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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光锐:20世纪初德国的涉藏活动和西藏政策考析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1171 更新时间:2018/6/21
原文出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京)2017年第20173期 第123-134页
作者简介:赵光锐,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地址:南京市汉口路22号 210093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英国与早期西方人西藏形象的塑造及其当代影响研究”(14CGJ024)、2013年教育部青年项目“德国的西藏形象:历史演变与当代影响研究”(13YJCZH264)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德国/西藏/涉藏活动/西藏政策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于英、俄在中亚的激烈争夺,西藏成为现实的战略地区。虽然在西藏从来没有直接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但是德国也表现出了对西藏的极大兴趣,涉藏活动急剧增加。这是历史上德国涉藏活动极为活跃的时期,其西藏政策也发轫于此。德国在远东积极争夺势力范围,但由于进入殖民行列较晚,大大落后于其他列强,因此德国奉行的政策与美国相似,即“门户开放”和“利益均沾”。德国人既表现出在中国积极扩张的热情,又力图保持中国领土的完整,尤其是对那些还没有能力施加影响的地区,德国坚决承认它们是中国的一部分。德国明确反对西藏和蒙古脱离中国,反对英、俄将它们发展成独占的利益范围。西方尤其是德国的学者对德国历史上的一些涉藏活动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于德国摩拉维亚教派传教士在西喜马拉雅地区①的活动与纳粹时期的西藏考察和探险。②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有频繁的涉藏活动并最早明确表达了德国的西藏政策,但相关的研究还较为薄弱。20世纪初,德国的涉藏活动主要体现为两种方式:一是频繁的西藏及周边藏区考察和探险,③二是在与英、俄交涉中明确宣示其西藏政策。德国人还试图与西藏上层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一战期间甚至企图在拉萨设置一名德国代表,但都以失败告终。


一、20世纪初德国人在西藏地区的活动


历史上,考察和探险是德国人直接接触西藏的主要途径,也是德国涉藏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20世纪初,当时的英印总督寇松曾说:“在今天亚洲的中心地区还仅有一块神秘之地,也是19世纪唯一留给20世纪进行研究的神话,它就是西藏和拉萨。”④因此中亚和西藏成为欧洲探险者最热衷、最能为他们带来荣誉的地区。20世纪初是西方人在西藏考察、探险、游历等的“黄金时期”,也是西方大规模获得西藏信息的关键时期。这段时间进入西藏或在西藏周边活动的西方人大规模增加,获得西藏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也有巨大提高。借助于在西藏地区的殖民活动及其在科学、文化上的霸权地位,英国成为西方人的“西藏知识”的主要生产者和提供者。以英国的皇家地理协会和皇家亚洲协会为核心,西方各国对西藏感兴趣的各色人物形成了一个“西藏圈”,有关西藏的各种信息可以在这个圈子中迅速传播和交流。⑤每当某一探险者从西藏归来,这个圈子中的人物都会争相邀请他到本国演讲或授予其某种荣誉,他的作品也会很快被介绍到本国。这个圈子中比较知名的人物包括:英国的寇松(George Curzon)、荣赫鹏(Francis Younghusband)、贝尔(Charles Bell)、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钱达拉·达斯(Sarat Chandra Das),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大卫·妮尔(Alexander David-Neel),德国的埃米尔·施拉君特怀特(Emil Schlagintweit)、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菲尔希讷(Wilhelm Filchner)、舍费尔(Ernst SchpastedGraphic.pngfer),意大利的图齐(Giusepppe Tucci),美国的柔克义(Woodville W.Rochkill)等。他们在西藏考察和研究上,既相互帮助、分享信息和成果,又彼此竞争,其中英国人居于主导地位。德国人也不甘落后,加入了欧洲列强到中亚和西藏考察的竞赛且收获颇丰,其吐鲁番研究和藏学研究迅速发展,成为英俄的一个重要竞争者。


德国的藏学研究在19世纪末逐步发展起来,重要的贡献者是德国摩拉维亚教派的传教士。这个教派自1856年开始在靠近西藏西部边境只有120公里的拉合尔地区(Lahoul)建立了众多传教点,致力于向西藏人传教。他们在西藏边境的活动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是历史上在西藏地区活动最持久、规模最大的一个德国人群体。出于传教需要,一些德国传教士对西藏的语言、文化、宗教和社会进行了深入观察和研究。通过“传教旅行”他们了解和收集当地方言、民俗和地理的情况,也收集各种人类学物品。他们每次“传教旅行”之后,一般都会写成报告,寄回海伦胡特的总部,发表在《兄弟会传教通讯》上。他们从西喜马拉雅带回德国大量的信息,既有给总部的报告,也出版了众多的书籍和文章。传教士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翻译出版藏语《圣经》,这项工作持续了近一个世纪。1902年他们将《新约》译成藏语,同时开始翻译《旧约》,1948年完成了全部《圣经》的藏语翻译。⑥


弗兰克是该教派研究西藏的代表人物。他1896年来到当时的拉达克王国首都列城(Leh),后在西喜马拉雅地区生活了14年。除研究藏语,他还重视收集和发掘当地的历史和文化资料,尤其是拉达克地区的口头历史,涉及考古、民俗和史诗。他有大量关于西藏语言、历史和文学的作品,也出版了许多有关西藏风俗习惯、民歌、传说、谚语和游戏等的著作。1907年,他的重要著作《西藏西部历史》在伦敦出版。1922年他取得了柏林大学的执教资格,1925年晋升为教授,成为德国大学中第一位藏学教授。藏学正式在德国的大学中成为一门学科。⑦


