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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阊门到玄妙观:“士女游观”与清代苏州城市商业中心的变迁
来源:《史林》2018年01期 作者:朱春阳 点击数:134 更新时间:2019-7-2
长期以来,阊门地区一直被视为明清苏州最为繁华的地区。近年来,以玄妙观为中心的“观前” 及苏州城东地区逐渐受到学界的关注。有学者认为: “观前的繁荣,只是近百年的事。”①至于繁荣的原因,巫仁恕以为主要和太平天国战争有关: “不过,相对于阊门与山塘街一带市肆的衰退,另一个重要的市肆中心,也就是位处城中的玄妙观反而因祸得福。庚申( 1860) 的战火一度延烧到城内,但玄妙观仅有弥罗宝阁一处毁于火……玄妙观因为受灾较轻,再者天国王府大多建于城东一隅。城东购买力的增强,使得清末的玄妙观前日趋繁荣而逐渐成为苏州商业中心。”② 此后,作者又进一步阐释道:  “至咸丰、同治年间,因为清军与太平军的战争与太平军占领苏州,造成苏州旅游风潮的衰退。城外与城郊的旅游景点如七里山塘的市肆、横塘木渎的古迹,也因而遭受浩劫。旅游空间也逐渐内缩,退回到城内,如山塘的市肆转移到玄妙观的观前街。”③ 引文中的“山塘街”隶属阊门城西。在此基础上,巫氏进一步考察了苏州园林空间布局的变化,并得出结论:  明代苏州园林以阊门等城郊居多,清代则以玄妙观等处的城市中心居多。巫氏的研究着力于文人士大夫及妇女群体的考察,   忽视了明清之际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发生的巨大变迁,而这恰是解读城市空间变化的关键所在。实际上,观前的兴盛绝非始于晚清,兴起的原因与太平天国战争亦没有本质的关联,战争只是加速了此种变迁的进度。笔者曾撰文从政治视角阐释家族的迁徙,这些家族迁徙城东后自然会带动区 域社会的繁荣。④ 此外,经济视角同样是解读此种现象的又一关键。清初以来玄妙观及城东的兴盛就已显现,乾隆年间愈加明显,明清之际城市经济结构的变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游观活动。本 文拟从“士女游观”这一娱乐消费现象的视角切入,通过对比苏州城西阊门地区与城东玄妙观地区“士女游观”的盛衰消长,重新解读清代苏州城市商业空间格局的变迁。
一    清中期以前苏州阊门的商业繁华与“士女游观”现象
苏州城西阊门的繁华一直为世人所称道。明人李东阳说: “若苏之为城也,称繁华之地,其最繁且华者莫如阊门。”①明人王心一亦云: “尝出阊市,见错绣连云,肩摩毂击,枫江之舳舻衔尾,南濠之货物如山。”②直到清中期,阊门一直是苏州经济最为活跃的一个地点。③  清人李果在《让道记》中说: “阊门为苏孔道,上津桥去城一里许,闽粤徽商杂处,户口繁庶,市廛栉比,尺寸之地值几十金。”④阊门市肆有着明显的行业分区聚集的特色,乾隆《吴县志》记载: “金阊市肆,绸缎与布,皆列字号,而布业最巨,枫桥以西,市多米豆,南濠则川、广海外之货萃焉,参苓药物亦聚于是。”⑤ 单以布业为例,乾隆《长洲县志》中说: “苏布名称四方,习是业者在阊门外上、下塘,谓之字号。漂布、染布、看布、行布,各有其人,一字号常数十家赖以举火。”⑥明清兴起的会馆公所是衡量商业发展状况的又一依据。据《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记载,苏州最早的会馆是岭南会馆,位于阊门外山塘街;康、乾时期会馆数量迅速增长,此后增速放缓; 至光绪年间,苏州共有会馆约 40 个,其中 13 个位于阊门,4 个位于山塘街,其他诸如南濠大街、留园、桃花坞大街等皆处于阊门附近,显示出当时商业活动的兴盛。
伴随着阊门的商业兴盛,“士女游观”在城西地区获得了快速发展。“士女游观”一词较早见于
《诗经·溱洧》,最初是指青年男女游玩及表达情感的方式。唐代“士女游观”有了进一步发展,顾宸曾说: “天宝间景物盛丽,士女游观极尽饮燕歌舞之乐。”⑦ 宋代以后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士女游观”在江南社会逐步兴起。据绍定《吴郡志》记载,吴越广陵王元璙的旧圃即南园,至元丰中“相    传犹有流杯四照、百花乐堂、惹云风月等处,每春纵士女游观”。⑧以“南园”的修建为标志,苏州城市游观有了初步发展。明清之际,吴人崇尚“郊游”的现象达到了极致,“游观”也有了质的变化。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苏州的“士女游观”主要集中在阊门所在的城西地区,以虎丘游观较具代  表。士女游虎丘的盛景被地方志书广泛收录,顾禄就曾说: “卢志及长、元志皆云: ‘中秋,倾城士女, 出游虎丘,笙歌彻夜。’”⑨明代以后,城西各地游观皆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以彭氏家族为例,其族谱所收录的《明征士彭先生及配朱硕人合葬墓志铭》就曾说:“彭先生好游吴诸名山,若虎丘、石湖、天池、玄墓,尤数其所题咏,流人间互传写之,至纸为贵。”文中的“石湖、天池、玄墓”皆处于城西,又    以上方山一带较为集中。
