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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视乡村边缘群体的研究
来源:《史学月刊》2004年第12期 作者:刘平 点击数:1993 更新时间:2014-5-22

中国的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农民及其所依附的土地,构成了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乡村社会。近年来,乡村史研究越来越引人瞩目。人们对历史上乡村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乡村本身,诸如经济、社会、人口、区域等等;二是研究乡村的理论与方法,如停滞论(珀金斯)、陷阱论(伊懋可)、过密化论(黄宗智)、内卷化论(杜赞奇)、区域经济(中心-边缘)理论(施坚雅)、权力共同体论(秦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增长论(马若孟、罗斯基),革命范式,现代化范式,学科交叉,等等。

从乡村史研究的现状来看,上述两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众多名家各领风骚。怎样在现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该项研究呢?这里我结合自己近年对盗匪问题、江湖问题、秘密社会、民间械斗的研究,就乡村边缘群体的研究谈些粗浅的看法。

 

(一)关于乡村边缘群体的概念

传统乡村社会是由不同的利益群体组成的,其中最基本的群体是农民(或曰农民阶级),因为许多内在外在的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些人会成为地主,一些人会外出为官经商务工,还有一些人会破产失业,流为流民无产者。地主与农民,构成了传统乡村社会中的主流群体,名目繁多的流民无产者,构成了乡村社会的边缘群体。中国自秦以来始终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社会,因此,中国社会群体的关系可以用一系列同心圆的结构来比拟:处在同心圆中心位置的,可称为主流群体(或中心群体核心群体),处在外围的同心圆可称为边缘群体。例如,就国家与民众而言,官员是典型的主流群体,而农民则是典型的边缘群体;就乡村社会而言,农民和地主是主流群体,游民无产者是边缘群体。主流和边缘是相对概念,即使是在封闭保守的农业社会,也有较大的互动性和易变性。

由于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乡村中的主流与边缘群体,稳定性极差,无论是地主还是农民,因为个体因素和外在因素的影响,主流群体很容易走向边缘化,反之亦然,同时,在许多情况下,不少人一身而二任,身在主流,心系边缘,如遭受迫害的地主、官员、知识分子。我们看到,在漫长的乡村历史演变中,人口增长、经济关系恶化和文化传统变异,是导致朝代更替、封建关系逐渐瓦解的主要原因。在难以记数的乡村骚乱中,参加者的社会成分非常复杂,领导者当中除手工业者、船夫、小贩、散兵游勇、星相医卜和僧道中人之外,还有许多士绅文人、落魄官员、衙门胥吏、地主商人、农民等。

如果直观地看待乡村社会中的主流和边缘群体,当然是单色调的;如果深入乡土社会各内部去观察、理解各类群体之经济、生活、文化的复杂空间,增加对乡村内部各种社会关系的了解,增加对当地家庭、宗族、村落、宗教、风俗、生活方式和社会变迁的直接感受,广泛收集民间文献如族谱、碑刻、书信、契约、传说、宝卷、歌谣等等,分析推究,一幅色彩斑斓的乡村图卷就展现在人们面前,就不难从中发现一部完整的、真实的乡村历史。

 

(二)关于乡村边缘群体的内涵

要透视乡村边缘群体,最直接的切入点是从乡村民众运动入手,民变、复仇、匪徒啸聚、秘密社会起事、抢米抗租风潮、叛乱等,都是常见的地方骚乱的表现形式。骚乱往往通过简单的自发反抗和群体暴力表现出来。拿清朝中期最具代表性的川楚白莲教起义来说,其中主要成分,均可归为边缘群体,据《戡靖教匪述编》称:勾连裹胁,日聚日滋,而无赖不法之徒,如四川之啯噜子,南山之老户,襄、郧之棚民,沿江私盐之枭,各省私铸之犯,乘间阑入,鼓煽劫掠,纷纷而起,流转靡定。其中所述之啯噜子、棚民、私枭等名目,都是脱离了乡村固定生活的边缘人,这些边缘人,因时因地,名目各异。他们平时在乡村生活的运行中,逐渐被抛到边缘,待到天灾人祸剧烈的年份,原本属于个体的乡村边缘人或比较本分的边缘群体,很容易在一定的目标下,彼此勾联,啸聚萑苻。