摩拉维亚教派的传教点是不少欧洲人在喜马拉雅地区考察和探险的重要落脚点和中转站。他们还可以从传教士那里获取各种有关当地的地理、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信息。1856年,德国的施拉君特怀特兄弟(Schlagintweit)进入拉达克考察,得到了传教士们的热情帮助。后来的捷克人斯托利茨卡(Ferdingan Stoliczka)、匈牙利人伯仁采(Ladislaus von Berenczay)、奥地利人特洛尔(Josef Troll)等都得到过德国传教士的接待和帮助。1901年和1906年,瑞典人斯文·赫定进行西藏探险时,到访了德国传教士在列城和波城的传教点。赫定还在列城与德国传教士们共度了1901年的圣诞节。⑧他从传教士们那里获得了极为宝贵的拉达克地区的气候资料。这些气候学资料是传教士们长达50多年坚持不懈观察和记录的结果,成为赫定对西藏气候考察和研究的重要补充。1906年,赫定在德国传教士的帮助下,做了各种准备,从列城出发进入西藏南部,到达了扎什伦布寺。赫定在其作品中经常提及自己所受的友好接待。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印度的德国传教士成了俘虏。德国人在西喜马拉雅地区的活动就此结束。作为英德间交换俘虏的一部分,1916年他们被换回德国。


1898年12月,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给正在中亚考察的斯文·赫定写信说:“(西藏)的东部边缘地区亟待研究,喜马拉雅的东部末段,尤其是被各条大河的上游所环绕的地区依然无人知晓;对黄河源头的东南部地区的研究也是一个空白。”⑨他希望赫定能弥补这些空白。李希霍芬的论断可以说来自他作为出色的地理学家的直觉。多数西方考察者把目光集中在西藏中心,尤以拉萨为目标,但是西藏周边的青藏高原地区在地理学、动植物学和人类学等方面也蕴含着巨大的价值。由于李希霍芬在德国地理学界的权威地位,他的观点极大影响了德国对我国西藏及其周边的考察。


总体上,西藏东北面的青海藏区是20世纪初德国人探险的重点,核心是青海湖和黄河源头之间的地区。此前,俄国的一些探险者如普热瓦利斯基、罗布洛夫斯基、库兹洛夫等都到过这一带活动。1898-1899年,德国的福特尔(Karl Futter)与赫德勒(Holderer)考察了新疆和青海地区。他们先考察了哈密南北地区和肃州,⑩1898年8月又从西宁出发,到达青海湖,在青海湖南岸地区进行了详细的地理学考察和测量,然后进入黄河上游,考察了拉卜楞寺和塔尔寺。1900年福特尔出版了记述此次考察的报告《西藏东北部的喇嘛和人》。(11)他们还进行了大量地理学摄影,绘制了青海地区的地图。福特尔1903年出版的《西藏东北部地理概况》一书附有两幅考察地图,异常精确美观,沿途的山脉、湖泊、河流、草地、森林、寺庙和居民点皆有详尽标注。(12)福特尔还考证和修订了俄国探险者对该地区的描述和测量上的错误。


威廉·菲尔希讷是20世纪初德国西藏探险的“真正领袖”。(13)他与斯文·赫定都是当时德国探险者的偶像,是最早进入西藏中心地区的德国人。他在1927年的考察中曾渗透到离拉萨不远的那曲,但是被发现并被强制离开。(14)1904-1905年菲尔希讷进行了第一次西藏考察。他先到兰州再转西宁,考虑到可能会遇到危险,菲尔希讷将妻子留在西宁。在西宁他雇佣了八名马夫和一名懂果洛(Ngoloken)方言的向导,购买了45匹马,租借了30头牦牛托运物资。甘肃地方政府派遣一名官员和四名士兵保护他们。1904年6月他从西宁出发,经哈拉库图、托索湖,进入黄河源头地区。在鄂陵湖附近过黄河,沿南岸东行,10月初到达川北松潘,行程近两千公里。考察的地区主要位于今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当时以果洛人居住区为中心的青海藏区和西藏的东北部地区依然被欧洲人视为“中亚地图上的空白点”,他认为自己的一大成果就是穿越了果洛人居住区,1884年俄国探险者普热瓦利斯基到达过此处。(15)菲尔希讷认为,这一藏人部落以喜欢抢劫而闻名。一天夜里,某个果洛部落抢走了他的大部分马匹和牦牛,而几天后他却受到了另一个果洛部落的友好接待。1906年,他专门出版了讲述果洛人居住区的考察报告《玛沁之谜》。(16)他的一项主要工作是进行地磁测量。考察中他共建立了42个地磁观察点,观测地磁和磁偏角,每天记录当地的气温和空气湿度。他确定了22个重要地点的经纬度,600个地点的海拔高度,并收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等。


1905-1908年,塔佛尔(Albert Tafel)进行了一次赴青海一带的考察。他考察了塔尔寺,到达了青海湖和黄河源头地区,所做的主要是地貌学研究。1907年,经日本人寺本婉雅(17)介绍,他拜见了准备前往五台山而暂住塔尔寺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并为他拍摄了照片。塔佛尔后来出版了记述此次考察的游记《我的西藏旅程》。(18)塔佛尔还带了一名叫宝德札(Bordja)的西藏人回德国。1920年这名西藏人与塔佛尔的女仆结婚,在斯图加特附近的阿斯贝格居住了多年,后来不知所踪。1943年,德国西藏考察者贝格尔(Bruno Beger)还专门写信给阿斯贝格的天主教机构,打听这名西藏人的德文名字和去向,说很想跟这位“唯一生活在德国的西藏人”建立联系,但没有得到具体消息。(19)