商业发展背景下,明代文人“狎妓”游狎较为盛行,耗资甚巨。以唐寅为例,他曾与祝枝山伪扮玄妙观道士,借修观之名,募得扬州盐运使五百金,归吴后“乃悉召诸妓及所与游者,畅饮数日”。他的文集曾详载游观过程:“伯虎与诸狎客纵饮石湖上,先携妓藏舟中,乃邀征仲同游。”“征仲”为明代名士文徵明,因其平生不好“游狎”,在他“酒半酣,伯虎岸帻高歌,呼妓进酒”瑏瑢时,文徵明几赴水,后买舟而去。明人黄省曾在《吴风录》对“携妓”现象同样有所描述:   “至今吴中士夫画舡游泛,携妓登山。而虎丘则以太守胡缵宗创造台阁数重,增益胜眺。自是四时游客无寥寂之日,寺如喧市,妓女如云。”①阊门福济观“神仙花”,其由来也与妓女相关,如《清嘉录》记载: “四月十四日为纯阳生日,满城妓女俱至庙中两廊市花,谓之‘神仙花’。”②物质享受刺激了游观规模的扩张。
游观对商业活动又能起到助推作用,阊门外的虎丘“花市”便极具代表性。乾隆《元和县志》记  载道: “虎邱山塘,吴中游赏之地。春秋为盛,冬夏次之。每花晨月夕,仙侣同舟,佳人拾翠,暨四方宦游之辈,靡不毕集。”③游人聚集使得这里已经形成规模的市场,游观逐渐成为经济活动的一种方式:
春日卖百花,更晨代变,五色鲜浓,照映巿中。其和本卖者,举其器。折枝者,女子于帘下  投钱折之。三四月卖时新,率五日而更一品,如王瓜、茄、诸色豆、诸海鲜、枇杷、杨梅,皆迭出。④
游观商业特征凸显使得民众参与的程度日渐提高。明代杨士奇在《虎邱云岩禅寺修造记》中说: “余闻虎邱据苏之胜,岁时苏人耆老壮少,闲暇而出,游者必之于此。士大夫宴饯宾客亦必之于此, 四方贵人名流之过苏者,必不以事而废游于此也。”⑤申时行《吴山行》也说: “九月九日风色嘉,吴山胜事俗相夸。阖闾城中十万户,争门出郭纷如麻。”⑥“吴山”在明清诗文中较为常见,泛指“吴诸名山”,如彭氏墓志铭所言。关于城西其他地区游观的盛景,《清嘉录》亦有所记载:
吴俗好遨游,当春和景明莺花烂漫之际,用楼船箫鼓,具酒肴,以游上方、石湖诸处,上巳日  为最盛。绮川子弟,倾城而出,茶赛博戏,无贫富早集。卢“志”亦云: “上巳日,士女皆于池亭流觞曲水,效修褉故事。”⑦
士女游观的盛况同样见于康熙年间周亮工《因树屋书影》: “吴门治平寺,重阳日游人竞集,系羊千百,相与博,谓之博羊,满山如雪者竟日。”⑧ 治平寺位于郊外上方山麓,东临石湖,旧名楞伽寺。⑨    当时不少城东居民亦游玩于阊门及郊外,乾隆《虎阜志》曾记载:  “平江城内憩桥巷民郁大好养鹰鹘之属,以捕鸟鹊,一黄鹞尤鸷,每出所遇无得免者。尝拉其友叶生等擎鹞出郊至虎邱。”瑏瑠诸多记载显示  出阊门商业繁荣背景下城西游观景象的兴盛。城郊商业的兴盛在当时江南地区较为普遍,这与宋  代以后市镇经济的快速发展紧密相关,樊树志在《明清江南市镇探微》瑏瑡一书中即有大致的描述。相  对于城郊兴盛,同一时期的城内则显得较为冷清,以苏州而论城东观前地区即是如此。不过这一局  面从乾隆时期开始,有了巨大的变化,这也是本文着力关注的重点。
二    清中期以后苏州城东工商业的兴起与人口聚集
清初以前,玄妙观所在的城东较之城西显得荒僻。据嘉靖《吴邑志》载:“卧龙街迤东皆长洲所治,而西则吴所治也。公廨官署士夫商贾多聚于西,故地则东旷而西狭,而俗则西文于东也。”康熙年间,玄妙观附近依然较为荒凉。玄妙观前有桥名“碎锦桥”,时“居民鲜少,立桥上望见张王府基, 一片荒烟蔓草”。①“张王府基”位于玄妙观南侧,诸多记载无不显示出玄妙观商业不兴的景象。实际上,明中叶以来,织造业的聚集使得玄妙观周边环境有了初步改观,并为清中期工商业的逐步繁    荣奠定了基础。据明蒋以化《西台漫记》载: “每晨起,小户百数十人嗷嗷相聚玄庙口( 即玄妙观———引者) 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为饔飨计。”②清代,手工匠人规模更加庞大,并随着行业分工而出现专业性劳动力市场。长期雇佣的匠人一旦缺工,“则唤无主之匠代之,曰唤找。无主者,黎明立桥以待。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③又如乾隆《长洲县志·风俗卷》记载织造业: “无常主者黎明立桥以待唤,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又有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濓溪坊,什百为群,日高始散。”④乾隆《长洲县志》之物产卷进一步描述到玄妙观所在的东城:  “比户习织专其业者,不啻万家,工匠各有专能,或素或花,俱以计日受值,其或无主,黎明林立花桥、广化寺桥以候相呼。”⑤道光年间《吴门表隐》也记载道: “素缎织工聚白蚬桥,纱缎织工聚广化寺桥,锦缎织工聚金狮子桥。”⑥诸多文献史料无不折射出清代手工业及劳动力市场急剧发展的程度。以织造业为代表,其他各业不同程度有了较快发展。
在城乡手工业大发展过程中,工商业经济重心逐渐发生向城东的转移,行业立碑即是此种变化  的典型反映。以造纸行业为例,乾隆二十一年(1756) 之前该业碑刻皆立于阊门附近。乾隆五十八年以后,行业立碑的地点变更为距离玄妙观较近的河沿街,至同治九年(  1870)  立碑地点再次发生改变,移至离玄妙观更近的宝林寺。明清苏州市镇经济发展迅猛,从外围进一步促使城市内部经济结  构发生变化。范金民指出: “从康熙时起,苏州成为棉布字号及踹染作坊的集中之地。碑文称字号迁移他郡,实即指迁往苏州城中。”⑦玄妙观手工业集聚现象不断凸显。此外,与民生相关的主要行业如猪肉业、踹布业、药铺业、漆作业等亦发生同样的现象。详见下表:

清代部分行业立碑地点迁移一览

造纸业

乾隆二十一年之前该业碑石立于苏州阊门外广济桥堍⑧

乾隆五十八年该业碑石立于离玄妙观较近的河沿街长弄 五号仙翁会馆同治九年立于离玄妙观更近的宝林寺两宜 公所⑨

屠宰业

乾隆二十七年之前该业碑石立

于阊门外山塘街莲花斗一八号毘陵会馆瑏

道光二十六年( 1846) 之后该业碑石立于玄妙观附近的施相公弄三义公所瑏瑡

踹布业

乾隆六十年之前该业 8 块碑石皆立于阊门外广济桥堍瑏瑢

至道光十二年之后该业 5 块碑石皆立于距玄妙观更近的中街路一百一十四号尚始公所

药铺业

该业向在吴邑大南亨一图养育巷柳巷内①

同治十二年后立于玄妙观旧学前李姓房屋作为会所②

漆作业

康熙三十二年( 1693) ,集德公所建于范庄前祭祀巷③

同治九年重修同治十一年与置器公所合并迁往因果巷④

行业重心迁徙背景下,继明代阊门会馆之后,清代玄妙观及周边行业公所形成聚集状态。根据《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显示,云锦公所、丝业公所位于祥符寺巷,梓义公所位于洙泗巷,小木公所位于憩桥巷,置器公所位于因果巷 73 号,云章公所位于塔倪巷,成衣公所位于九胜巷,永康糖食公所、三义公所位于苏州施相公弄,酱业公所位于颜家巷,面业公所(  乾隆二十二年建)  位于宫巷关帝庙内,茶礼公所位于富仁坊 7 号,光裕公所位于第一天门 23 号,太和公所位于旧学前 48 号, 梨园公所位于镇抚司前 16 号,五丰公所位于葭巷 36 号,性善公所位于斑竹巷,圆金公所位于苏州蒲林巷,女帽公所位于元妙观南首,糕团公所位于元妙观宫巷珍珠弄等,充分显示出玄妙观工商业经济的繁荣。城东地区人口聚集程度有了显著提高,主要表现为:

第一,工商阶层规模的扩大。清中期以后随着工商业发展,玄妙观周边呈现出地狭民稠的状态,俗称为“寸金地”。每至夏日,酷日临照,气难喘息。与民居的稠密相比,玄妙观则显得尤为宽  敞,清旷延风,且地处城市之中,“于是机局织工、梨园脚色,避炎停业,来集最多。而小家男妇老稚,  每苦陋巷湫隘,日斜辍业,亦必于此追凉”。⑤久之逐渐形成了苏州有名的“观场风凉茶”。晚清,玄妙观更是成为工商业群体游乐的场所,以节庆节日更为集中。光绪十七年( 1891) 《申报》记载: “中秋佳节,凡工艺营生之辈,无不停工游玩观前一带,毂击肩摩,几于途为之塞。”⑥ 生产力发展使得妇女群体成为游观的“亮点”。
第二,妇女群体高度聚集。与手工业发展同步,明中期城东游观就已初步兴起。隆庆《长洲县  志》记载,相对于城西“靓妆炫服,堕马、盘鸦,操筹倚市,葑、娄、齐盖罕矣。惟以织造为业者,俗曰机房妇女,好为艳妆,虽缛欠雅矣”,⑦入清后,城东社会更显生机。清初诗人沈朝初在《忆江南》记载: “苏州好,到处庆新年,北寺笙歌声似沸,元都士女拥如烟,衣服尽鲜妍。”⑧ 诗歌中的“元都”即指玄妙观,北寺位于其北侧。从诸多杂记中可以看出,妇女富丽华贵的服饰较为吸引世人的眼球,成为   打破清初以来沉闷社会气息的勇者。《姑苏竹枝词》也有类似的描述: “元妙观有长生殿,新年游女,服饰丽都,游人环集之。”⑨玄妙观逐渐成为追求时尚的场所。清末民初,从事织造的妇女普遍增多。民国《吴县志》描述道: “女工摇丝,俗谓之‘调经娘’,嫠妇贫女比户为之,资以度日者众焉。”
乾隆以后,玄妙观周边发生巨大变化。沈景运在《九日登眺弥罗宝阁》中说:   “云梯上宝阁,流览遍吴乡。众塔环生迥,连山浪涌长。”在诗歌的按语部分,作者补充道:
九日登高,昔人以为胜事,癸卯重阳日,余闲坐无聊,偶步圆妙观,上弥罗宝阁,城中好景尽  在目前,城外青山亦觉相违不远,即烟村乡僻林木居庐隐隐可睹,虽在城市嚣尘之际,一游上界,宛似仙人楼阁,迥隔凡尘。①
引文中的“城市嚣尘”显示出当时玄妙观周边繁华的景象。据清代小说《乾隆南巡记》描述,乾隆年    间的玄妙观门首已是“只见茶房酒肆,多如林密。那些游玩之人亦甚不少,都在这左右各处玩耍。 观内一带所有那些三百六十行,竟无一件没有”。②          乾隆前后玄妙观社会环境的变化在《明清以来苏 州社会史碑刻集》中得以进一步验证,嘉庆二十四年( 1819) 郡人石忠就曾称“在观外场地摆立摊肆,已有多年”。③至道光年间,摊肆数量逐渐增多,以至朝廷“令方丈道士出资搭盖( 敞篷———引者) ,开设摊肆”,④以便规范管理。又如《吴郡岁华纪丽》记载道:
饴饧饼饵蜜饯诸果为添案物,名曰小吃,零星取尝,价值千钱。场中多支布为幔,分列星货  地摊,食物、用物、小儿玩物、远方药物,靡不阗萃。更有医卜星相之流、胡虫奇妲之观、踘弋流  跄之戏。⑤
在手工业基础上,清代玄妙观商业活动不断发展并于晚清迎来了兴盛,如光绪七年《申报》记载:
苏省元妙观为阖郡精华所萃,货贝云屯,闤 鳞接,往来者益复如织如梭,观中隙地空旷, 殿宇恢宏,百戏杂陈,尤为游人所必到。茶肆三五家,每逢春秋佳日,往往左卢右陆,地无容足,  亦凳不离人,其嚣逐之况可以想见。⑥
玄妙观周边社会环境的变化被小说所刻录,如《一文钱》描述了徽商甲、乙二人携重资来苏挥霍一  空,乙以竹片、草茎、败纸、鸡鸭毛等杂物裱糊制作成禽鸟玩物,至玄妙观销售,“妇孺见甲乙所携禽  鸟,以为酷肖,争求购买,顷刻俱尽。每具十数钱,共计五千有奇甲”。⑦ 晚清,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去各个园林游玩,光绪二十一年《申报》记载: “十二日立夏令节,所有手艺中人俱停工作半天。至下午鼓腹始出游,在留园、怡园、元妙观等处领略风光。”⑧ 可见,工商业经济的持续发展是园林趋于开放性的关键,社会分层更加得以显现。
借助于游观,明显可以看出早在清中期苏州城市商业中心开始出现迁移现象,那么是什么导致  商业中心的转移?    该时期,南京、扬州等城市皆出现同类现象。以南京而言,巫仁恕在《优游坊厢: 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中通过对清代金陵市集与商店街区的布图,比较该图与明代  的差异,总结了其特征:
城北上元县治内的市集数量,到了清代反而减少;而新的市集与商店街区,是在秦淮河南岸,尤其是城东南有折扇行、竹木行、沉香街与星货铺;  城西南有丝市口、两个渔市、新桥市与油市; 还有城南聚宝门与通济门外,也都发展出新的市集与街区。⑨
这些显示出清代金陵城的经济发展有往城南集中的趋势,而该地区恰好是城市政治核心区。清代  扬州城市经济中心的转移同样缘于盐商群体攀附于国家权力以谋求家族利益的结果。可以看出商贾家族对权力的依赖及儒学家族向权力中心的转移刺激经济的发展是商业中心发生迁徙的本质因素。苏州城东商业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游观”人群的激增促使城市生活发生深层次变革,各种民  俗节日丰富多彩。
三    清中期以后苏州玄妙观为中心“士女游观”习俗的形成
“士女游观”与经济的繁荣密不可分,乾隆以前,城西及其他地区的游观均不同程度的发展。清  中期以后随着城东商业经济的崛起,“士女游观”的盛景亦随之形成。
以娱神为例,明清之际城东地区民众参与规模日渐庞大,甚至超过阊门所在的城西。兴于明、 止于民初的迎神赛会即是娱神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该活动往往由苏州府知府主祭,官方性质占据主导。民众的参与使得迎神赛会性质逐渐发生变化,康熙年间张英在《文端集》中说: “节近清明看赛会,流传何日到于今。阊门内外人如蚁,一日姑苏损万金。”①清中期以后,玄妙观一带民间参与的盛况越来越多地见于记载。道光年间石韫玉在《迎神讴》描述: “辉煌满路旗旐旟,彩丝金缕蟠毡毹。提携傀儡若儿戏,诡云朝觐之元都,倾城士女如风驰。交钿接舄出里闾。”②晚清,玄妙观一带民众参与盛况空前,甚至超过阊门在内的“苏城六门”,成为苏城赛会的“亮点”。如光绪十四年夏,“又有是举于初四日赛会绕遍苏城六门,仪仗鲜明,都人士空巷往观,绿女红男兴高采烈,元妙观一 带人山人海,尤为拥挤,诚盛会也”。③ 不过,地方官府对民众的过度参与始终严加戒备,屡次严禁。由于商业利益的推动及民众巧借官方活动的载体,政府禁令几乎难以真正推行。玄妙观向来是官    方祠祀的场所,明清地方“万寿庆典”多在此开展。清中期以后“万寿庆典”开始被商家所利用,借以招揽生意。由于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明代苏州地区存在名目繁多的“会”,其中以上方山祭祀五通神的“五方贤圣会”最具盛名,“到清代,五方贤圣会的风潮消退,反而由其他的庙会取而代之,其中又以玄妙观与城隍庙最盛”,④城隍庙紧邻玄妙观东侧。光绪二年四月初三日,苏城有土地会,祀楚国春申君,“会中人均焚香虔祷,护送天表至元妙观之三清殿,代民祈福,陈设仪仗计有锦旗绣伞,绚烂异常”。⑤ 玄妙观周边的寺观与其一起共同扩大了祀神活动的影响。光绪年间,“北寺香会较为盛行,进香者结队成君,往来不绝,多为乡间妇女,问其名则曰北寺香,察其进香之处,或云北寺、圆妙观、穹窿山、城隍庙等”。⑥ 当时,观前一带还有“延圣会”“朱司徒会”“轧神仙”等,名目繁多,这与清初淳朴的气息形成鲜明对比。清晚期,苏州城乡之间普遍流行这样的歌谣: “城中城外走如狂,争春玄都醮箓黄。哄动各乡泥土地,天师门下受封章。”⑦各种娱神活动持续开展,且愈来愈烈,使得游观逐渐融入城市生活。
清代,寺观在城东形成了聚集。玄妙观周边寺观历来较多,入清后原有的寺观不仅大范围得以重建,且又有所新建,仅以长洲县为例新增的寺观有顺治间的平田禅院、佛华禅院、青松庵,康熙间  的惜字塔院、寄叶庵等。诸多寺观吸引着大批“善男信女”。玄妙观前柴河头旧有观音庵,光绪七年  六月初“有行脚僧挂单其中,终日敲鱼诵佛,不数日遂有进香者、求福者、许愿者,络绎不绝”。⑧ 寺观等场所成为“游观”的重点在当时较为普遍。清中期以后,游观兴盛逐渐表现为道教节日丰富,苏州  每年道教节日不下 20 个,又以玄妙观宗教活动较具代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月份:
第一,正月。每年正月玄妙观极为热闹,《清嘉录》说: “北寺、玄妙观为新岁游观地。”⑨ 每至春节,“诸丛林各建岁醮,士女游玩琳宫梵宇,或烧香答愿。自此翩翩征逐,无论远近,随意所之。城中玄妙观,尤为游人所争集”。①  以正月吴俗祭太岁为例,该活动兴起于元,兴盛于清,成为玄妙观游观兴盛的重要因素,据《申报》载:
苏州元妙观弥罗阁下之正殿,塑六十甲子之太岁像,一年一太岁,凡为像六十,或冕疏,或甲冑,或华衣,其貌有慈善者,有凶恶者,有笑者、怒者,有喜者、愁者,厥状不一,且均有姓名焉,  各太岁之前皆立神牌而书姓名,未知何据,亦可笑也。②
此外亦有其他宗教节日,如九日的玉皇诞辰同样热闹。对此《清嘉录》记载道: “元妙观道侣设道场于弥罗宝阁,名曰‘斋天’,酬愿者骈集。”③每年“斋天”城内玄妙观与城外穹窿山上真观烧香的盛景形成呼应。蔡云《吴歈》云: “七日为人八日谷,谁祈人寿谷丰登。惯闻九日朝天去,香市穹窿第一层。”④宗教节庆气息以玄妙观为中心弥漫整个吴地社会。
第二,三月。继正月之后,三月玄妙观香火迎来又一个盛季。民国《吴县志》记载: “十五日为玄坛神诞辰,谓神司财能致人富,故居人崇奉之。”⑤ 三月二十八日为东岳天齐仁圣帝诞辰,香客聚集。顾禄在《东岳生日草鞋香》中有着较为详细的描述:
城中圆妙观有东岳帝殿,俗谓神权天下人民死生,故酬答尤虔。或子为父母病危而焚疏假 年,谓之借寿;  或病中语言颠倒,令人殿前关魂,谓之请喜。祈恩还愿,终岁络绎。至诞日为尤盛。虽村隅僻壤,多有其祠宇。⑥
生产发展背景下民众丰富的心理需求使得城市游观异常兴盛,并以玄妙观为中心辐射整个城乡社会。
第三,六月。六月道教节日较为集中,玄妙观香火较盛。《吴郡岁华纪丽》记载道: “城中元妙观,六月中多醮会,城市村镇,善男信女来进香者,各醵钱为醮分,赴观中作醮,桕烛檀香塞于路。”⑦玄妙观与城西寺观一道掀起了游观的高潮,如《清嘉录》记载: “城中玄妙观,阊门外四图观,各有神像,蜡炬山堆,香烟雾喷,殿前宇下,袂云而汗雨者,不可胜计。”⑧在游观兴盛的场景中玄妙观又最为突出,如光绪六年《申报》所载: “苏郡人民于六月二十后赴各庙雷祖殿烧香,相沿成例。无论贫富贵贱,男女老幼,必须焚香点烛,拜佛叩神,方得了此心愿,而是日香火之盛惟城内元妙观为最。”⑨又如光绪十二年《申报》记载: “六月十九日观音诞,廿三日火神诞,廿四日雷祖诞,向来元妙观香市最为繁盛,廿三日尤彻夜不绝。”几乎每个宗教节日,玄妙观都出现城乡善男信女聚集的现象。
宗教节日为基础,“士女游观”从深层次影响城乡社会民众游玩、消费的习惯,形成了诸如刻入民众记忆深处的“空来白相玄妙观”瑏瑡之说等,这里开始成为“苏城第一热闹所”。观在地理空间的变化直接反映了苏州城市的变迁,且在当时就引起巨大的社会影响。玄妙观“游观”兴盛只是当时社会发生的一个缩影,在经济结构变化的大背景下其他地区正发生着与苏州玄妙观同样的变化。 同治年间《申报》说: “上海邑庙豫园犹苏城之玄妙观,新年百戏骈集,以供游人之玩赏。”光绪初年《申报》又说:“有友自河南来,述河南大闹相国寺一事,盖相国寺者犹苏州元妙观也,游人日以千计。”①光绪二十一年《申报》亦记载:
常熟有慧日寺者,为宋代梁武帝敕建之巨刹也。寺居城之中心,基地宽敞,屋宇轩昂,举凡  江湖卖技者流咸集寺中,藉博蝇头。是以居人之往游者无日不肩摩毂击,络绎如梭。盖寺中之热闹一若上海之城隍庙,苏州之元妙观也。②
宣统时,《申报》又说: “新年之游玩,上海城隍庙,苏州元妙观,南京夫子庙。”③ 从中可以看出,玄妙观士女游观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这同样见于名人日记的记载,叶昌炽就在日记中说: “廿九日午后,偕妷卿、骥云、康甫同游隆福寺,百货鳞萃,士女如云,仿佛吾乡圆妙观。”④综观上述,诸多文献对玄妙观游观现象的记载充分反映了其存在的社会意义,以此为标志,苏州城市发生了巨变。
结    语

