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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深 | 怀旧与救赎 ——《帝国之河》中上演的现代性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8年8月29日13版 作者:侯深 点击数:226 更新时间:2018-9-18

怀旧与救赎

——《帝国之河》中上演的现代性


一本经典性著作往往为它的读者提供不同的阅读路径。《帝国之河:水、干旱与美国西部的成长》是标志着环境史学科走向成熟的重要经典,它在1985年初版,迄今已过30余年,但是仍然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广泛的读者,引发过各种各样的争论。在这部书中,沃斯特将美国西部称为“资本主义文化的生态变体”,它的母体是美国东部湿润气候的滋养之下生成的一整套文化,它在自身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对自然产出的期待,对社会价值的框定,对制度与秩序的解释。但是当它被移植到干旱的西部,一方面试图在新的自然环境中实践母体既有的理念与行为;一方面又在水,这一关键性自然元素的匮乏下,违背了母体文化在这个新地区建立一个平等、自由、民主社会的期许。新的权力结构在勉力制造丰裕资源,却又不断遭遇自然制约的过程中浮现,最终缔造了一个同其母体不论在财富还是在观念上都可以一较长短的新帝国。

在这个匮乏-丰裕-匮乏的循环中,新的水帝国的缔造者感受到在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强大的组织性力量的需要。如沃斯特所言:“让曾经的匮乏成为富饶,将从前不可获取、神出鬼没的悭吝自然置于私人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最为重要、最为根本的生态角色,而在西部,这一角色发挥作用的程度,是美国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能同日而语的。”而在这个帝国中,通过技术统御(technocracy)所实现的某一个社会群体对自然的征服,与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征服相始终。

沃斯特本人在30余年后言道,这是一部关于权力如何在自然与社会彼此形塑的过程中生成的著作。它在美国的读者往往聚焦于该书对于美国西部民主是否存在的质疑,中国的读者则可能会对该书的第一章中对魏特夫及其治水社会理论的借鉴与批评发生兴趣。而我,则对这部书如何在美国西部的沙漠上演绎不同版本的现代性饶富兴味。

实际上,相较于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及人类学学者,历史学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未能对现代性中蕴含的进步观做出反思。直至1960年代,出现了以种族、阶级、性别为切入点进行的历史叙事,现代性中的种种负面因素方得以在历史叙述中被系统地分析和思考。此时,由于历史上的边缘人群与自然的加入,令现代历史穿透原有英雄凯歌式的赞美诗,折射出相对晦暗、压抑的色彩;现代性也因为科学与技术之上附着的殖民、帝国元素,普世价值中潜藏的双面性,异质文化的重新发现,山川草木的破碎衰败等多重原因,而无法再以无辜的进步面目存在。然而有意思的是,总体而言,在历史学的分析中,现代性仍然是单向度的技术、权力、征服与异化的完美组合。特别是在对文明与自然的关系的探讨中,现代性纯然变成征服与破坏的代名词,而存疑的仅在于这种征服究竟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抑或是应当重视而仍然是历史之必然。换言之,在现代性的负面性被揭示的过程中,现代性的复杂性仍然被遮蔽。

《帝国之河》是一本关于权力与征服,关于自然的衰败与社会梦想破灭的著作,其故事主体构成了反省现代性晦暗面的完美平台。沃斯特也的确做到了对此问题的深沉反思,在一个由水串联而起的长时段的星球视域下,对美国西部的水、旱与资本累积、权力构建的分析破解了横亘于美国学界中的西部进步史观。然而同样在这部书中,沃斯特又令现代性超越了我们习惯的现代性等同于破坏自然的叙事,而呈现出其多棱的复杂面相。在此书中,我们会发现,同样是在现代性的关键词——民族与科学的敦促下,在美国出现了对技术统御的现代权力合法性的质疑,对国家与私人资本媾和后财富聚敛的蔑视,对美国西部民主社会神话的解构,对深陷等级社会,为了谋求生存的机遇与财产的安全而让渡自己追寻的自由、平等、财富之梦的男男女女的同情与反思。更为重要的是,在同样的语境,不同的自然环境下,干旱的沙漠的西部,出现了对自然之价值的重新发现,出现了迥异于西方文明既往的文化训练中对美的认知。最后,沃斯特告诉我们,这个版本的现代性,是以怀旧(nostalgia)的形式所呈现的。

在一篇发表于1993年题为《我们失落的自然》的文章中,沃斯特写道:“怀旧贯穿着我们的社会,这是一件幸事,因为它可能是我们获得救赎的唯一希望。我自己的怀旧——可能是同千千万万人所分享的那种情感——将我带回这个大陆残存的原始自然当中徜徉漫游。”贯穿于《帝国之河》一书的,正是这样一种怀旧情感,一种对失落的自然世界的哀悼。它无疑是一种私人情感,但是超越了在怀旧中普遍蔓延的个体记忆,甚或某一文化的集体意识。或者也正因为如此,沃斯特没有任由这样一种私人情感泛滥,而始终保持着职业历史学家的冷静与自持。他不会让怀旧的情感主宰他对历史的记叙与辨析,不会为田园牧歌的传统披上一层玫瑰色的外衣,也不会试图让逝去的荒野成为构建一个新神话的载体。