20世纪初,瑞典人斯文·赫定对德国的西藏考察和研究影响很大,是德国西藏探险者的偶像。赫定的大学时光在柏林度过,师从李希霍芬。赫定具有很强的亲德思想,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都坚定站在德国一边。他曾得到威廉二世五次接见,更与希特勒和第三帝国关系密切。他的演讲和各类作品是20世纪初德国人获取西藏信息的重要途径。每次西藏考察后,赫定都会到德国巡回演讲,并受到盛大欢迎。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有德文版,主要由莱比锡的布罗克豪斯出版社(Brockhaus)出版。(20)这些作品是德国探险者们的必读书,更是畅销书。赫定以在中国新疆的探险而闻名,但他对西藏的考察和研究同样重要。事实上,西藏是他后半期探险活动的真正中心。1900年,他从新疆进入西藏北部,化装成商队的一员向西藏南部渗透,但在距离拉萨几公里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强制离开。未能进入拉萨成了赫定探险生涯最大的遗憾。(21)1905-1907年,赫定又从印度入藏,到达了西藏神山冈仁波齐峰和圣湖玛法木错,成为最早进入这一地区的欧洲人。考察了印度河源头地区后,他继续东行,1907年2月幸运地到达了日喀则,受到九世班禅的友好接待。在扎什伦布寺,赫定见证了藏历新年的盛大庆典。(22)


二、德国人与中国西藏建立直接联系的企图失败


20世纪初,清政府在西藏地区实行了更为严格的封闭政策,实际上是禁止任何外国人进入西藏,对于西藏地方政府与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的接触尤为敏感。虽然许多欧洲人到西藏地区考察、探险和传教,但始终没有建立起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直接联系。有的德国人试图打破这种局面。例如藏学家埃米尔·施拉君特怀特就试图与达赖喇嘛建立直接联系。埃米尔是德国早期最知名的藏学家之一,他和耶什克(Heinrich August JpastedGraphic.pngschke)被公认为德国藏学的创立者,著作《藏传佛教》和《西藏诸王》都很有影响。


埃米尔认为,在西藏的各大寺庙中保存着众多早期的佛教经典,包括许多来自印度的原始文本,但是外界无人知晓这些文献的真正状况,这是藏传佛教史研究的缺陷。于是他在1901年用藏语给当时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写了一封信,希望达赖喇嘛能给他一份西藏各大寺庙所藏佛教文本的名单。但是他面临着一个首要问题:如何让信到达拉萨?他知道,“要想把信发往拉萨只有一条途径:通过中国外交当局的斡旋”。(23)


为了让信到达达赖喇嘛手中,埃米尔动用了一切关系和力量,包括帝国总理、德国驻北京公使、英印外交部、美国驻北京公使馆、美国藏学家柔克义、英印西藏探险者钱达拉·达斯等。通过柔克义和德国、美国驻北京公使,他甚至接通了与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的关系。1902年5月26日,奕劻给美国公使一封信,答复柔克义为埃米尔所请之事。他说,已将埃米尔的信交给在拉萨的驻藏大臣,驻藏大臣将会转交给达赖喇嘛,一旦有什么消息,将会告知美国公使。(24)虽然有了奕劻的保证,中间柔克义和美国公使也多次催促,但是埃米尔给达赖喇嘛的信却石沉大海。


埃米尔并没有放弃,之后他又给英印总督写信希望能获得帮助。但是1902年10月英印外交部给他回信说:“达赖喇嘛的政府最大限度地避免与印度政府及外部世界有任何的接触,让他们留意你所请之事的最好途径就是借助中国在拉萨的驻藏大臣。印度总督非常遗憾,他无法为你的请求提供更满意的答复。”1904年,英国侵藏战争爆发,西藏的形势急转之下。2月,柔克义给埃米尔写信说:“英国的考察(指英国的侵藏战争)恐怕会延迟甚至阻止我们渴望的答复。我会尽可能地不断提醒他们关于信件之事。我希望事情会好转,并很快能听到来自拉萨的消息。”(25)但是这件事也不了了之了。


动用了如此众多的关系,经过了近三年的努力,埃米尔却没得到来自拉萨的一丝回音。可见,在英国1904年侵藏之前,欧洲与中国西藏之间的直接交流是不存在的。埃米尔通过此事也得出结论,认为达赖喇嘛的权力“少得可怜”,这种状况可以从英国议会关于西藏的报告中得到印证:英印总督寇松送给达赖喇嘛一封信,却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答复说,这不是达赖喇嘛能左右的事情,驻在拉萨的“中国代表”——驻藏大臣,禁止他与英印有直接的往来。埃米尔认为,这是达赖喇嘛对自己拥有太少权力的“自我批评”。(26)