随着商品经济的强势发展,以阊门为中心的城西在明代开始成为苏州最为繁华的地区。与之相应的是,城西的“士女游观”也变得更加兴盛,《姑苏繁华图》所描绘的即为此种盛况。降自乾隆年间,原本冷寂无闻的城东地区也开始陆续出现“士女游观”的现象,至光绪朝达到顶峰,其规模甚   至超过阊门。究其原因,明清之际,苏州城乡社会经济结构持续发生着巨变。以织造业为代表的手工业蓬勃发展,并在城东形成聚集。城东地区工商业的全面繁荣带来了大量的人流与物流,人口的密集又带动了本地区“勾栏瓦舍”的兴起,改变了此前玄妙观周边游人不兴的旧有面貌。借助于“士女游观”现象的考察,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经济社会深层次的变革影响着城市空间格局的  变化。“士女游观”既是商品流通的重要平台,也是某种程度上民众休闲娱乐的形式。各种民俗节庆显示出“士女游观”的民众基础,而这又进一步固化了玄妙观在城乡社会的地位。梳理“士女游观”从城西到城东的“迁移”,我们可以看出清中期以来苏州城市“东进”的整体发展态势。此种现   象在当时其他城市亦不同程度存在,显示出古代城市经济活动与国家权力相互依存的关系,这既拓   展了明清江南城市史研究的思路,对当下的城市化进程同样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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