正如《帝国之河》所示,怀旧本身是美国西部历史的一个构成部分,而沃斯特本人不过是参与到这部尚未完成的历史当中的一个声音。在《帝国之河》中,他描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在收录机时代,西部夜空的巨大裂隙中始终充斥着无形的声音。每一种都有着自身的音质,每一种都冀望被倾听,每一种都宣告着某种身份,某种个性”。在某个星云交汇的节点,一种声音会融合很多其他的声音,成为某种主导性,压抑其他声音的力量。在彼处,曾经汇集的主导性声音由巨大私人资本的贪婪独鸣,融合成为野心勃勃的联邦垦务与前种声音的二重奏,这中间掺杂着小农场主的失落,各种肤色的农业工人的乞怜,以及不断扩张的城市中普罗大众嘟嘟囔囔、形形色色的抱怨,其主旋律却是一往无前的自然征服与技术统御。但是,这片苍穹永远不会仅仅为某个单一的韵律而悸动,这里或者那里,某种不协和的声音会穿透夜空的云层。在初始,它或许气息微弱,无人应和,然而如果它足够独立,足够坚韧,最终它将寻找到与它声气相投的其他声音,震颤某一处心灵,甚或撼动某一种既定的社会结构。

19世纪的晚期,西部的上空中隐隐出现了一种崭新的怀旧声音——在现代性下催生的怀旧。同我们人类社会所熟悉的怀旧不同的是,它不复是对田园旧梦的重温,或是对往昔某种人类创造的眷念,而是对一种更为本初的自然状态的纪念:对一条曾经自由奔腾怒号的河流被羁縻的怅惋,对一片在朝阳中盛开的野罂粟花被铲平的伤逝,对一块能够为拒绝技术,拒绝人群提供可能性的孤独土地——沙漠的文明化的追悼。它的声音带有鲜明的现代气质,混合了对现代科学提供的新型知识的认识,是现代精神中对任何一种试图统御自然以及个体的权威力量——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无论是道德的,还是技术的权威的抵抗。最为重要的是,它彻底质疑了工具理性和传统审美对自然价值的界定,用沃斯特对19世纪末沙漠作家约翰·范戴克的评价说,“这是一种鲜明的现代性思想,一种斩断审美与一切传统的、文化的偏见之间联系的思想,它将一直深入,直至坚持美的非道德性。它不具有以人类为目的的任何工具性——它不会让我们变成更好的人,没有履行陶冶情操使命职责的需要,超越一切善恶,只是为了自己的理由而存在”。

沃斯特经常说,去撰写一个地方历史的基本前提,是前往那个地方,视觉的感知会冲击很多既有的认知。而理解一部关于某个地方的著作,最好的方式也是去他所书写的地方看一看、走一走。三十余年前,沃斯特在范戴克于一个世纪之前扎营的所在撑起了自己的帐篷;在今年三月的一个料峭春日中,我驱车前往位于美国西部莫哈维沙漠之中的约书亚树国家公园(Joshua Tree National Park)。这里正是被沃斯特称为上演不同现代性版本的西部微缩的平台。沙漠的天空如水晶一般澄澈,在清冽干爽的早春,几乎可以听到空气中松脆的爆裂声。沙漠的生物大抵都瘦骨嶙峋。约书亚树,这个被早年跋涉至此的摩门教徒赋予如此富含宗教意味名称的丝兰亚种也同样如此。在虔诚的摩门教徒眼中,它们在干旱的土地上冷峻地站立,以一种执拗而奇异的姿态昂首向天,恰如那些为新教社会所驱逐的摩门教徒,双臂伸向苍穹,吁请上帝的慈悯。

然而,上帝却没有听到,或者不愿倾听来自这片土地的声音,这是为他所厌弃的所在,一片“少雨的土地”。我们惯常用来赞美田园牧歌的一应词汇——丰饶、鲜美、葱郁,一应需要大量的水来润泽的词汇对这片土地都不适用。这里的景观并非沙丘连绵的大漠,事实上,年复一年,泛滥的春水会在土地上留下浅窄而纵横的河道,河道两侧也生长着茂密许多的肉质矮小灌木。然而,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中,此间的土地是苍黄而皲裂的,河道干涸而焦渴,最显著的生命存在是远远高出同侪的约书亚树。但是如果造访者愿意如奥尔多·利奥波德所言那样,“把膝盖趴在泥土里寻找春天”,他们会发现一个虽然并不青翠娇艳,却依然五色斑驳,各种生命以卑微然而坚韧的形式挣扎求存的世界。