结合乡村社会实际,我们发现,除了特定区域和行业的边缘群体(如棚民、私枭)和特定时期(如灾民和难民)之外,乡村游民、江湖中人、匪股、秘密社会构成了乡村社会中一般意义上的边缘群体

一是乡村游民。

所谓游民,就是由于各种原因从乡村及宗法网络中脱离出来的人们。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脱序,也就是脱离主流社会秩序之意。游民历代都有,但形成群体大致在唐宋,活跃于明清至近代。广义而言,江湖中人、盗匪及秘密社会中人多为游民,但与这里所说的乡村游民还有些差异(详见下文)。毛泽东早年所写的《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一文中把农村的游民分为五类:兵、匪、盗、丐、娼。他指的是当时乡村中的一般状况。这里所说的乡村游民,主要是指失去土地生计、尚未脱离本乡本土的人群,包括地痞、无赖、光棍、乞丐、打手、赤贫等。他们一般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尚未离乡,结成一定的团体;二是虽然被主流群体歧视、排斥,但基本活动于法律框架之内。这类人群在各地乡村所在多有,其特殊之处在于,很容易成为地方骚乱的参与者、秘密社会的后备源。

二是江湖中人。

许多人不得不去闯荡的那个江湖指的是一个社会——与正统社会相对立的隐性社会,或曰地下社会,有人称为另一个中国(李慎之语)。江湖中人指的是脱离了本乡本土、从事各种非正当或低贱行当、以各种合法非法手段流动谋生的人群。在中国历史中,与乡土社会相伴生的是江湖社会。乡土社会的载体是农民,江湖社会的载体是游民。两者如影随形,既对立又互相依存。

广义而言,江湖社会由游离于正常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之外的人群构成,他们不一定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固定的法律规范,但它有形形色色的人物、五花八门的团体和行业、相对稳定的规矩和道义、神秘莫测的隐语暗号,它们共同构成了江湖这一充满神秘色彩的地下社会。一般来说,江湖中人都是以四海为家,浪迹天涯,食无定处,居无定所,主要活动于都市码头和乡村庙会集市。狭义而言,江湖有四大门,”“”“”“”“”“”“”“八小门:金门(又叫巾门,指星相、测字、风水),皮门(行医卖药),彩门(戏法魔术),挂门(耍枪弄棒、打把式卖艺),平门(评书、大鼓、相声、说唱),团门(走街卖唱、行乞),调门(扎彩、鼓吹、杠房),聊门(又称柳门,指梨园戏班)。实际上,江湖行当比这四大门、八小门多得多,包括江湖术士、江湖郎中、江湖艺人、江湖骗子、巫婆神汉、窃贼、强盗、侠客、乞丐、清客、扶乩、马戏、戏班、娼妓、游方僧道等各色人。进入近代,传统中国社会发生裂变,商品经济畸形发展,大量人口被迫走入江湖。新的江湖行当开始出现,如烟毒、西式赌博、拉洋片、外国魔术等,一些传统江湖行当也在畸形发展,如娼妓、乞丐、盗匪、秘密帮会等。农村破产,城市兴起,出现了许多水陆码头,江湖人麇集其间,造成了近代城市的畸形繁荣。

江湖是个被主流社会所打压的隐性社会。江湖人作为社会上的特殊人群,尤其是他们结成的江湖组织,容易形成相当势力,与社会生活、政治变革发生密切关系。在江湖上挣扎谋生的游民不能遵守主流社会的规范,必然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和打击。从江湖中人来说,他们见多识广,多有一技之长,喜欢弄枪使棒,好勇斗狠,讲义气,结团体,往往成为社会变动或动乱的一股重要力量。尽管江湖中人以水陆码头为生活舞台,但传统乡村社会中也常常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历史上众多农民叛乱,其领导人和骨干分子,很多都有江湖背景。

