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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政治史研究工作坊:“清代西部边疆治理”专题研讨会在陕西师大召开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769 更新时间:2019-11-29

2019年1116日至1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联合举办的“清代西部边疆治理学术会议”在西安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云南大学、山西财经大学等院校的16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其中本所学者有杨念群、祁美琴、刘文鹏、董建中、曹雯、毛立平、胡祥雨等教师以及王科杰博士。

      会议于17日上午8:30正式开始,首先由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院长王欣教授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刘文鹏教授致辞。王欣教授指出,清代边疆治理研究,不仅是学界关注的重要学术课题,也是当今国家治理不容忽视的重要议题。而如何进一步反思清代边疆治理研究的优势与不足,构建符合中国实际,体现中国风格的边疆研究范式与学术话语体系,正是此次会议探讨的主旨所在。刘文鹏教授结合自身治学经验,阐明了清代西部边疆治理不仅作用于边隅,亦反作用于中央,对军机处等重要机构的设立乃至国家决策运行机制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清代西部边疆治理研究,刘文鹏教授强调了学与行即理论与经验相结合的重要性,回顾了本所在曲阜、承德、太原等地与兄弟院校进行学术研讨的成功经验,并对此次会议及今后相关活动的举办表达了肯定与期待。


大会主题报告由王欣教授主持并评议,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杨念群教授发表。报告题目为《清朝‘二元理政’模式论纲——超越‘汉化论’‘内亚论’的新视角》。中国历代王朝的正统论均建立在“承天受命”和“以德化人”的儒家思想基础之上,而清朝则将版图延伸至诸多非汉人群聚居的地区,此时儒家正统观已无法全面涵盖这些地区的民众信仰和习俗。杨念群教授进而提出,清朝分别针对内地和边疆形成了新型“正统性”统治模式,即在内地仍然依赖儒家的道德教化,在藩部则主要依靠边疆少数族群对藏传佛教的信奉,从而建立起了另一种对前朝正统性的补充性制度框架。杨念群教授特别提示应注意以上两种正统性并非居于并列地位,儒家的“正统性”仍对藏传佛教的“正统性”具有优先的统摄作用,清朝对边远地区采取的军事行动是否符合道德要求,也必须经过内地正统性加以认证。杨念群教授认为,以往国内史界与“新清史”缠斗不休却终无定论的症结在于,混淆了“统治”与“治理”的涵义。事实上,“统治”主要是指皇权对一系列带有虚构色彩的象征性隐喻系统的利用和尊崇,“治理”则更像是对各类象征性统治符号的技术性延伸。其背后俱有相当深刻的思想史背景在起作用。

会议专家报告共分两场,议题主要涉及清代西部边疆治理体系与区域治理,多语种文献与清代西部边疆治理研究等。第一场报告由陕西师范大学徐百永教授和云南大学潘威副教授主持,陕西师范大学王启明副教授、王欣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胡祥雨副教授、刘文鹏教授评议。陕西师范大学张莉副教授《清代吐鲁番扎萨克郡王权力空间的变化》一文将权力与空间结合起来,关注清代吐鲁番扎萨克郡王权力空间在清政府的主导下,从强调属人原则,到强调地域划分,再到强调属地的变化,力图阐明权力在地理空间上的表现形式与作用效果,由此进一步深入探究权力空间的建构与特定地域生态环境、社会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变迁之间的联系。潘威《清前中期伊犁锡伯营水利营建与旗屯社会》一文考察了伊犁锡伯营水利营建与当地旗屯社会的关系,指出锡伯营在嘉庆前期兴修察渠的原因一方面源于其农耕传统,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锡伯营在伊犁各旗屯中特殊的财务制度、锡伯营内部土地所有方式改变和乾嘉之际伊犁河南岸的环境变化,特别是土壤盐碱化。察渠建成后,为锡伯人带来了水利共同体形成、领地扩大、农业发展、政治地位提高等一系列影响,大大完善了其旗屯社会的功能。山西财经大学贾建飞副教授《清代回疆的族际两性关系研究:基于犯罪档案的考察》一文基于清朝满汉文档案,主要关注清朝统一回疆后至张格尔之乱前后,回疆内地人群体中的性别失衡以及由此导致的内地男性和当地女性,尤其是回子女性之间的族际两性关系,旨在分析清朝禁止内地女性前往回疆的政策如何影响回疆社会及各方对此的反应。先前清人及后世学者论及清代回疆族际两性关系,往往强调清朝官员对当地女性的性剥削,但却忽略了这种性行为与清政府政策及族际经济交流之间的关系。该文颇具创见地指出,清政府严禁内地女性移民回疆所导致的性别失衡及族际经济交流增多所导致的接触频繁,使族际两性关系呈现出一方面引起回疆社会动荡,另一方面又为各方容忍甚至纵容的复杂样貌。王启明《三通三绝:清朝对换防线路“纳林道”的使用》一文广泛利用北京及台北所藏满汉文档案,细密考证了清代对从伊犁经中亚纳林河前往南疆喀什噶尔的军事换防道路纳林道的使用情形。先前学者包括作者本任均认为纳林道在乾隆、嘉庆年间为清朝换防行军线路。而本文指出,在整个乾隆年间,伊犁官兵换防回疆,始终经由伊犁与阿克苏之间的“冰岭道”前往喀什噶尔,从未经行纳林道。