三、20世纪初德国政府对中国西藏政策


德皇威廉二世对中亚和西藏很感兴趣,信息主要来自斯文·赫定。1903年,威廉二世接见他时说:“你对我来说并不是外人。我一直对你的中亚考察怀有极大的兴趣。你每次寄给我的旅行报告,我都读过。我尤为感兴趣的是你发现的那个移动的湖(罗布泊)。你发现的那个文明(楼兰)大概有多古老?”1909年西藏考察后,赫定到柏林专门为威廉二世及德国的重要人物做了一场关于“穿越喜马拉雅”的报告。威廉二世要赫定给他一份大幅的中亚地图,并说:“这样就可以矫正我的旧亚洲地图了。”一战爆发后,德皇曾对赫定说:“西藏是世界上极少几个能躲过这次战争的地区之一。”(27)


1902年5月27日,德国驻北京大使馆给帝国总理的报告涉及了中国管理西藏的情况,可以反映德国官方对当时西藏的认识。该报告说:“中国在西藏驻有一名较高的满洲官员作为驻藏大臣(Residenten),他负责监督西藏对中国的进贡义务。通过这位中国驻藏大臣,信件将会被转交给拉萨的负责政府事务的决定性人物。英国军官鲍威尔(Bower)在几年前去过西藏,并担任英国使团的警卫军官,按照他的描述,达赖喇嘛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他对这个‘地方’(Das Land)的政府事务还没有太大的影响。”(28)可见,当时德国官方有关西藏的信息主要来自英国。1904年的英国侵藏战争以及之后所谓“拉萨条约”签订问题引起了德国政府的关注。“拉萨条约”的内容最早由德国资助的《胶州报》披露。德国公使即向英国外务部询问是否确实,得到肯定答复之后,德国尤其指出该条约第九款将会使英国有别于其他列强而在中国内地享有特权,与利益均沾之原则相悖。英国人对德国人反对“拉萨条约”极为不满,认为德国在1900年与英国订立《英德协定》之后,为取悦俄国,向俄国表示协定不包括满洲在内,对俄国视蒙古、伊犁为保护地也不加指责,但是现在却极力反对毫无利益瓜葛的“拉萨条约”,显然是“强为干预”和双重政策。(29)


1905年10月,德国驻北京大使馆向帝国外交部提交了一份题为《英国人视角下的西藏问题》的特别报告,详细分析了英国的西藏政策。(30)从该报告来看,德国政府并非对西藏本身感兴趣,而是出于与英国对抗和防止英国在中国发展独占的势力范围考虑。就其掌握和了解的西藏信息而言,却是直接来自英国人,而且很多都不准确。1907年,英、俄签订了《西藏协定》、《波斯协定》和《阿富汗协约》三项条约,统称《英俄协约》。(31)英、俄在中亚的争夺达成妥协,目的是将主要力量放在欧洲,对抗德国。德国人自己也认为,“对德国的担忧是达成关于阿富汗、波斯及西藏条约的主要原因”。(32)对于该协定,德皇威廉二世也认为:“的确,把一切都考虑进去,这是针对我们的。”(33)德国人没有料到,他们的扩张居然间接暂缓了英、俄对中国西藏的争夺。


从1910年开始,德国人对西藏、蒙古和东北等中国边疆问题的关注急剧增加。德国人通过各种渠道刺探和了解英、俄在蒙古和西藏的行动以及中国的反应,核心是关注自身权利尤其是商业利益是否会受损。德国驻伦敦、北京、莫斯科和东京的大使馆频繁向外交大臣和首相提交公文,报告和分析英、俄等在中国边疆地区的活动。其中,《俄蒙协定》和“西姆拉会议”最让德国关注。1913年5月,德驻北京公使给首相的公文提到:“关于蒙古问题,俄国公使告诉我,俄人固然肯许中国政府对蒙古有一种宗主权,但同时要承认后者的自治。”威廉二世在此句话后加了一个批注:“这样就完了。”(34)与俄皇一样有着攫取领土欲望的威廉二世,一眼就看穿了俄国人的把戏。“宗主权”和“自治”不过是欧洲列强在瓜分土耳其或中国这样的东方帝国时所用的障眼法,也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英国在西藏所用的政策与俄国在蒙古所用的手法毫无二致,都是承认所谓中国名义上的“宗主权”,同时换取中国承认这些地方“自治”,以此排除中国对西藏、外蒙古的实际控制,他们则乘虚而入。因此,在德皇头脑中,蒙古、西藏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或者至少处在中国的实际影响之下,列强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把它们据为己有才是关键。


“西姆拉会议”极大吸引了德国人的目光,1914年4月15日,外交大臣雅哥给驻伦敦大使李绪诺夫斯基的公文透露:“德国舆论对中国外围地区,特别是西藏与蒙古的下一步命运已经表示特别的兴趣。这在国会预算委员会讨论中曾屡次明显地表示了。虽然德国在蒙古只有极有限的名义上的利益存在,在西藏实际上没有利益可言,但是这些中国的外围地区发展成为某一个国家的独占利益范围,且在该范围内德国商业将来有参加的可能,似乎仍是不希望的。”可见,德国虽在中国蒙古和西藏没有重大利益,但是出于将来参与这些地区商业活动的考虑,反对英、俄将它们变成独占的利益范围。雅哥还推测,将来英、俄交涉的基础可能是:英国承认俄国在外蒙古及其他俄中边界地区有优越地位;俄国放弃不承认西藏是英国的利益范围的立场。他要李绪诺夫斯基查明,英、俄之间是否真有这样的协定,如果存在,德国必须要立刻向英国表明,这将会对德英关系的发展造成严重后果。(35)