这个世界在漫长的岁月中存在于文明习惯的审美之外。在过去的一万余年间,一群群文化各异的采集狩猎者在此处寻找生计。直至18世纪晚期方有白人到访的最早记录,那是一组对上帝的训诫有着虔诚信仰的西班牙天主教徒。但是无论是他们,还是被后世笼统称作印第安人的土著部落都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让我们想象他们在面对这片荒凉土地时的所思所感。留下记载的是加入那场彻底改变美国西部山河运动的1849年淘金者。怀揣着对财富的天真梦想,他们告别了日渐逼仄的东部城市与乡村,赶赴传说中的金山。

当他们遭遇这个世界时,梦想变成梦魇。那么干,那么热,上空盘旋着时时窥伺的秃鹫,在地面似乎已经枯死的植被间穿梭着蜥蜴,虽然迅捷,但是丑陋。这是一个同他们既往的审美经历彻底不同的世界。在前者中,洋溢着其祖辈自大西洋彼岸带来的田园畅想曲,也荡漾着新近浪漫主义之风吹响的山峦交响乐。无论是对平原农牧风光的赞颂,还是对高山荒野景观的向往,他们此前的环境认知中都流淌着充沛的水,孕育了鸟语花香,草长莺飞。即使有着冬日的肃杀,但是在季节的轮回中,总会有丰盈与灿烂,绽放着绿色与希望。但是,眼前的这个沙漠世界是单调的、危险的,它的景观无法带给人们对温情与舒适的任何想象,生命展现的是血淋淋的杀戮与竞争。在49淘金者看来,这是干旱地区最不可救药的存在形式,是最为荒凉无用的废地,全然没有半分存在的价值,甚至无法像高峨的山峦那样涤荡人类的灵魂,如同邻近的死谷,它是一片任何上帝的选民都应当尽早逃离的土地。

这批选民匆匆离去。但是他们对这片沙漠的厌憎很快在更加乐观的时代精神中转化为让沙漠如玫瑰花般绽放的决心,至于如何绽放,现代技术则提供了各色选择。在此处,新来者发现了金矿,他们将现代化的机械带到这里,用水泵将水抽出,开始让封埋百万年的自然财富曝露在沙漠的烈日之下。在他们的同路人开始开山引水,修筑大坝,将更广阔的西部干旱地带转变为一个农业的天堂之时,他们也终于为这片悲惨的上帝弃地找到了存在的意义。这层意义中没有任何怀旧的情怀,它同其所身处时代的主导声音严丝合缝,进步,进步,进步!或者由于此处比其他地方更干更荒凉,而让它决意开发的声音更加响亮,更加尖锐。

然而,就在它的最高音中出现了裂痕。这片土地是否仅仅具有为人类聚敛财富而存在的意义?沙漠是否是一片无法孕育生命的死亡之谷,抑或它只是拒绝人类,特别是自认为文明人的物种的恣意妄为?人类眼中的美与道德是否是裁决自然之美的绝对标准?它孤独的星空,它粗粝砂质的土地,它嘴角流着毒涎的蟾蜍,它毛发稀疏,双眼泛着邪恶绿光的草原狼,在自然的设计中拥有的难道不是同满是腐殖质的黑色土地,有着华美文章的彩蝶,萌态可掬的熊猫一样的价值?难道这样的价值,超越了自然的工具性、功利性,甚至传统审美的价值不值得去尊重和保护?

美国人对于这一系列问题在有着形形色色的回答。当他们第一次发现沙漠超乎金钱之外的价值时,并不是在怀旧情感的驱使之下,而是在19世纪晚期卫生学的发展中,嗅察到沙漠空气对于人类健康的价值。对于沙漠的恐惧在现代技术的护卫下逐渐消失,淘金热过后的东部人开始意识到,那个温暖而干燥的西南部有着潮湿、肮脏的新英格兰所无法比拟的优质空气,是哮喘症、肺结核、支气管病人的福音,曾经上帝指定的邪恶之地变成了彼时科学背书的疗养胜地。

一旦对沙漠的认识打开了缺口,其他的挑战纷纷到来。如果这样的空气对人类的健康有益,是否它也可以生养其他的生命?在生态学方兴的19世纪晚期,科学家进入了美国西南部的沙漠。他们首先对美国沙漠做了概念上的界定,将之限定于低降水量的区域,在这个概念下,他们发现:在人们所言的沙漠当中,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植物多样性及其动物伙伴,它们都展示着最为非凡的特性。这里有墨西哥刺木、丝兰(凤尾兰、丝兰木)、沙漠百合、岩吉利草、粉红色的斑点花、细碎的地锦草、仙人掌(巨仙人掌、桶状仙人掌、风琴管仙人掌、鱼钩仙人掌、仙人球)、有着奇异绿色树皮的假紫荆树、生着多汁叶片的龙舌兰、芳香的鼠尾草、沙漠茶、天芥菜、巴豆、响尾蛇草、夜来香、滨藜和几千种其他植物。”沃斯特言道,在这些科学家开始创立一种关于沙漠的学科,研究其千姿百态的生命属性和彼此之间的相生相争的同时,“他们同样学会欣赏如什里夫所描绘的沙漠那种‘人文主义的、智性的、审美的’价值”。

