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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瑜:近十年来明代治藏政策研究综述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2438 更新时间:2016-10-17
 

原文出处:《昆 报》2016年第1期,第102106页。

作者简介:刘瑜( 1989) ,女,山西临汾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青藏历史地理研究。西藏民族大学 民族研究院,陕西 咸阳 712082

摘要: 明代治藏政策研究在学界一直备受关注。进入 2000 年以来,学者们在这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从形式上看,以学术论文呈现为主; 从方向上看,研究涉及政治、经济、宗教、民族关系等诸多领域。目前,语言不通是研究的一大障碍,而继续收集、发掘和探索新资料、新方法、新方向则依然显得很有必要。

关键词:明朝; 西藏治理; 治藏政策; 研究综述

2000 年以来,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明代治藏政策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目前,已有专著和学术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对明朝治藏政策的各个方面进行分析,涉及范围较为广泛。本文对这些学术成果进行分类整理和简要的论述,以期更好地促进明朝治藏政策研究。

一、明代治藏政策研究的专门性著作

() 有关明代对整个藏区政策的专门性著作

尹伟先的《明代藏族史研究》[1]是这方面的研究专著之一,作者在书中详细论述了明朝对藏区的治理情况,明确地指出了如今我们仍然要进行明代藏族史研究,并且研究意义重大。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着重论述了明代对甘青川滇藏区的治理政策,在以往的论著中,其他学者一般将西南川滇地区放在全局中进行综合性论述,而且论述较为简单、通俗,也没有进行过多的详细解说。而在这本专著中,作者对其单独分类并详加阐述,有很大的进步性。另外,顾祖成的《明清治藏史要》[2]一书也对明朝时期有关西藏的治理情况做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妥延青在《诚论明永乐时期汉藏之间的关系》[3]中分析了明朝“多封众建”策略的实施背景、原因,并且强调明朝在藏区统治权的巩固与明朝统治者的治藏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 以典型地区为代表的论著

《明代藏地施政的特殊性: 古代中央王朝治理藏区的一种范式研究》[4]是明代藏区治理研究中较为全面的一部著作,作者邓前程在这方面的造诣较深。殷叔鹏的《明代松潘卫研究》[5]和陈晨的《明代松潘卫研究》[6],则从交通角度论述有明一朝松潘作为进藏要道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而明朝对松潘的管理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国家对西藏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也反映了当时西藏与内地频繁往来的情况。《明代使藏使臣研究》[7]是李淮东的硕士论文,这篇文章通过收集文史资料、翻译藏文文献等,以明朝对西藏派出的使臣为研究对象,并借助民族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的治藏政策的特点。阴海燕的《明朝“多封众建”治藏方略研究》,以明朝“多封众建”治藏方略的初设原因、设置特点及意义等方面为主要内容,进一步对产生重要影响的明朝治藏政策进行详细阐述和分析。卢亮华的《明代中央政府赴藏地使者辑考》[9],虽然是介绍驻藏使臣的文章,但我们可以从越来越多的驻藏使臣中看到,明朝对西藏的管理越来越完善以及明朝“多封众建”政策在西藏实施的重要作用。蔡金宏的文章《明代安多藏区边事研究》[10],以西北地区著名的“民族大走廊”———安多藏区为阐述对象。安多藏区地势复杂多样、民族众多,明朝政府对其实施了各种政策以稳固明朝在当地的统治,以期安定边界,并且作者详细阐述了这些政策的得失之处,这对于我们了解当时明朝治藏政策的大方向有很大的帮助,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安多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王蕾的《明朝中央对川西北岷江上游藏区的治理》[11]也是选取了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四川西北部岷江上游的藏族的聚居区进行阐述。明朝以松潘地区为中心,对该地区的政策是卓有成效的,文章在详细介绍明朝在这里的政策的同时,也从民族融合和民族发展的角度对明朝的治藏政策给予了肯定。马军在《明朝对青海藏区的施政方略研究》[12]中指出,青海地区在元明之前一直是荒蛮之地,统治者并不予以重视,但随着时代发展,特别是有明一朝对青海地区的开发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并且这里是内地进藏的交通要道,战略意义重大,当地的藏族聚居者众多,可以说就是藏族同胞日常生活的缩影区,因此作者极力强调青海地区的战略地位,指出统治者在此地的政策关乎整个藏区的兴衰。

