洋’》,《历史教学》,1980.7;《义和团源流杂议》,《史学月刊》,1986.3。)侯斌也认为,由于威县已经出现了义和乡团,1898年威县的团勇和拳民们大量参加到梨园屯反教斗争中去,所以“梨园屯反洋教斗争组织也采取了义和团的名称,但它并不是被官府所认可之乡团”,只是“自立私会”。

  两位作者论述的是同一个事件——赵三多、阎书芹的拳民和梨园屯教堂的对抗。但他们讨论这一事件在义和团起源过程中的地位时出现了分歧:冯认为这里是拳民运动的“根”;而侯更强调鲁西北“神场子”的作用,认为这种组织来源于和白莲教无关的巫,并进而指出义和团的“形迹”发展到习神拳的“神场子”才算完备,因此“神场子”才是义和团组织的前身。(注:侯斌:《试论义和团的组织及其源流》,《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0.1。)侯的上述观点发表在20年前,但我们没有见到他有后续的相关成果。

  由于讨论组织起源的作品是如此之多,本文的概述很难全面和准确,但有一点比较清楚:如果我们把“教门说”和“乡团说”界定在讨论的两极,那末不难发现这两极及其介于之中的各种论说,大多同其周边的论说发生不同程度的交叉和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