追寻优质空气的哮喘症患者与漫游在沙漠上探究奇异生物的科学家在沙漠中发现的价值,成为罹患哮喘的艺术家约翰•范戴克进入沙漠的缘由,但是,当他走出沙漠之时,他所感知和撰写的沙漠具有了全新的价值,它的背后是一种较之现代科学更宽广、更深沉,更能够回应现代生活中某些人性需求的情感。在拥挤的城市生活中对孤独的渴望,在纷杂的社会关系中对简约的欣赏,在主导一切的技术统御中,对触摸非人类创造之物的欲求,这一切汇集成对正在消失的沙漠的怀旧。在沃斯特看来:它“代表了现代美国的另一面:反对统御、工具主义、资本与技术权力的一面;崇尚自由、野性、无羁的壮美与人类谦卑的一面。”

在范戴克自己的时代,自然保护运动方兴未艾,西部的黄石、约塞米蒂、大峡谷、红杉林这样符合浪漫主义以降的审美训练,被认为能够激发美国人民族自豪感,呼应人性中美好一面的瑰丽景观已经在美国人的自然认知中获取了合法性。但是沙漠,正如同它的热爱者,范戴克或者更早的玛丽·奥斯丁,仍然被视为造物或者文化的怪胎。范戴克本人并没有成为那场自然保护运动的参与者,同该运动的大多数中产阶级精英相比,他只是一个被痼疾困扰、离群索居的单身怪客,“沙漠作家”的美名亦成就于身后。而撰写美国西部的经典之作——《少雨的土地》的玛丽·奥斯丁,也不是英式庄园会客厅中说着俏皮话来争取爱情的简·奥斯汀。玛丽棱角分明的思想在沙漠劲风扬起的沙砾中磨砺成长,与社会格格不入。她享受孤独,追寻自我空间,坚定不移地拒绝其社会为她女性身份所做的所有界定——温顺、和婉、精致,最终,还有婚姻。沙漠成为她逃离传统的桎梏,对自身存在价值进行重新定义的所在。

或许现代性最迷人的地方便在于它允许对任何一种权威,任何一种合法性的挑战;而在现代社会的演化中,它也允许现代性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表达。有些表达可能如沙漠中的某个沙丘,疾风过后,无影无踪;有些表达则如沙漠的强风,恒久地、执着地吹动,最终会撼动最稳固的人类堡垒。整个20世纪,这股来自沙漠的强风不断同资本与联邦权力相抗衡,与大众意识中尚存的对沙漠的恐惧或者误解相对决。它所希望改变的不仅仅是对沙漠本身的认识,也是对现代文明包容度和多样性的整体重估,对每一个个体在这个庞大的世界中所占据的价值和位置的重新认识,对自然自身价值的认识与肯定。当我们任由思绪被沙漠之风吹往一个较人类文字历史远为久远的过去,或许我们会说,我们已经拥有如此之多的绿洲,一点点残存的沙漠恰恰是现代文明所需要的喘息空间。

20世纪后期,奥斯汀与范戴克的声音在美国社会中赢得了广泛的和声,变成一种救赎的力量。约书亚树国家公园,死谷国家公园,加州沙漠保护法案,以及一系列沙漠荒野保留地的出现,都是一种新的人与沙漠关系出现的标志。反观之,那些曾经以进步、民主、增长为名的主流声音则在各种人为与自然的合力下构成的灾难中,变得声嘶力竭,无以为继。西部治水社会的合法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而这正是不同版本的现代性彼此对抗、影响的结果。

如沃斯特在《帝国之河》的最后一章所言:“他们所不屑一顾的怀旧情绪竟然不只是一种愚蠢可笑的东西。它可能会将自身转化为一种深沉的颠覆性力量,一种可以令一个帝国放低身段的力量。对曾经失落的事物的怀旧,可能将人们导向对从本质上令人不安的全新道德准则的发现;在此问题上,它是对西部原始自然有其自身内在价值的发现,这是人们所必须理解,并且学会尊重的价值。这样的发现,使得从帝国主义者手中,从工具主义者手中,从聚敛者手中挽救那个失落自然世界的残存部分,成为一场值得进行的斗争。同样,怀旧也可能成为对另一种全然不同于现行帝国秩序的未来社会进行想象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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