三是土匪强盗。

所谓土匪,就是农业社会中那些脱离或半脱离生产行列、没有明确政治目标、以正义或非正义行动反抗社会、以抢劫和绑票勒赎为主要活动内容的武装集团或个人。

在传统乡村社会秩序失衡之际,人口问题和土地问题必然成为社会矛盾激化的焦点,农村破产者日趋增加,成为社会难以容纳的游民。他们辗转他乡,漂流江湖,生活动荡不定,既无室家之好,又无生人之乐,倍受社会歧视,出于互助谋生、武力自保的目的,结成某种名目的匪股,就成了很自然的事。进入近代,传统自然经济结构的瓦解与商品经济的畸形发展同时进行,大量破产失业者浮游在社会上,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激增,土匪、海盗、马贼、盐枭、刀客等盗匪活动显著增加,他们的活动成为近代社会动乱的一种集中表现。秘密社会与匪股都是穷苦人特别是游民无产者的聚集地,在土匪来说,其成分更加复杂,包括破产农民、无赖、地痞、罪犯、游勇、私枭、江湖中人、秘密社会,等等。这些人投入匪股的目的各不相同,有为生活所迫者、复仇者、浪荡者、追求升官发财者,不一而足。这样一个成份复杂、动机各异的混合体,从匪股形成伊始,便表现出一种行为放荡、掠夺成性、贪婪残忍的姿态。如清末长江中下游,会党盐枭所在皆有,红帮西溯江,青帮南入湖,率其群丑,分道而驰,贩盐则为枭,无盐可贩则聚赌,赌不胜则为盗,盗不足则掳勒索诈,无所不至。(《中外日报》19051024。)由于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他们又很容易成为其他政治势力争取的对象。

四是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

民间结社是指人们因某些共同的目的、利益、信仰而结成的团体。民间秘密结社则是因为政府和主流社会的排斥和镇压,在民间秘密流传的结社。

传统农业社会中的秘密结社,是一部分下层群众为了某种世俗或宗教的原因而自发结成的团体。它们利用互助末劫说等教义纠集民众,反对社会与政府,因而受到排斥、取缔和打击,只能在民间秘密流传。秘密社会名目繁多,价值取向也极为复杂。由于秘密社会中的骨干成员都是身无恒业、四处闯荡的游民游勇(主要来自破产的农民和失业的小手工业者),他们一般都满怀不满情绪和反抗意识,常常在社会危机时期起事、叛乱,形成强大的反抗政府的力量。按照它们的组织形式与行为方式,可以分为秘密会党秘密教门两大系统。

秘密会党以天地会为代表。天地会是清代前中期民间兄弟结拜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乾隆末年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林爽文起义。其后,清朝从法律上予以明文禁止,但由于以下两个原因,天地会不但没有灭绝,反而迅速蔓延开来:一是从天地会创立到林爽文起义时,它已逐步成为一个从宗旨、仪规到组织、行动都十分严密的秘密团体,它的许多行为准则容易被广大的破产劳动者和贫苦农民接受。如天地会头目严烟供称,会中之人,凡遇婚姻丧葬事情,可以资助钱财;与人打架,可以相帮出力;若遇抢劫,一闻同教暗号,便不相犯。严烟供词,载清史资料丛刊《天地会》(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这对那些被压迫、受歧视的边缘人来说是有相当吸引力的。所以天地会枝蔓繁多,扎根深远,绵延不绝。二是林爽文起义失败后,天地会纷纷改变名称进行活动,如添弟会、三点会、三合会、忠义会、江湖串子会、双刀会、千刀会、边钱会等,总计有三四十种名目。至于嘉庆、道光年间,这些会党势力遍及南方各省,其名目迅速由闽粤沿海向内地传播,并逐步确立了以天地会为主的会党系统的地位。