      第二场报告由贾建飞副教授和董建中副教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董建中副教授、曹雯副教授、祁美琴教授、毛立平副教授评议。中国人民大学王科杰博士《就其粮饷:南疆的经济支持与清代伊犁驻防初建》一文就视角转向前人较少关注的南疆,探究其所提供的经济支持与清代伊犁驻防初建之间的关系。该文首先探讨了进讨回部与乾隆对全疆统治构想的关系,指出乾隆进讨回部,实质上是为了就南疆粮饷屯驻伊犁。其次,从官民两项分别探讨了南疆在伊犁驻防初建时期所提供的粮饷支持,澄清了前人对相关史料的误读,梳理了伊犁屯驻的实际人数及补给数目。最后,该文认为,正是南疆的经济支持,使清朝免于从内地长途转输,运送兵丁及补给,大大节省了财政开支,加速了伊犁驻防的建设进程。陕西师范大学助理研究员谢光典《大库伦喇嘛罗卜藏达木丁(Luwsandamdin,1867-1937)与乾隆御题<十六应真像>赞跋》一文主要探讨罗卜藏达木丁对《十六应真像》乾隆御题赞跋的藏译工作,通过对比乾隆原文与罗卜藏达木丁藏译文之间的一同,分析其对《十六应真像》与乾隆所题赞跋的理解。陕西师范大学助理研究员张伯国《乾嘉时期布鲁特各部首领袭职考述——基于满文档案的考察》一文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中布鲁特人获赏翎顶档案为基础,对翎顶赏赐与布鲁特首领袭职制度之变革、清代布鲁特首领袭职方式及标准、袭职程序及驭边功效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以期从布鲁特首领袭职的角度,重新审视清代布鲁特治理实践之成效,并进一步反思布鲁特诸部在清代西北藩属体系中地位的界定问题。作者认为,乾嘉时期布鲁特各部与清朝关系亲疏不一,将布鲁特诸部在清朝西北藩属体系中的地位,笼统地界定为清朝之境外外藩或属国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对布鲁特各部藩属地位的界定应因时因部而论,不宜统而论之。陕西师范大学助理研究员罗宏《从‘རྒྱ་ནག’一词看清代藏文文献中的‘满’‘汉’观念》一文尝试从藏文化的视角对清代的满、汉关系进行新的解读,并进而理解当时复杂的族群关系和清朝统治的族群和文化性质等问题。藏语“རྒྱ་ནག”一词的通常含义是指“汉”“汉人”,但作者发现在清代藏文献中“རྒྱ་ནག”一词却并不完全等同于“汉”。很多情况下,该词也用以指称“清朝”和“满人”。清代藏文献中大量出现的明显的认“满”为“汉”的现象说明,在清代藏文献的书写观念中,满的族群身份对清朝政权性质的影响似乎不大。

以上报告结束后,祁美琴教授进行了会议总结,对诸位学者的报告加以点评并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意见。此次会议以中青年学者为主,所提交论文多能熟练利用多语种文献,频繁转换观察视角,故或对前说有所匡正,或对研究有所推进。诸位学者积极发言,热烈讨论,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 王科杰 供稿,2019-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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