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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佛教信仰的变迁述略
来源:《史林》2007年第2期 作者:夏邦 点击数:2742 更新时间:2016-6-22

一 明初佛教存在状态的特征与分析

明初佛教信仰的兴盛,与太祖、成祖二祖对佛教的奖掖与扶持很有关系。大家知道,明太祖朱元璋与佛教缘分很深,他早年出家为僧的经历,使他对于佛教天然有亲近感。明太祖笃信佛家的因果学说,喜欢探讨佛教义理,经常与大学士宋濂等一起讨论佛法。①

明太祖在位期间为了弘扬佛教,还先后御制了許多论文和诗偈,《明太祖文集》中所收入的论佛的文章就有46篇之多,诗偈有数十首。此外,在《明史·艺文志三》中,还收录有明太祖《集注金刚经》1卷。明太祖几乎每年都要在南京的寺院启建法会。明人沈德符曾说“我太祖崇奉释教”,对佛教的礼遇“可谓至隆极重。”②明太祖对佛门寺院大加赏赐。有资料表明,洪武年间明太祖对南京天禧、天界、能仁、灵谷、鸡鸣、栖霞等国家大寺共赐赡僧田达500顷左右。③从明太祖对寺院田产的赏赐上,也可看出其对佛教重视的力度。

明太祖采取的是儒释道三教并举、三教调和的政治策略。具体来说,就是定儒教为国教,使它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力量,并且用科举考试的奖励机制来保证它的地位;将佛教与道教放在末流与辅助的地位上,一方面允许其存在发展,另一方面又加以严密的管理与控制。目的是使佛、道二教完全纳入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听命于王权的轨道上来。为此,明太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包括:设置系统的佛教管理部门,洪武初年就设立了善世院管理佛教,后来又设立了僧录司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同时各级地方政府也分别设立了同等职能的下级佛教事务管理部门。其次,建立完善了僧人的户籍制度、度牒制度以及考核制度,同时还严格限制佛教信徒的数量,规范佛教信仰者的行为,严格区分僧与俗的界限,等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管理措施是针对政府认可的佛教与道教二教的。对于民间的秘密宗教,比如说那时的白莲教、弥勒教和明教等等,明太祖所采取的政策是严厉禁止,坚决铲除。在《明太祖实录》中有多条镇压秘密宗教的事例,这儿就不再列举了。可以看出,明太祖确立的宗教控制机制是:以儒家信仰为主导,坚决依靠之;以佛教与道教为辅助,积极利用之;以儒、释、道三教为合法信仰资源,全面调和之;以秘密宗教为邪教祸根,坚决打击之。朱元璋之后的明代历史,基本上继承了这个控制机制。

明成祖与佛教的因缘也不浅,他对佛教的崇信比他父亲太祖有过之而无不及。成祖由燕王靖难起兵,最终继承大统,这个过程中功劳最大的就是一个和尚,法名道衍,俗名姚广孝。如果说没有僧道衍,就没有燕王朱棣的帝位,我觉得这种说法也不过分。继承大统的朱棣对佛教十分热心:他曾经御撰《神僧传》9卷,④要知道皇帝为佛门僧人作传,这在佛教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他还亲自写作《御制大乘妙法莲华经序》12篇、《佛菩萨赞跋》12篇、《圣朝佛菩蘸名称佛曲》50卷、《佛名经》30卷等与佛教相关的作品。此外,在《明史·艺文志三》中还有明成祖御制的《诸佛名称歌》1卷,以及《普法界之曲》4卷的著录。在佛教典籍的整理上,成祖除了多次刻印佛经外,在永乐十七年时下令编集禅宗语录,同时命僧道成、一如等八人校刊藏经,并于同一年下旨刻《大藏經》版2副,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南藏》和《北藏》,又诏令石刻1藏置于大石洞中,以利于日后经板磨损的校正。⑤

由这些事迹,我们可以想见成祖对于佛教的热忱与投入。还有记载称:永乐年间“京师聚集僧、道万余人,日耗廪米百余石”⑥明成祖还曾动用役囚上万人,在南京修建大报恩寺。另外,明成祖对于藏族的僧人也相当礼遇。有资料说:“至永乐而帝师哈立麻,西天佛子之号而极矣,历朝因之不替。”⑦

