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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清代经济史高端论坛在线上举行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548 更新时间:2020/7/11

202074日至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史研究》编辑部主办的“首届清代经济史高端论坛”在线上举行,来自海内外的二十余位学者参与。本次论坛同步向公众开放直播。

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主持,《清史研究》主编祁美琴教授致欢迎辞。祁美琴教授向各位学者的与会以及长期对《清史研究》的支持表达了感谢,同时简要回顾了《清史研究》近年来的发展及在国际影响力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着重介绍了《清史研究》由季刊改为双月刊的情况。祁美琴教授认为,“清代经济史”一直是清史研究领域的重镇,许多影响历史学界的重要学术范式、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观点大多是从社会经济史领域开始的。今天国内外正在大力建设的各类数据库以及数字人文研究平台等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也多是由经济史学界的专家引领和参与的。《清史研究》作为清史学界同仁学术交流的园地,期待能够及时反映清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和学术热点。

祁美琴教授致辞

论坛由六场主题会议与圆桌讨论会组成。论坛第一场会议主题为“大分流之后”,由南开大学王玉茹教授主持。香港科技大学和文凯副教授在《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大分流之后的中国明清经济史研究》的报告中,对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定义及其在制度上的根本区别给出了新的解释,并以此回答中国经济在1842年开埠之后工业发展何以缓慢的问题。香港大学陈志武教授从资本主义的定义、“大分流”的讨论对象、现代财政国家的形成对市场经济向资本主义转化的影响三个方面作了评议,指出对大分流的讨论,需要超过农业经济本身,应着重从资本化的角度来理解。第二位报告人为中国人民大学孙睿博士,报告题目为《“盛世的延续还是衰落的开始”?——清代嘉庆时期(1795—1820)名义工资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及技能溢价的19世纪中国例外论》,认为嘉庆时期中国工资水平总体稳定,工资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地区和行业,整体的技能溢价比较稳定,说明当时的中国确实存在较好的市场性制度效率,仍然延续着传统中国的某种优势,并且社会似乎没有变得如主流描述中那么糟糕。河南大学彭凯翔教授主要从样本数据的收集、利用与分析等方面作了评议,认为需要仔细甄别和深入分析不同来源的工资数据。

大会第二个主题为“士绅、科举与基层治理”,由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主持。第一位报告人为清华大学龙登高教授,题目为《士绅,还是民间组织?传统中国基层治理之道》,文章系统论述传统民间组织及相关的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与运行机制,揭示民间公共品供给与基层秩序的内在逻辑,认为士绅持续发挥作用、并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背后,是各种民间组织及相关的制度支持。离开了民间组织及相关制度,士绅角色将不可能具备普遍性和可持续性。点评人刘志伟教授主要从“法人产权”的概念入手,对报告作了评议,认为可结合更为丰富的民间组织史料来理解士绅的角色。第二位报告人为上海交通大学蒋勤副教授,题目为《晚清松阳县的家族、士绅与科举宾兴》,文章以晚清浙江省松阳县文公祠的具体运作,论证了科举宾兴组织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认为科举宾兴之长久维系,离不开地方官、士绅与家族的共同努力;科举宾兴对提升地方科举成就、促进社会流动是有益的。评议人北京大学助理教授韩策博士从文公祠等宾兴组织关涉的多重议题、文公祠的性质、宾兴组织的实际作用等方面作了评议。

74日下午,大会第三个主题为“货币与货币制度”,由中国人民大学何平教授主持。第一位报告人是江西财经大学邱永志副教授,题目为《价值基准的深化与离散:再论清代以降的虚银两制度》,报告认为作为制度的虚银两,其有效运行的背后还存在一套由各类金融机构、商人组织操持运行的制度构架。虚银两在晚清时期大量涌现,实际是白银价值基准日益深化发展的产物。与西欧国家逐渐形成的近代本位制度以及“一国一币”的主权货币制度所呈现的聚合特质相比,近代中国白银价值基准与货币信用制度具有离散特质。何平教授认为虚银两产生的根源,是货币职能上的冲突,即货币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两者之间的矛盾,并主要就此展开评议。第二位报告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袁为鹏研究员,报告题目为《从徽商账本看太平天国战争前后晚清徽州地区的货币使用》,报告以徽商同和号与兆成号的商业文书为中心,深入考察了清末徽州地区的货币行用结构,尤其是太平天国战争对于徽州市场货币行用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朱浒教授从文书史料的挖掘程度、徽商经营结构与货币使用情况之间的关系、两家徽商的货币使用情况与徽州地区和华北地区货币使用情况之间的对比等几个方面作了评议。