之后,李绪诺夫斯基多次会见英国外交部的尼顾逊和兰格来,希望获知“西姆拉会议”的确切情况。他向首相报告说,这两位先生不反对蒙古包括在中国的宪法关系中。当他偶然地列举“中国外围地区”提及西藏时,他们都声明西藏不可能作为中华民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李绪诺夫斯基向他们强调,德国与中国商约的权利也适用于“一切外围地区”,包括西藏在内,且对俄国的立场也适用这件事。(36)


由于无法获知“西姆拉会议”的真正情况,德国人对英国使西藏脱离中国的企图日益担忧。因此,1914年6月,德国政府第一次明确表达了他们的西藏政策。6月5日,德国驻英大使李绪诺夫斯基就“西姆拉会议”事向英国外交大臣葛雷提出:“我们极要知道,这个条约是否有使西藏本部完全脱离中国的目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以表示帝国政府的立场:我们一贯承认西藏,像其他中国外围地区一样,是中国的一部分,因此必须坚持,即中国通过一八六一年九月二日商约第四十条所给与我们无限制的最惠国待遇权利,现在像过去一样,也适用于西藏。关于蒙古,我们去年十一月对俄国政府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此外,一九○七年八月三十一日的俄英协定明白地承认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37)可见,威廉二世时期,德国对于西藏和蒙古持相同的政策,即明确承认是中国的一部分,反对英、俄使它们脱离中国。


德国的这一立场既是出于与英、俄对抗的考虑,也是德国对华总体政策的体现。1914年4月德国外交大臣向驻伦敦大使阐述了德国的对华政策:“我们必须积极地工作反对回到在华利益范围政策的企图……中国的情形不能与亚洲的土耳其相提并论……很明显的,如果日后中国被瓜分为新的国家和关税地区,我们实质上将一开始就比我们的竞争者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因为我们不像他们是中国的邻居。因此,我们在华政策必须在任何情况之下以保持中国的完整及在全中国为我们的商业维持门户开放为原则。”(38)所以,保持中国的完整并非德国政府“同情”中国,而是由实际利益决定的。在20世纪初列强对远东的争夺中,德国是“后来者”,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和“利益均沾”也是极其有利于德国维护和实现在华利益的政策选择。维护中华帝国的完整性尤其是反对西藏和蒙古等中国的“外围地区”脱离中国,成为威廉二世时期德国带有战略性的对华政策。


“一战”爆发后,西藏进入了德国政府的政治视野,认为在对抗和削弱英国在中亚统治的行动中,西藏有一定的利用价值。1918年,德国政府在一份关于中国政策的报告(BArch,N2311/46)中提出:“鉴于我们在中亚的行动,应该允许在拉萨有一个德国代表作为前哨,以应对英国在印度的地位。”“在中亚的行动”是指,1915年德国派遣外交官海恩梯希(Werner Otto von Hentig)率使团到阿富汗,鼓动当时的统治者阿米尔·哈比如拉反对英国,并挑动印度边界部落起义。(39)德国也暗中支持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以此引起印度的混乱。(40)总体目标是让更多的英、俄军队滞留中亚和印度,不能投入欧洲战场。德国企图在拉萨设置一个代表,作为他们在中亚行动的情报点和前哨,以对抗英国在印度的势力。但是德国很快战败,这一计划也就无法实施。


历史上,英、俄是侵略中国西藏的主要国家,德、法、意等一直是次要国家。所谓“次要”,是指他们对西藏没有直接的领土要求,也没有实际的侵略活动。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的西藏考察、探险和研究没有政治和殖民主义的色彩。德国人在中国广大地区的考察探险一方面是出于科学研究的目的,一方面也有收集情报、对抗英国与俄国的考虑。有些考察和探险的人甚至直接充当了侵略中国的先锋。例如,李希霍芬通过他在中国的地理考察,直接上书俾斯麦,建议夺取台湾或舟山群岛作为德国在远东的立足点。西藏研究者菲尔希讷曾长期在德军总参谋部地图部工作,主要任务是为德军参谋部绘制和提供精确的中亚和西藏地图。