秘密宗教(即秘密教门)以元末出现的白莲教为代表。明中叶以后,以罗教的出现为标志,秘密教门迅速繁衍(当局不明就里,往往一概称为白莲教),他们以师徒传承的方式结成,以杂糅和曲解儒释道三教拼凑教义,作为维系内部团结的纽带。明清时期,秘密教门十分活跃,有白莲教、罗教、黄天教、弘阳教、闻香教、圆顿教、龙华教、在理教、先天道、皈一道、一贯道、九宫道、同善社、八卦教、天理教、青莲教、金丹教等,名目达三四百种。由于小农经济的分散性和脆弱性,小农阶级总是担心朝不保夕,天灾人祸随时会落到头上,所以,秘密教门便以治病怯灾、健身强体、修福来世为诱饵,广收门徒。

在一般情况下,教门首领的主要目的是聚敛钱财,他们往往规定门徒加入该组织要缴纳数目不等的根基钱福果钱种福钱元勋钱功德费线路钱,名目繁多,不一而足。这样,传教收徒敛钱就成为部分衣食无着的贫穷农民的谋生手段之一,也成为游手好闲者的寄生方式,传教敛钱是他们传教的动力。对此,清代嘉庆年间山东学政王引之分析道:彼为邪说者,知愚民之可以利诱也,于是借敛钱之说以邀其入教也,则已之钱入于人之手,其人入教而又传教也,则人之钱入于已手。辗转传教则辗转敛钱,愚民信以为生计,遂相与从之。

从敛钱聚众到聚众谋反,仅一步之遥。秘密教门内部的日常活动不外是搞一些传授经文、设坛扶乩、焚表吞符、降神过阴、巫术迷信,以及念咒、气功、静坐、拳棒习武等。教首们用上述手段吸引、发展门徒,并借师徒关系、地域关系建立蛛网式联系,从而发展了大批徒众,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叛乱的出现就不可避免。确实,清中叶以前,许多大小不等的起事、起义都与秘密教门有着直接间接的联系。清中叶以后,经常发生的社会动乱大部分是由秘密社会尤其是会党发动的。秘密社会的成员与主流社会决裂的原因,往往是出于个人的边缘地位、不幸遭遇、野心或个性。以往,学者们着重于梳理秘密社会源流(纵向),今后,有必要与乡村社会实际相结合,着力探索秘密社会的生存环境及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三)乡村边缘群体与社会变迁

传统乡村社会的理想境界是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一旦进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矛盾尖锐时期,边缘群体大量产生,社会危机与变迁就难以避免了。

费孝通在其《乡土中国》一书中说过: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边缘群体永远是社会变化尤其是灾难中最容易受伤害、也最容易制造动乱的人群,他们的大量产生,与社会变迁有极大的关系。社会学理论认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敌视或仇恨心理。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主流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甚至他们的敌视和仇视指向也可能扩散。犹如经济学上的水桶效应,水流的外溢取决于水桶上最短的一块木板,社会风险最容易在承受力最低的社会群体身上爆发,从而构成危及社会稳定、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社会隐患。乡村边缘群体包含至广,举凡一切身无恒业之辈均属此类,他们因为身无恒业,又要谋生,不得不在社会上四处奔走,流动求生。他们被主流社会所排挤、抛弃,生活于社会的边缘、下层,为了在社会上生存,往往分门别类,形成一定的行当,或者依照所从事的行当结成一定的团体,尤有甚者,为种种秘密社会,他们都有独特的入会仪式、联络方法和严格的赏罚规章,在团体内部形成极大的凝聚力和保密性,其特异的隐语暗号、活动及传会传教仪式,很难为人识破,身上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