二、有关学术论文

2000 年以来,史学工作者对明代治藏政策的研究更多的是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呈现,这些文章涉及面广,基本体现了当前明代治藏政策研究的现状。下面,笔者对此进行分类归纳。

() 政治方面

1. 综合性述略

夏春峰的《明朝前期中央治藏措施述略》[13]从宏观角度对明朝前期的治藏措施进行概述,详细介绍和论述了政治策略、经济调控和宗教策略等方面的内容。作为明朝治藏政策研究的领军人物,邓前程的贡献是比较大的,他发表的学术成果也颇多,其所涉及的内容也较为广泛,特别是在《论明初中央政府治藏政策的调试与定型》[14]《传承与现实之间: 对明初治藏方略出炉之由的诠释》[15]《元明政权交替与中原统治民族换位形势下的治藏政策调塑空间》[16]等文章中,作者从与元代相比明朝治藏政策的上升空间、政策的出炉与定性角度较为全面而系统地为我们介绍了明朝治藏政策的产生及发展演变过程。

陈柏 的《明 武、永 述略》[17]一文,从时间线索出发,充分注重不同地区的特殊性和代表性,详细论述了洪武、永乐年间的治藏政策,并指出随着治藏政策的深入,中央对藏区的管理也逐步加强。栾凡的《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18]则主要强调明朝治藏政策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并且指出其特点。

在《明初“广行招谕”治藏方策探究》[19]一文中,作者陈楠以明太祖朱元璋的“广行招谕”政策为中心进行详细阐述,并且指出这一政策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和战略性,值得后世借鉴,不过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与政教合一的藏区政治结构有些不符。

近些年来,学术界对明朝治藏政策的研究一直没有中断,不同的学者采用的调查方法不同,故而得出了不同的观点。张屹在《明朝治藏政策成因述要》[20]一文中指出,草原文化和西藏政教合一的社会结构是形成明朝治藏政策的主要背景。在《从民族格局差异看明朝治藏政策的现实性———与元、清两朝相比较》[21]一文中,作者突出强调明朝治藏政策的现实意义,明朝的统治者是站在时代的大背景下,依据藏区的自身特色制定政策,这在当时有很大的进步性。王建敏在《明初中央对藏族地区的治理》[22]一文中,突出强调明初中央对藏族地区的治理政策是在元朝的基础上做了必要的调整,并且指出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策,对后世发展和民族关系的加强有很大的帮助。在《明清与西藏政治互动策略之比较》[23]一文中,作者探讨了明清两朝不同时期的治藏政策,强调两朝政策之间的互动性和继承性。在《简析明朝治藏的均势思想》[24]一文中,作者贾丽芳详细论述了始于洪武年间的“多封众建”和“尚用僧徒”政策,突出均势思想,并且阐述了明朝后期统治者对这一政策的继承和发展,作者认为正是“多封众建”和“尚用僧徒”政策的共同作用推动了藏区的发展和加强了明朝政权的稳固。

2. 明朝对其他藏区的治理

解晓燕和尹伟先在文章《明朝治理乌思藏政策的阶段性特点》[25]中指出,明朝在对乌思藏的治理过程中依据时局的不同用了不同的政策并将其分为三个阶段,而其从最初的招抚到后来的坚持僧俗并重都是有一定的依据的。闰天灵在《〈明史·西番诸卫传〉的现代诠释》[26]中详细介绍了明朝的“西番诸卫”的设立背景和实施的具体过程,着重分析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政策和实施过程,并指出有明一朝对安多藏区的控制产生了很强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曹群勇与刘星合著的文章《羁縻与怀柔:论明王朝对安多藏区的治理》[27],在强调对安多治理政策的同时,也分析了羁縻与怀柔原则的正确性。