明初社会层面的佛教状况,从藏传佛教在中土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明代初期北京的喇嘛寺庙大约有10余所。较为著名的有大隆善护国寺、大能二寺、大慈恩寺、真觉寺、兴教寺等。当时居留北京的番僧究竟为多少,也没有一个详细的统计数字,总之数量很大。有史料表明,从宣德十年至正统元年,不过才两年的时间,已经裁减和准备裁减的藏传佛教僧人就达1100余人(仅限北京地区),保守地估计,那时常驻北京的藏传佛教僧人总数至少不低于2000人。⑧总之,明成祖在宗教政策上,还是完全遵照明太祖的既定方针在走的,即“依靠、利用、调和、打击”的8字方针。

我们看到,明代初期,由于王权强力有效,加上明初二祖的雄才大略,他们都致力于打造一个有序整齐的全能政府。政治权力重新确立的同时,也对信仰系统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重新进行了排序与确认。简单来说,就是以儒家信仰为主导,以佛教、道教为辅助的社会控制形式。这个控制机制的有效实行,就使佛教信仰的组织功能完全被政府的组织功能所代替,最终它被彻底置于道德教化的社会功能之下,也就是说“宗教仅仅服务于国家认可的道德教化使命”,国家政治的强控制完全取代了宗教信仰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控制功能。明初的佛教信仰表面上是繁荣的,但却是一个“国家严密控制下的宗教”信仰,包办的佛教,被取代的佛教。

二 明代中期佛教信仰的特征与原因

总的来说,明代中期的帝王,除了崇道排佛的明世宗外,总的来说都是崇佛的。但是,对于明代中期的佛教,很多学者都认为是一个低落期,不值一提。陈垣先生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曾说:“计明自宣德以后,隆庆以前,百余年间,教律净禅,皆声闻阒寂,全中土如此,不独滇黔然也。”陈垣先生此处“声闻阒寂”的判断,如果是用于社会层面的佛教信仰,显然是不合实际。

其实在明代,真正社会层面的佛教信仰,恰恰是在明代中期展开的。当时的一些资料可以表明作为一种社会信仰组织的佛教群体,其数量已经相当庞大。《明史》中仅泛泛而谈,说到(正统、景泰间)男女出家的人数达“累百千万”,说当时的寺院“遍满京邑,所费不可胜记。”⑨由明代官僚倪岳的《止给度疏》我们可以算出一个较详细的数字:明代天下有147个府,277个州,1145个县。按照成祖定的府40人,州30人,县20人的定额,天下僧道总额应当不过3700余名。而成化二年给度僧道1322百余名;成化十二年度133百余名;成化二十二年度2245百余名。其原因不论,单就数量而言,仅成化间所度僧道总数已达35万有余,再加以前累积的20余万,则全国总数则有50余万。⑩这个数字中无疑僧人是绝对主体。同时,宪宗成化年间,受封的法王与禅师的数量高达437人,喇嘛僧有789人,汉僧为禅师及善世、觉义等僧官者也有1120人。(11)另外,有记载说明武宗于正德二年(1507年)五月间,一天之内就度僧道4万人。(12)还有人统计,正统至天顺年间,仅京城内外就建寺200余所。(13)北京西山一区即有寺庵600余所,宛平一县即有寺院200余所,由此可见当时佛教社会信仰力量的发展壮大。

从明初至中期的佛教信仰,在这么可观的数量规模之下,为什么却说是“声闻阒寂”呢?这个说法很大程度上是从佛教信仰群体的质量角度来衡量的,而不是从佛教政策与社会民众信仰的角度来说的。明代中叶以来,自宣宗至穆宗(1426年—1572年)100多年间,佛教的各宗在人才上都日渐衰微,其中的原因有,一、明初确立的以儒学意识形态正统的政策,延至明中期时已有明显效果,大量的才智之士都被国家科举笼络,佛教信徒中缺乏高明之士;二、明中期僧侣队伍数量虽大,但整体素质不高,而明初僧侣队伍虽不庞大,但人员整齐,素质较高。

明代中期的宗教策略与控制形式,是沿袭明初的。但是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以儒家立国的政策,一方面有效笼络了天下的才智之士,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儒家信仰的日益功利化、理性化,信仰的失落加速了知识分子的分化。同时,我们也看到,佛教信仰力量的不断壮大,明代中期的皇帝不断下达禁止私创寺院、私度僧道的禁令,这恰恰说明佛教信仰的规模已经远远超出了明初设定的合法限度。这种屡禁不息,令行而禁不止的现象,表明了明代中期的王权已经失去了明初那样雷厉风行的权威。

明代中期各朝,虽然基本上坚持明初定下的宗教控制机制,但是总体的控制能力却日益软弱、失效。这样,原来被取消了的佛教信仰的组织功能有所恢复,社会信众也在日益扩大,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缺乏优秀人才的参与,所以明代中期的佛教信仰就形成了信众庞大,但缺乏组织领袖人物的局面。