由于在西藏地区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优势,德国人在西藏及周边地区的活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英国或俄国的帮助,德国人的活动体现出既与英、俄合作又与他们竞争甚至对抗的特点。德国传教士在西喜马拉雅的传教活动就依附于英国在当地的殖民统治,而英国人也利用德国人的传教活动推进殖民统治,双方各有所求。英国的支持是德国传教士能在当地站稳脚跟并开展活动的根本保证。德国传教士日常遇到的问题都要由英国人出面解决。另一方面,英国在西喜马拉雅地区的统治尚未稳固,他们需要对这一地区进行渗透和监视。德国传教士长居于此,并有许多传教点,他们经常深入西喜马拉雅的偏僻地区,能广泛地接触当地居民,可以掌握和收集当地的最新信息和情报,这正是英国殖民当局迫切需要的。英国人专门指派了一名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与德国传教士们保持密切联系。他定期“拜访”卡耶朗的传教点,并询问各种情况。(41)英国人也希望喜马拉雅地区的居民接受欧洲文明,这是殖民政策的一部分,德国传教士的活动无疑可以起到这种效果。德国传教士对藏语和西藏文化的研究,也能增进英国人对西藏的了解,有利于殖民的扩展。因此1881年英国人支持德国传教士耶什克将他的《藏德词典》译成《藏英词典》,并负担了全部出版费用。1898年,德国传教士海德(August Wilhelm Heyde)移居大吉岭,他承担了英印政府的任务,研究藏语并修订钱达拉·达斯的《藏英词典》。(42)英国人还把德国传教士所办的学校和医院都纳入了英国殖民当局的管理和殖民体系中。但是这种互利和友好的关系取决于英德两国关系的总体状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所有在印度的德国传教士都成了英国人的俘虏,德国人不得不结束了他们在西喜马拉雅地区近六十年的活动。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人一般站在另外一种立场上看待英国在喜马拉雅地区的殖民活动,因此德国学者的著作更能揭露某些事实。1880年和1881年,埃米尔出版了两卷本巨著《印度》,其中一章专门介绍印度的北部边境。埃米尔一开始就详细介绍了英国在喜马拉雅地区渗透和扩张的历史。在叙述这段历史时,埃米尔完全不像当时的英国学者甚至德国传教士那么吞吞吐吐、掩盖事实。埃米尔注意到了英属印度在19世纪末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当代一个特别的问题是,印度北部边境的群山能否抵挡从中亚而来的对印度的攻击。在本世纪初,这个问题只是政府圈子的人思考,学者们在著作中稍有提及。现在,这个问题又开始大量出现在书籍和文章中,报纸上也在不断讨论。”埃米尔引用英国蒙哥马利爵士的话,阐明了英印的北部边境战略:“在两个大帝国之间,再也没有比穆斯塔克或喀喇昆仑更好的边界了,这是任何军队都无法跨越的。”(43)在第2卷的最后,附有一张印度地图,这是埃米尔根据当时英印测绘办公室(Surveyor General's Office)的最新地图绘制的。在该图中,1881年的中印东段边界并不是现在所谓的“麦克马洪线”,达旺及其周边地区完全划在中国一侧。英国和印度当局后来悄悄改画了某些地图,尤其是中印东段边界地图。(44)但是早期德国涉及西藏的正式地图一般都是依据当时英印政府的权威地图绘制的,保持着原貌,不存在被改画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一时期德国官方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些德国探险者也对英国的侵藏政策持批评态度,但是他们实际上却倾向于认为西藏是一个“独立王国”。他们把清末中国在西藏巩固统治和伸张主权的行为视为与英、俄一样,是在争夺西藏。他们并不同情中国,仅仅把中国看作是在争夺西藏过程中失势的一方。例如,菲尔希讷1906年出版的《玛沁之谜》的最后,附了一张极为怪异的西藏略图。西藏地区被用“国界线”标出,但在西藏的边界内却又印上了“中华帝国”(Chinesisches Reich)的字样。(45)1906年,赫定成功渗透到了日喀则附近,但是很快被一名从拉萨赶来的中国官员阻止。经过几天的软磨硬泡,赫定还是没有获得到日喀则的许可。没有办法之余,赫定拿出了一本中国护照。中国官员看后,责备赫定说:“您要是早点出示这个证明,我们就用不着费这么多周折了!”赫定回答:“因为这个护照是在新疆而不是西藏签发的。”中国官员说:“在这儿也完全有效。您有一本有效的中国护照,因此您即刻起处于中国的保护之下。”他们允许他继续前进,到扎什伦布寺参观新年庆典。赫定满带感激而惊异地说:“真是应该感谢中国驻伦敦公使,是他让中国政府给我签发了这个护照。但是我从未相信,它会对我有一丁点用处,毕竟这个护照是完全在另一个国家而不是西藏签发的。”(46)在赫定这位欧洲人的观念中,护照的签发是现代民族国家主权的体现之一,中国根本就是不同于西藏的“另外一个国家”,中国的护照当然在西藏不起作用。当中国护照真的在西藏也有效时,赫定当然会惊异于事情的“奇妙”。


在对藏传佛教观察、描述和评论中,他们大多从德国新教的视角进行理解和评判,经常将藏传佛教与罗马天主教进行类比。1898年,福特尔考察了拉卜楞寺和塔尔寺后评论说:“这些寺庙是一种较高级的文化中心。有时这种较高的地位会被滥用。它们可以用来传经布道,年青僧侣们在这里学习读写,研修经文。寺庙对它势力范围内的族群和村民有很大影响,向他们征收赋税,用强力获取慷慨的捐赠。尤其在西藏南部,僧侣更是吸血鬼和放高利贷者,他们甚至可以让欠债者变为农奴。寺庙里富有的喇嘛们要占有奢华的装饰、镀金的法器和纯金的神像,对这个民族来说,这是痛苦的折磨。”“喇嘛们努力保有手中的权力,他们对于牧民的影响也很巨大;他们知道,应该将进步保持在最缓慢的速度上,任何外部文化的渗透和对现有状况的改变,都是他们最强大和最让他们恼怒的敌人。”(47)这些观察和评论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时西藏及周边藏区宗教和社会的现实状况。总体上,20世纪初的德国考察者对西藏、藏传佛教持一种批评的态度,这与后来的尤其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德国考察者们明显不同。20世纪40年代以后,到过西藏及周边藏区的德国人开始对西藏、藏传佛教等持普遍赞赏的态度,甚至有将西藏神话化和虚幻化的倾向。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藏在德国人心目中已经从一块野蛮、荒凉、落后的高原之地变成了仁慈、智慧、幸福的人间天堂——“香格里拉”。西藏的形象在德国人心目中经历了从被丑化和妖魔化到被美化和神话化的变迁,这也是整个西方的西藏形象变迁的一个缩影。(48)


