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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政治史研究学术工作坊”第十四期纪要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766 更新时间:2018-1-5

201814日上午,由清史研究所主办的“清代政治史研究学术工作坊”第十四期在人文楼四楼大会议室举行。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贾建飞副教授以《罪与罚:乾嘉时期新疆的盗马案与司法中的法律多元》为题,向到场的老师和同学做了报告。本次工作坊由刘文鹏教授主持,胡祥雨副教授评议,董建中副教授、毛立平副教授、曹雯副教授、刘贤副教授及硕博士共二十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来自曲阜师大的吴佩林教授也专程参加了此次研讨。


本次报告主要分四部分进行。贾建飞副教授首先谈及了自己的问题意识与现有研究状况。大量关于新疆的录副奏折等犯罪档案中,大致分为命案和盗马案两种。在处理盗马案时有时甚至比命案的惩罚更重,足见马匹对于清廷的重要性与盗马案的研究价值。在逐渐统一新疆之后,随着内地移民的深入,新疆的社会渐趋多元。而对新并入版图的法律适用与适用原则和基础是什么,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以极富意义的盗马案为切入点为了解此一现象提供了独家视角。这正是选题的缘由与问题意识所在。虽然此前有许多关于新疆法律体系及其践行有许多成果面试,但稍有不足的是大多注重乾嘉之后的时段,而忽略乾嘉时期的流变。所利用的史料也以内地汉文资料为主,贾建飞老师则利用了大量非汉文史料还原了这一历史实相。

其次,贾老师简要概括了清代国家法律体系的多元化特性。清朝基于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法律传统相应制定和实施不同的法律。内地则延续明制制定《大清律例》,在北部与西北边疆针对蒙古人制定《蒙古律例》及《理藩院则例》,针对青海地区民族制定《西宁青海番夷成例》,针对西藏地区也多沿当地旧制。而新并入的新疆地区由于牵涉各族人口,该地区的法律适用更加多元。清廷既未制定一部统一的法律,也未将《大清律例》强制推行,而是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当地法律习俗,稍作修改。

再次,贾老师对文中盗马案涉及的“马”这一物资的重要性做了分析,阐释了盗马案为什么如此重要的原因。也对参与盗马案的各类人群做了分析。马匹是游牧民族的重要财产,也是重要的交通工具,甚至在游牧民族的文化和宗教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更是内陆亚洲游牧政权与中原农耕社会贸易的重要商品以及清廷在军事上的重要战略物资。马匹的丢失极易引发新疆当地的社会冲突,以及造成清廷在新疆地区军事力量的削弱。故而,清廷极为重视盗马案的处理。而随着新疆的统一,除原有的蒙、回等族外,内地移民的流入、土尔扈特的回归、布鲁特与哈萨克等族的跨越卡伦游牧,造成新疆人口结构呈现民族与文化多元的特征。而盗马案牵涉的这些人群,清廷的惩处办法也是因人而异。

最后,贾老师从蒙古人、回民、内地人、哈萨克与布鲁特等多个人群入手,逐一分析了清廷法律对所牵涉族群的法律适用的多元。根据盗取马匹数量及案犯的身份与主从之别,分别定以不同罪行。针对蒙古人,从归附时间、归附方式及维护统治的稳定几个要素考虑,清廷对不同群体的蒙古人采取了不同的法律举措。内外蒙古归附早,在盗马案中受到惩罚相对较轻。而较晚平定的漠西蒙古则受到相对更加严厉的惩处。由于土尔扈特的诚心归附,他们在同类案件中的惩罚也相对较轻。但要注意的是,这只是大体上的量刑原则。清廷更注重的是不同民族之间的盗马案,这类案件容易引发边境民族冲突,出于稳定统治的考虑,在土尔扈特偷盗他族马匹的案件中,案犯也会受到立即正法的严厉惩处,并没有什么法律特权。针对回民,也因盗者与被盗者的身份处以不同刑法。而且这些刑法也有前后流变,直至嘉庆朝死刑或许已经不在应用于回民盗马案的司法判决,这种刑案也不必再报给皇帝与朝廷。充分说明了回疆对于犯罪行为的定性与内地的法律传统日益接近。而对于内地人来说,盗取蒙古、回民马匹者,依据当地习惯法处理。而盗取其他民族的马匹者,由于没有现成的法律依据,并且出于维护民族稳定的考虑,皆处以立即正法的极刑。而针对哈萨克人和布鲁特人的盗马案件,亦参照回例将案犯当即正法。

贾老师总结到,与内地的立法相比较,新疆的立法尚不成熟,皇帝的个人意志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清廷在新疆没有制定统一的法律,反映了清帝国在面对新纳入的版图时所面临的的挑战与局限。不过有三点可以明确,其一是总体上,盗马案犯及被盗马匹者的民族身份,以及宗教信仰对于司法判决的结果比较关键。其二,乾隆时期,对于新疆境内盗马案犯的惩处比内地和蒙古等地都要严厉,对盗马者处以的刑罚基本上源自清律。第三,随着时间的流逝,到了嘉庆以后,无论是司法程序,还是对盗马案的定罪与处罚,都与内地的法律文化日益趋同。

随之,胡祥雨副教授对贾老师的报告作了评议。胡老师首先肯定了报告选题的新颖,采用新史料阐发新问题的新思路。并提出文章的选题可以再深入探讨,融入18世纪向19世纪的转变这一大背景之下,从而更好地回应“新清史”相关观点以及“嘉道中衰”等议题。而19世纪新疆地区的法律多元化的削弱,与汉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内地元素又是如何影响这一进程的,这也是更加值得探讨的问题。同时,胡祥雨老师还建议可以着重分析“马”的重要意义,并结合实际的“马价”分析清廷为什么重视盗马案件的审理。

活动的最后,在场师生就清代“律”“例”的概念与实质、“马”在清代的重要意义、十八到十九世纪的时代转变、“盗马案”的特殊性、“盗马案”的数量统计、“盗马案”与清代边疆管理体制的关系、内陆边疆与海疆管理体制的异同、回疆的贸易、民族冲突与边疆治理等诸多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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