三 晚明时期的佛教信仰状况与分析

晚明的佛教信仰状况与明代初、中期相比,从广度与深度上都有质的变化。明末文人谢肇淛曾说:“今之释教,殆遍天下,琳宇梵宫,盛于黉舍,唪诵咒吹,嚣于弦歌,上自王公贵人,下至妇人女子,每读禅拜佛,无不哂然色喜矣。”(14)可见社会整体上佛教信仰气氛之浓。另外,晚明时期,佛学已经完成了对理学的大规模侵入与改造,晚明时期的儒学,已经是骨子里的佛学。

有人将明末的佛教信仰的风起云涌之势,称为晚明佛教复兴运动。从僧侣佛教方面来看,特出的表现是明末“四大高僧”的出现。他们是,云栖袾宏(1535-1615年)、紫柏真可(1543-1603年)、憨山德清(1546-1623年)、藕益智旭(1599-1655年)。从面上来看,可以说明末的高僧大德、领袖人物层出不穷。

从圣严法师《明末佛教研究》中我们知道,自1500年至1702年的202年间,禅宗方面就列出了 117位高僧大德,其中临济宗60人,曹洞宗42人,法嗣未详的尊宿15人。自1595年至1662年的 68年里,禅人与非禅人编写的禅籍有60386卷之多,禅人非禅籍以外的著述有65269卷之多。由此可见“明末禅宗的隆盛。”(15)关于明末的净土宗,主要依据《往生净土集》、《居士传》、《净土圣贤录》、《西舫汇征》以及《新续高僧传四集》这5种资料,就统计到明代的净土教人物共达132位之多,明末的净土教著作有2471卷。(16)即便是一向较为冷门之唯识学,竟也有3068卷的著作。(17)通过以上列出的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晚明僧侣佛教信仰的兴盛。

明末佛教信仰的勃兴,不仅表现于僧侣佛教,在家的居士佛教信仰,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当时与僧人交往,谈学论道,礼佛参禅,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一种潮流。陈垣先生曾说过,“万历之后,禅风寝盛,士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与士夫结纳。”(18)当时的士人王元翰也曾说,“京师学道人如林”,不仅有大量的佛门僧侣,还有相当多的官僚士绅。他们“声气相求,函盖相合”,(19)显现出一派火热的佛教信仰气象。就连晚明四大师之一的藕益智旭也感叹道:“继阳明起,诸大儒无不醉心佛乘。”(20)这些都可反映出晚明士林对佛教信仰的热衷。我们从清朝人彭际清编著的《居士传》,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居士传》收录了中国历史上历朝的学佛居士,共计56卷。自3753卷,是明代居士的传记,所占分量在历代中是最重的。其中属于晚明居士的就有100零几人。

明末佛教界的4位大师,是弘扬佛法,带动居士佛教信仰潮流的4个枢纽。其中云栖袾宏的影响尤为深广与典型。他的《云栖法汇》中,初步统计云栖祩宏与文人士夫有书信往来者至少有100位,而其中绝大部分领有袾宏授给的法号,他们往往以俗家弟子的身份师事祩宏。(12)而且袾宏所交接者,不乏当时学界政界要员名流。与他同时的另一位高僧憨山德清曾对当时的盛况这样描绘:“师(袾宏)道风日播,海内贤豪,无论朝野,靡不归心感化。”(22)他还列举了当时投入祩宏门下的许多名公巨卿,这儿就不一一列举了。祩宏的弟子广润也说当时投师祩宏学佛者:“天下名公巨卿,长者居士,洎诸善信,无论百千万人。”(23)再以四大师中的憨山德清与紫柏真可为例略作说明。据《憨山老人梦游集》中《书问》中的资料粗略统计,与憨山德清有书信往还的达官贵人以及一般士大夫,其数量有110人左右。其中上自皇太后、亲王、相国、太宰、中丞、侍御等,下至各极地方官吏及普通士人,其佛法影响的范围相当广泛。(23)四大师的另一位,紫柏真可的全集中有书信往还的士夫居士也有40开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紫柏真可的倡导,得到一批士人居士的佐助,终于刻成了一部方册大藏经。可以说,方册大藏经最终能够刻成,是晚明僧侣佛教与居士佛教鼎力合作的结果。仅仅刻制一项就花了3万多两黄金。(25)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没有士大夫居士佛教信仰支持,是不可能做成这件事的。总之,明代末期的佛教信仰,无论是僧侣佛教,还是居士佛教,都十分繁荣。