总之,20世纪初,德国的远东政策力图维护中国的完整性,承认西藏、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而魏玛共和国时期和第三帝国前半期都延续了这一政策。该政策直接对抗了英、俄使西藏和蒙古脱离中国的企图,客观上起到了维护中国完整性的作用。但是这一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德国在华殖民利益的最大化,本质上与英、俄等列强并无不同。科学考察、传教、游历等是历史上德国人直接接触西藏的主要形式,德国的藏学研究也建立在这些活动之上。德国人有关西藏的信息就主要来自于这些考察者、传教士和探险家,通过对他们不同时期众多作品的学术分析可以揭示西藏形象在德国人心目中变迁的过程。对西方涉藏历史的研究既要理清具体国家不同时期的涉藏政策、具体活动及其相互关系,也要关注西方人有关西藏的观念、形象和认知的变迁,在西方文化、政治和社会变动的大背景中分析这种变迁的动因和影响,这样才能更全面地揭示近代以来西方与中国西藏之间的复杂关系。


①本文中的西喜马拉雅地区主要指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以及相邻的克什米尔地区。


②由于保存着完整的档案,又有教派总部的大力推动,对德国摩拉维亚教派在西喜马拉雅地区活动的研究较多,代表性的成果有:John Bray,"Christian Missionaries on the Tibetan Border:the Maravian Church in Poo(Kinnaur),1865-1924",Tibetan Studies,Bd.2,Tokyo:Naritasan Shinshoji,1992。有关纳粹时期德国涉藏活动的研究,参见Reinhard Greve,"Tibetforschung im SS-Ahnenerbe",Thomas Hauschild,Hg.,Lebenslust und Fremdenfurcht:Ethnologie im Dritten Reich,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95等。


③这一时期德国人考察、探险、旅行的首要目标当然是进入西藏地区尤其是进入拉萨,但是由于种种困难,他们主要还是徘徊在西藏的周边地带,包括青海和甘肃藏区、靠近西藏阿里的拉达克地区等。有时,这些德国人只是进入了青海等周边地区,他们出版的书籍也会把自己的考察或旅行称为“西藏考察”,这是需要指出和加以分辨的。


④Ernst SchpastedGraphic.pngfer,Fest der weissen Schleier:Eine Forscheerfahrt durch Tibet nach Lhasa,der heiligen Stadt des GottkpastedGraphic_1.pngnigtums,Braunschweig:Vieweg,1952,S.7.


⑤参见Ernst SchpastedGraphic.pngfer,Fest der weissen Schleier:Eine Forscheerfahrt durch Tibet nach Lhasa,der heiligen Stadt des GottkpastedGraphic_1.pngnigtums,Braunschweig:Vieweg,1952,S.7。


⑥参见Johan Bray,"The Moravian Church in Ladakh:The First Forty Years 1885-1925",Detlef Kantowsky and Reinhard Sander,eds.,Recent Research on Ladakh,München,KpastedGraphic_1.pngoln,London:Weltforum Verlag,1983,p.85。


⑦弗兰克对藏学的贡献,参见Michael Hahn,"August Hermann Francke(1870-1930)und sein Beitrag zur Tibetologie",Johannes Triebel,Hg.,Der Missonar als Forscher:BeitrpastedGraphic.pngge christlicher Missionare zur Erforschung fremder Kultueren und Religionen,Gütersloh:Gütersloher Verlagshaus,1988。


⑧参见Gudrun Meier,"Sven Hedin und die Herrnhuter Mission",Staatliches Museum für VpastedGraphic_1.pnglkerkunde Dresden,Kleine BeitrpastedGraphic.pngge,Nr.5,1982,S.37-38。


⑨Ernst Tiessen,Hg.,Meister und Schüler: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an Sven Hedin,Berlin:Reimer,1933,S.119.


⑩参见Karl Futter,Geographische Skizze der Wüste Gobi:zwischen Hami and Sutschou,Gotha:Justus Perthes,1902。


(11)参见Karl Futter,Lama und Leute in Nordost-Tibet,Berlin:W.Pormetter,1900,S.298-299。


(12)参见Karl Futter,Geographische Skizze von Nordost-Tibet,Gotha:Justus Perthes,1903,S.67-68。


(13)参见Ernst SchpastedGraphic.pngfer,über den Himalaya ins Land der GpastedGraphic_1.pngtter:Tibetexpedition in den dreiβiger Jahren von Indien nach Lhasa,in die verbotene Stadt,Durach:Windpferd,1989,S.7。


(14)参见Erhard Rühle,Im Herzen des Schweigens:Aus Wilhelm Filchners Leben,München:Markus,1962,S.131-150。


(15)参见Wilhelm Filchner,Quer durch Ost-Tibet,Berlin:E.S.Mittler und Sohn,1925,S.8-69,178-192。


(16)参见Wilhelm Filchner,Das RpastedGraphic.pngtsel des Matschu:Eine Deutsche Tibet-Expedition,Beilin:E.S.Mittler & Sohn,1906。


(17)寺本婉雅(1872-1940)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日本窥察西藏的代表人物,作为间谍曾两次入藏并进入拉萨。他与十三世达赖喇嘛多次接触,是日本对藏政策的重要实施者和中间人,也是“日本藏学发展的开拓者”。关于寺本婉雅及其涉藏活动,参见秦永章:《日本涉藏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1、94—138页。


(18)参见Albert Tafel,Meine Tibetreise,Stuttgart:Union Deutsche Verlagsgesellshaft,1923。


(19)Bruno Beger an das Katholische Pfarramt,7.Mai 1943,BArch,R 135/51.