乡村边缘群体为生活所迫,只能从事种种为一般人所轻视、不齿甚至无法容忍的卖艺、卖身、乞讨、迷信、欺骗、暴力等活动,这类人良莠杂处,不少人欺骗讹诈,耍蛮使横,流氓成性,桀骜不驯,呼朋引类,劫掠窝赃,欺行霸市,直至杀人越货,竖旗起事,带有很大的社会破坏性。秘密社会乃是典型,其异端思想和非法活动,尤其是经常发动反政府的起事起义,对主流社会尤其是政府构成很大威胁。宋代的王质在其《论镇盗疏》中分析道:盗贼之所出者有三,一曰饥民,二曰愚民,三曰奸民。饥民求生,愚民求福,奸民求利,其初皆生于有所避,有所慕,而要其情之所终,则有可返者,有不可返者。可返者饥民,不可返者愚民、奸民也。何者?饥民之为盗,非有所大欲也,无可生之计,是以为冒死之策,而其心未尝不好生恶死也。……惟夫愚民之求福也无厌。求之于佛者而以为未足,又转而求之于鬼神;求之于鬼神而以为未足,故左道惑人焉。则是食菜事魔者,盖生于愚民求福之无厌也,奸民之求利也无已。……求福之无厌、求利之无已,是心易入而难出,易聚而难散,明清时期,在许多乡村地区,巫婆、神汉十分活跃,跳神、走阴、关亡、圆光、扶乩等事象往往为人们熟知并信奉。秘密社会中的许多教首会首、骨干大多通晓此类法术,或者本身就是巫师出身,他们借沟通人神之术,代天言事,以乡村边缘群体为基础,引人入教入会,引人造反,愚夫愚妇,往往翕然信从。

乡村边缘群体的大量出现,实为社会危机的显现,这时,主流群体也容易边缘化,或曰异化,预示着旧的秩序即将打破。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在研究民国华北乡村问题时发现,随着地方乡绅从传统的乡村自治中退出,农村政治领域出现了真空,地方恶势力进入乡村政治之中。这些地头蛇、恶霸、行霸、地痞、无赖等为非作歹之徒与地方政府官员结成同盟,一方面,他们帮助地方政府盘剥农民,为国家搜刮资源,似乎是强化了国家能力。另一方面,他们也利用与政府的联姻,借为国家征收税费为名中饱私囊、横行乡里、欺压良善,造成国家政治经济资源的流失,许多地方政府官员逐渐放弃了原有的政治角色,蜕变成身着官服的恶势力,不是管理服务农民,而是渔肉农民。杜赞奇把这种国家能力貌似增强实则衰退的矛盾现象称为内卷化即国家退化。事实上,政权的内卷化是从结构上架空了中央政府,使中央政府失去了对地方政府的有效控制,并最终丧失对农村社会的控制能力。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内卷化的表现形式不同,其结果都是一样的。

我们发现,一方面,乡村边缘群体参与内卷,使正常秩序异化;另一方面,更常见的情况是离心。乡村边缘群体往往领导和参与各种反抗斗争,在行动中体现出游民无产者的破坏性,不但在民变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抢、砸、烧、杀行为,而且在民变之后,许多人因官府追拿,往往被迫遁入山林湖泽为匪,如江淮盐枭、东北马贼、陕洛刀客、云贵川的棒客、闽浙两广的土匪与海盗,都与这些民变有密切关系(参见拙文《清末农村民变散论》,载《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封建政府的残酷压迫,造成了社会贫困,农民的反抗与乡村边缘群体的反抗互相交织,反过来又加速了封建统治的瓦解。

因此,我们在着力关注乡村经济关系、阶级阶层、人口流动、民风民俗等问题的同时,认真探讨乡村边缘群体问题,对于我们加深对乡村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资料来源:《史学月刊》2004年第12期,《乡村中国乡村史研究笔谈》。转引中华文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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