晚明社会,集权松弛,党派纷争,社会动荡,人心散乱。对佛教信仰来说,明初以来的宗教控制机制几乎完全失灵。原先被限制的宗教组织功能,也发挥出来。再加上纷纷涌现出的佛教领袖人物,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无数的佛教组织。比如说晚明的4高僧,以他们为核心,其实形成了4张联系僧俗的、庞大的佛教信仰之网。这张网不仅包括朝廷一品大员,甚至连皇后也囊括进来了。再比如,晚明的文人结社,很多与佛教信仰有关系,例如以公安人袁氏三兄弟为骨干的葡萄社,就是一个以佛教信仰为主要动机,形成的官僚士人的结社。在这儿,我们看到,一旦国家全能主义的功能无法正常作用,政治控制能力有所松弛,社会所需要的正统信仰资源突然发生欠缺时,非正统非主导的宗教信仰就会乘虚而入,在制度性宗教的社会控制功能失灵的状况下,他们以前被取消以及被压抑的社会控制功能,这个时候反而才能尽情发挥出来。

在晚明这样一个天崩地解、急剧变动的时代,原先的宗教控制形式,即“主导与辅助”以及三教调和的形式,往往会转化为“正统”与“异端”的二元对立,造成社会的冲突与动荡。此时,宗教问题就会成为社会或政治的稳定问题所紧密联系的对象。这就难怪晚明历史上出了那么多的异端人物,以及异端事件,一切似乎表明大乱将至,一个崭新的拨乱反正的历史轮回即将到来。



注释:

①参阅朱元璋:《明太祖集》卷15《心经序》,黄山书社出版社1991年版。

②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7“释教兴衰”条,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③参见何孝荣:《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0页。

④《明史》卷98《艺文志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⑤参幻轮《释氏稽古略续集》卷3,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2年版。

⑥《明史》卷164《邹缉传》。

⑦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7“释教兴衰”条。

⑧参见陈楠:《明代藏传佛教对内地的影响》,《中国藏学》1998年第4期。有资料表明,宣德十年时,经过裁减以后的藏僧尚有400-500人,那么加上裁减的数量1100人,那么总数在1500-1600人左右。

⑨《明史》卷146《单宇传》。

⑩参照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77,倪岳《止给度疏》,中华书局1962年版。另王弘:《山志》初集卷4载,马端升有疏云:“成化十二年度僧十万,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万,并以前所度僧道,又不下二十万。共该五十余万人,其私自披剃者尚在外。”可见50余万的保守估计是差不多的。中华书局1999年版。

(11)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4《成化、嘉靖中方技受官之滥》,中国书店1987年版。

(12)转引自郭朋:《明清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页。

(13)参见《国朝典汇》卷234《礼部》23《释教》,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王弘撰《山志》初集卷4亦载:“自正统至天顺,京城内外建寺二百余区。”

(14)谢肇淛:《五杂俎》卷8,上海书店2001年版。

(15)参见释圣严:《明末佛教研究》,法鼓文化2000年版,第22页—55页。

(16)同前注,第94页—117页。

(17)同前注,第209241页。

(18)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34页。

(19)王元翰:《凝翠集》尺牍《与野愚僧书》,《丛书集成续编》第118册,上海书店1994年版。

(20)智旭:《灵峰宗论》卷43《阅阳明全集毕偶二则》,收于《藕益大师全集》。

(21)参见云栖祩宏:《莲池大师全集》,《云栖大师遗稿》卷1与卷2,福建莆田广化寺佛经流通处。

(22)参见《憨山老人梦游集》卷27《云栖莲池宏禅师塔铭》,福建莆田广化寺佛经流通处。

(23)参见《莲池大师全集》,《云栖本师行略》。

(24)参见《憨山老人梦游集》卷14

(25)参见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41《募刻大藏方册圆满疏》。此文中,钱谦益还述及方册藏的刻成因缘,正好可以说明此事之成,众士夫居士的热情襄助功莫大焉:“大藏之改梵夹为方册,自紫柏尊者上首弟子密藏开公始也。海内巨公长者主议倡导者则有若陆庄简公光祖、陈庄靖公瓒、东溟先生管公志道、祭酒冯公梦祯。紫柏法眷誓愿相助者,常熟缪布衣希雍、金坛于比部玉立,暨丹阳贺氏添江周氏沈氏。刻场初卜清凉,后移双径,既而恢复化城,订约化城贮板,楞严发经者中丞用先也。”见《四库禁毁书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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