大会第四个主题为“货币与财政”,由中国人民大学林展博士主持。第一位报告人是山西大学韩祥副教授,报告题目为《甲午战后全国性钱荒危机的爆发及其对城乡社会的冲击》,报告认为甲午战后受多方面影响,全国性的钱荒危机破坏了各地原有的货币流通秩序,清政府希图通过各种举措来应对钱荒,但终致失败。农村地区则通过城乡贸易吸收制钱、销毁制钱改铸私钱、扩张短陌惯例等方法,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钱荒的冲击,并形成私铸在村、运销在城的民间铸币运行模式。地方政府通过钱荒环境下农村赋税的折价浮收,加重了农民负担与市场钱荒。评议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袁为鹏研究员认为,首先需要从金融学的理论角度进一步阐发钱荒爆发的机理;政府对于货币危机的前期反应不足,后期反应过度的作为值得进一步思考;货币的变动对不同阶层和地区的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建议继续发掘物价、银钱比价方面的资料做进一步论证。第二位报告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熊昌锟博士,题目为《论近代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企业资本筹集——以萍乡矿局官钱号为例》,文章认为萍乡矿局成立后,为调拨、筹措矿局的资金,盛宣怀等人仿照官银钱号的形式创建萍矿官钱号。由于管理体制落后、用人不当、资本收益主体错置,萍乡煤矿及萍矿官钱号最终必然走向结束。不过,萍矿官钱号开创了近代企业与金融机构共同发展的先例,官钱号虽与现代银行存在一定差异,但具有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渡性质。评议人龙登高教授认为,官钱号兴起是国营企业多元化经营的表现,是试图解决国营企业资金短缺与经营效率低下双重问题的措施。龙老师认为,只有现代企业制度与金融市场的发达才能够更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建议作者进一步从宏观理论角度思考国营企业融资与经营效率问题。第三位报告人是华东师范大学周健副教授,报告题目为《光绪年间江广三省漕粮的采买海运》,报告认为同光年间,江广三省始终抵制户部在太平天国战后恢复漕粮本色征运的经制,加之轮船招商局的推动,最终实行折征兼筹采买,部分恢复本色交仓的漕粮征运体制。漕粮的买、运、交各环节,完全外包与轮船招商局。这种以折征折解、采买海运、外包轮船航运公司为核心的新的漕运格局,使得漕运完全突破了此前的制度框架,以市场的方式,延续了贡赋制度的运作,市场成为其中的主导逻辑。评议人中国人民大学李光伟副教授认为,在漕粮问题中,漕粮本折征收取决于国家政治、社会活动,仅仅强调市场作用似乎并不能全面解释漕粮征收问题。此外,李老师建议可将官商关系、地方督抚在漕运征收中的作用、三合镇的采买案例是否具有普遍性、江广三省折征兼筹采买的方式在近代漕粮征运转变中的地位与意义等问题纳入讨论。

75日上午,大会第五个主题为“法律与经济”,由中国人民大学李光伟副教授主持。第一位报告人上海交通大学邱澎生教授题目为《“是官当敬,凡长宜尊”?明清商业书与1819世纪重庆商人的风险问题》,报告认为明清商人经商会遇到来自对手的削价、恶性竞争、毁约欠债、有意诈欺等商业风险,以及来自胥吏或官员的钱财勒索、无端指控等政治风险。作者利用巴县档案中的讼案记录证明,18世纪的商人会在不同的商业诉讼案中拿捏商业与政治之间的风险并据此做出私下协调呈控官府的反应。评议人中国人民大学尤陈俊副教授对报告中材料的运用解读与研究对象作了剖析,建议对材料的文本解读应更贴近具体的文本背景。第二位报告人河南大学彭凯翔教授的题目为《从例的修订看清代治理模式:以〈大清律例〉〈会典事例〉为主的分析》,文章认为清代例的增长并不持续,各类例之间亦存在差异。《大清律例》之例的增长主要是在乾隆中期以前实现的,在这之后即出现中落,而部院则例的增速下降相对更弱,且不如律例持续。随着数量的变化,例的结构亦有变化,“因案生例”相比“因言生例”的重要性上升,《大清律例》的“刑律化”倾向被加强,行政法趋于细密发达。凡此均反映了清代治理模式的调整:由雍乾之际通过“治法”来扩大直接治理,回归到“治吏” 以治民的间接治理。评议人邱澎生教授对文章的具体案例分析与地区差异论述进行评价,建议对个案的检视与深入应当加强。