() 经济方面

明代治藏政策的经济方面主要是指“茶马贸易”。毛阳海和朱文莉合著的文章《论明代中央治藏的“贡市羁縻”政策》[28]在学界有一定的影响,文章从经济角度分析了明代的经济政策,并指出作为财政和贸易政策的合称,贡赐和互市政策极有力地促进了藏汉交流和繁荣。邓前程的《明代“限制边茶以制之”立法及其治藏主旨———以边关将吏和茶商严厉禁约为例》[29]和《论明代“以茶驭番”的立法与实践》[30]指出明朝政府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强化了明朝政府对藏区的治理,作者认为政治和军事手段无法完成的统治可以由这些来调剂,而且还能促进藏区经济发展和加强汉藏交流。敏政的《从明代汉藏间的茶马互市看明代的治藏政策》[31]则以茶马互市为中心,详细介绍了这一政策的实施背景、作用和意义,并且给予这一政策极大肯定。濮蕾的《试论明朝政府的“茶马互市”管理制度》[32]一文则详细阐述了“茶马互市”这一政策,也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 宗教方面

1. 明朝对藏传佛教的管理

《从宗喀巴弟子释迦益西两次应召进京受封看明代治藏政策和汉藏关系》[33]这篇文章是琼措和桑扎合著的,作者在文章中阐述了释迦益西生平及其进京过程、诏封的背景和目的、体现的治藏政策和汉藏关系等。在《明代留住京师的藏传佛教僧人》[34]一文中,作者杜常顺分析了“欺罔惑世”和“縻财蠹政”的不良形象产生的原因———留在京师的藏传佛教僧人在满足皇帝个人需求的同时,自己的身份地位也相应地得到了提高,作者并不因此否认他们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陈楠在《明代乌思藏“五教王”考》[35]一文中指出,五教王的划分表明了明政府对藏区政教领袖人物的认可,可以说这也是明朝在西藏统治权的进一步稳固。胡启银《明永乐时期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和影响》[36]一文指出,藏传佛教的传播在永乐时期达到了高峰期,作者分析了藏传佛教兴盛的原因和影响,这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高文的《从宗教方面看明朝中央治藏政策之变化》[37]一文分析和概述了明朝治藏政策在宗教方面的表现以及变化,并分析这些变化产生的原因。邓前程在《藏区僧俗首领朝贡与明朝对藏主权问题辨析》[38]一文中,在比较分析元明清三朝治藏政策的同时,也指出了明朝治藏的非强制性特点,但是作者也指出了藏区僧俗首领定期与不定期进京朝贡在本质上是明朝行使藏区治权的一种表现形式。陈楠在《论明代留京藏僧的社会功用》[39]一文中,承认留京藏僧在明朝统治者治藏上起到的了一定积极作用,虽然以往的历史文献资料很少提到这部分人的消极影响,但不得不承认他们留在京城期间有着很大的社会功用,是明朝各代统治者治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积极作用不可忽视。

在《明朝借助藏传佛教治藏策略研究———与元、清两朝相比较》[40]一文中,作者探讨了藏传佛教与藏区社会的相关性。一提到宗教问题,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与之联系密切的民族问题。有明一朝,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不断地调整统治政策,特别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利用对藏传佛教的支持来换取藏区人民的信任和服从是相当明智的选择。故而,作者赞同藏传佛教的利大于弊这一说法。张治东的《明代藏区僧官制度探究》[41]一文,也是从正反两个角度入手,肯定了僧官的积极作用,但也绝不否认僧官制度给明朝经济和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这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2. 其他宗教

何孝荣的《论明宣宗崇奉密教》[42]一文,结合古籍史料与实物资料,论述了明宣宗时期推崇密教的原因、背景和作用,作者认为“ 仁宣之治”的出现与宗教因素不无相关,这不仅是明宣宗的个人喜好问题,还应作为政治政策加以考量。

() 民族关系方面

1. 蒙藏关系

马啸的《明朝与蒙藏地区政治互动模式初探》[43]一文,从政治互动的独特概念和角度展开论述,深度分析了明朝政府与蒙藏之间的关系以及形成所谓的招抚互动和武力互动两种模式的原因,并探究了形成汉藏招抚互动的背景、内容和影响,论述了在对待汉藏互动模式问题上的蒙古的态度与反应,也总结了明朝在治理边疆问题上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2. 藏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