(20)参见Sven Hedin,Deutschland und der Weltfrieden,S.13,BArch,NS 26/2248。


(21)参见Sven Hedin,Central and Tibet:Towards the Holy City of Lassa,Vol.2,London:Hurst and Blackett,1903,pp.360-390。关于此次西藏考察亦可参见Sven Hedin,Adventures in Tibet,Delhi:Manas Publ.,1985。


(22)参见Sven Hedin,Eroberungszüge in Tibet,Leipzig:Brockhaus,1940; Sven Hedin,Transhimalaya:Entdeckung und Abenteue in Tibet,Leipzig:Brochhaus,1951。


(23)Emil Schlagintweit,"Bericht über eine Adresse an den Dalai Lama in Lhasa(1902)zur Erlangung von Bücherverzeichnissen aus den dortigen buddhistischen KlpastedGraphic_1.pngstern",Der KpastedGraphic_1.pngniglich Bayer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Abhandlungen der Philosophisch-Philologischen Classe,Bd.22,München:Verlag der K.Akademeie,1905,S.665-666,661.


(24)参见"Prince Ching to Mr.Coner",Abhandlungen der Philosophisch-Philologischen Classe,Bd.22,S.672。


(25)Emil Schlagintweit,"Bericht über eine Adresse an den Dalai Lama in Lhasa(1902)",S.673,659.


(26)Emil Schlagintweit,"Bericht über eine Adresse an den Dalai Lama in Lhasa(1902)",S.660.


(27)Sven Hedin,Grosse MpastedGraphic.pngnner,denen ich begegnete,Wiesbaden:Eberhard Brockhaus,1951,Bd.2,S.77-79,82.


(28)Emil Schlagintweit,"Bericht über eine Adresse an den Dalai Lama in Lhasa(1902)",S.670.


(29)参见《论德人对待藏英新约》,卢秀璋主编:《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编(1877-1919)》,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6—561页。


(30)参见Winterarbeit des Leutnants Kolschorn:"Die Tibet Frage vom Englischen Standpunkt",10.2.1905,Ⅱ Tibet,Bd:1,BArch,RM 5/5439。


(31)参见王远大:《近代俄国与中国西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29—291页。


(32)Walter Persian,"Geheimes Tibet",Brüsseler Zeitung,10.09.1942,BArch,R 901/58373.


(33)李铁铮:《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8页。


(34)《驻北京公使哈豪森上帝国首相柏特曼何尔味公文甲一○六号北京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六月十一日呈阅)》,孙瑞琴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册),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418—419页。


(35)参见《外交大臣雅哥致驻伦敦大使李绪诺维斯基公爵草稿五四二号柏林一九一四年四月三日》,孙瑞琴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册),第421—422、423页。


(36)参见《驻伦敦大使李绪诺维斯基公爵上帝国首相柏特曼何尔味公文一九八号伦敦一九一四年四月八日》,孙瑞琴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册),第424—425页。


(37)《驻伦敦大使李绪诺夫斯基公爵上帝国首相柏特曼何尔味公文三三七号伦敦一九一四年六月五日》,孙瑞琴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册),第428页。


(38)《外交大臣雅哥致驻伦敦大使李绪诺维斯基公爵参事蒙格拉斯伯爵草稿六二○号柏林一九一四年四月十九日(四月二十一日发)》,孙瑞琴译:《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册),第426页。


(39)参见Werner Otto von Hentig,Von Kabul nach Shanghai:Bericht über die Afghanistan-Mission 1915/16 und die Rückkehr über das Dach der Welt und durch die Wüsten Chinas,Erstausg:Libelle,2003; Wemer Otto von Hentig,Ins verschlossene Land:ein Kampf mit Mensch und Meile,Potsdam:Voggenreiter,1928; Thomas Hughes,"The German Mission to Afghanistan:1915-1916",German Studies Review,Vol.25,No.3.Oct.,2002。


(40)英国学者Milan Hauner对德国与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关系做了极为详尽的研究,参见Milan Hauner,India in Axis Strategy:Germany,Japan,and India Nationlist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Stuttgart:Klett-Cotta,1981。


(41)参见Frank Seegliger,Einer Prügelt uns und der andere bringt uns Religion,S.155。


(42)参见Ruth Schiel,Hochzeit in Tibet,Stuttgart und Hamburg:Steinkopf,1988,S.248。


(43)Emil Schlagintweit,Indien,In Wort und Bild.Eine Schilderung des Indischen Kaisereiches,Bd.2,Leipzig:Heinrich Schmidt und Carl Günther,1881,S.187-188.


(44)参见柳陞祺:《1929年版〈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何以有两种不同版本?——兼评西姆拉会议(1913-1914)》,《中国藏学》1990年第1期。


(45)参见Wilhelm Filchner,Das RpastedGraphic.pngtsel des Matschu:Eine Deutsche Tibet-Expedition,S.65。


(46)Sven Hedin,Transhimalaya,S.159-160.


(47)Karl Futter,Lama und Leute in Nordost-Tibet,S.325,340.


(48)参见赵光锐:《西方学人反思西藏认知的研究述评》,《民族研究》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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