大会第六个主题为“环境与经济”,由中国人民大学刘文远博士主持。第一位报告人山西大学胡英泽教授报告题目为《清宫档案所见山、陕滩案中的黄河生态保护》,报告讨论了清代黄河龙门至潼关段这一游荡性河道变迁引发的山、陕两岸的滩地之争,通过清宫档案中各级官员的奏折和皇帝的谕旨还原了黄河河道生态变化与滩案发生的过程、两省划界的主张及变化。文章认为中央在处理滩案中所采取的征收租谷制度,并非是租、赋混淆的体现,而是有着清晰的边界,体现了保护黄河河道生态的意涵。评议人夏明方教授认为,作者对“生态”概念的把握与学界存在分歧,应当予以明确。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国家治理的概念与地方社会水利治理问题相结合时,可与学界已有的一些理论、关怀甚至是模式进行深层次的对话。第二位报告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池翔博士的题目为《重塑边疆:鸭绿江右岸的林木开发、森林交涉与边疆秩序》,报告以日俄战争前后鸭绿江右岸森林为例,着重考察林业发展过程中的森林消长与边疆形态的关联,以森林的视角重审东北边疆近代化的过程,讨论有关森林的商业、交涉与冲突如何内化为劳资纠纷,并重塑森林边界的一段历史。评议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大任副研究员认为报告从森林消解入手,展示出了边疆秩序重构的新图景,并从资源主权重新分配的视角解释中华民族开放性发展重构的新思路,建议作者可对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深化。

75日下午,大会举办主题为“清代经济史研究再出发”的圆桌讨论会,讨论会由夏明方教授主持。到场学者相继发表了自己对于清代经济史研究的学术脉络、既往成就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看法。北京大学李伯重教授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中,需要注意地区差异,要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他认为,要从地方入手广泛搜集一手资料,在扎实的个案微观研究基础上,书写全中国宏大经济史的面貌。中山大学刘志伟教授提出,研究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需要一套非西方的经济理论和体系的逻辑和概念,这也是他在自己近几年的研究中用“贡赋体制”来解释传统市场机制的运作机制的原因。南开大学王玉茹教授提出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理论方法的创新必须要在充分驾驭理论与扎实的实证基础之上。香港大学陈志武教授主要提出三点。首先,清代经济史研究里涉及到中西交流碰撞,在做中西对比时,更多的要以多方面的现代经济因素来理解,而不仅仅是从农业的角度出发;其次,需要充分理解资本市场和资本本身;其三,应该继续推动量化历史研究的工作,以便深化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中国人民大学何平教授认为推动清代经济史研究发展应该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把握历史真实与问题意识的关系,只有做到对史料文本的竭泽而渔,并结合现代理论知识对其进行阐释,才能做到对史实全方位的把握。这就需要经济学和历史学出身的学者应该弥合二者的异同,共同推进经济史的研究;二是应该注重经济部门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关系。经济现象的理解应该镶嵌在对整个社会的认知之中,这种局部与整体的关系的恰当把握,对于推动传统的经济史研究框架或构建新的研究框架有莫大助益。清华大学龙登高教授就如何理解传统中国制度与文化的问题表达自己看法。他认为一方面不能把中国传统视为完全的“黑”与“恶”,并将之解释为无法走向工业革命的原因;另一方面,要注重中国自身传统经济历史演化的过程,通过关注清代的市场经济、法人产权和制度,有利于我们去挖掘清代的制度遗产和文化遗产。香港科技大学和文凯副教授主要强调经济史研究应该具有比较视野,从比较的角度认识微观与宏观、区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外不同的历史过程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在所有老师发言结束后,陈志武教授、王玉茹教授、何平教授、邱澎生教授也作出了回应。

大会最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常务副院长、清史研究所所长朱浒教授发表致谢辞。他阐明了本次会议主办的目的,并结合自己对学术史的梳理,总结了百年以来清代经济史的发展脉络、学术成就与存在问题,并对未来清代经济史的发展提出展望。朱浒教授认为,清代经济史研究在学界整体的地位与话语权相对有些衰落。最近20年的清代经济史资料整理取得巨大进展,但是经济史进展水平却并不令人满意,这对当下经济史学界来说既是责任也是挑战。他指出经济史研究不是某一个学科的阵地,经济学和历史学两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应该加强交流,以学术本位为出发点,而不是以学科本位出发,最终推动清代经济史研究的发展。

与会部分学者留影

(供稿人:屈成、高学姣、徐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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