邓前程和邹建达合著的《缘俗立教,加意诸羌———明朝一项重要治藏治策研究》[44]一文,强调了因俗而治的治藏政策,并指出当时的统治者敏锐地意识到应该加强联合与藏族联系紧密的诸羌族,这一点鲜明地体现了统治者的治藏策略。不论是经济扶持还是政治照顾,都是为了通过这些优待来笼络寺院和宗教人士,进而让他们更好地、更进一步地帮助明政府维护其政治统治。

赵现海的《洪武初年明朝、北元、高丽关系与地缘政治格局》[45]一文,分析论述了明朝中央政府与周边地区———北元、高丽的政治关系及地缘关系等,作者认为明朝政府与周边地区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对中央政府的态度,因此借分析周边关系类比明朝政府的治藏政策,并且借鉴和总结了一些较为乐观的经验,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明代的治藏政策对纳西族和藏族上层之间关系的影响》[46]是关于明朝治藏政策对纳西族以及与之交往密切的藏族上层贵族的影响方面的文章。作者杨福泉认为,纳西、藏两个民族通过长时间的交往,文化民俗互受影响,文化交流不断加深,随之而来的则是民众之间的交往,特别是有佛教作为两个民族之间交流的桥梁,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政府的统治,与此同时也为纳西族木氏土司所对占领藏区的治理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 其他

索文清与雍继荣合著的《多封众建,因俗以治———从历史文献文物看明代对西藏的治理》[47]一文,参照《明太祖实录》卷七九、卷九一中的相关内容进行阐述,并依据实例论证了明朝“多封众建,因俗以治”的治藏政策。黄伟《历代中央政府治藏方略的演变传承》[48]一文,着重论述了“多封众建,贡市与利”政策,强调其积极作用,肯定明朝治藏政策的积极性。在《论元明清历代王朝对西藏的有效统辖和治理———兼斥达赖集团等在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问题上的谬论》[49]一文中,作者卢秀璋在简要论述元明清三代治藏政策的积极作用的同时,重点斥责达赖集团抛出的谬论,并指出他们的行为最终只能是自食恶果,他们的恶意煽动绝不会影响民族团结。邓前程和徐学初合著的《务宜远人: 明朝藏地僧俗贡使违规私茶处罚的立法与实践》[50]一文,通过类比展开论述,其从明朝政府对藏区的经济政策入手,从规范交易保证交易顺利正常进行的角度对元明清三朝的政策进行对比,并以此体现明朝与前朝相比的鲜明的不同点,即以经济手段连番制虏,从而加强藏区政治的稳定。在《元明清时期的治藏法制略论———以“赔命价”的发展历程为视角》[51]这篇文章中,作者胡长云从法律角度分析了明朝的治藏策略,并且论述了元明清三个朝代不同时期的“赔命价”活动,指出因为明朝奉行的是“多封众建,因俗而治”的原则,所以在那一时期,“赔命价”活动的普遍存在并不稀奇。

三、小结

10 年来,学界对明朝政府的治藏政策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绩。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首先,继续收集和发现新资料、新方向仍然是很有必要的。相对于元代和清代治藏政策研究来说,有关明代治藏政策的专门性论著并不是很多,而且大多都是对前人研究资料的补充,对明王朝治藏政策的分析大多是站在历史学科的角度展开,明代治藏政策仍然有待于多学科的研究。比如,积极学习国外的先进科研成果,加强史料的挖掘和综合利用,通过史料的互证与互补提高明朝政府治藏政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其次,语言不通是研究考察的一大障碍。语言不通,导致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对很多治藏政策的内容只限于简单地论述,缺乏深入的分析,只能单一地阐述,不能将其置于不同的民族背景之下进行深入研究。虽然有关藏区政策的藏文史料记载很多,但其目前并没有被完全翻译成汉语,这就要求我们在今后要更加注重对精通汉藏语言及外语的人才的培养,并且要求他们具备一定的语言功底和历史功底。

致谢: 本研究得到西藏民族大学 2013 级研究生高水平人才培养计划的经费支持,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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