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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史学前沿”第七讲:《概念史的视野与方法》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732 更新时间:2021/6/8


2021年4月15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2021年春季学期“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七讲在线上举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学衡研究院李里峰教授应邀作了题为“概念史的视野与方法”的学术报告。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夏明方教授担任主持,校内外师生100余人共同在线聆听了此次讲座。

讲座伊始,夏老师介绍李里峰教授擅长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之间的跨学科研究,在政治史、革命史、概念史等领域都有独特见解。李教授随即回溯自己的学术历程,表示一直尝试在历史学与政治学、社会学之间找出结合的可能性,并表示自己的研究经历了“务实”到“务虚”的转变,早年一直关注中国革命史,十年前开始转向概念史研究,现在试图用概念史的理论方法从事与中国革命相关的研究。

李教授从福柯的著作《词与物》引入报告主题,指出语言与事物之间存在张力。概念史研究就是尽可能地揭示词与物之间的张力关系,从而更好地理解语言所表述的历史事实。概念史研究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巨大冲击,主要是德国学者的功劳。老一代概念史学者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柯塞勒克,他所主编的《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八卷本(1972-1997)是概念史研究最为重要的著作,书中每一个词条都是一篇严谨的学术论文。作为概念史研究的奠基人,柯塞勒克关于概念史研究提出了两种假设。第一,提出了“鞍型期”。启蒙运动之后的一个世纪(1750-1850),是欧洲“现代性”转型的“鞍型期”,经历了漫长的低落、过渡之后,欧洲实现了向现代知识的转换。第二,确定基础性概念的标准——四化,包括“时间化”(概念随着时间而变化)、“民主化”(概念的社会边界日益扩大)、“意识形态化”(概念日益成为社会性概念体系的一部分)、“政治化”(概念的政治意涵日益增长)。重要著作还包括《哲学历史辞典》十三卷本(1971-2007)与《法国的政治——社会基本概念手册》十五卷本(1985-2000),以上三套书是概念史研究的标志性著作。

对于西方概念史的理论脉络,李教授认为有两方面首先,20世纪初,传统思想史研究受到挑战,学者们认为思想史研究只关注精英人物,未能关注普通民众。美国学者洛夫乔伊提出观念史,主张将构成人们思想结构的观念作为研究对象,而不仅仅关注精英思想家的言说、著作。其次,20世纪上半叶,社会史对传统政治史研究提出质疑与挑战,强调关注普通人的历史和整体的历史。观念史脉络和社会史脉络对传统史学研究造成了巨大冲击。更重要的是,20世纪中期的“语言学转向”,为概念史研究提供了基本的认识论前提。此前人们默认语言可以很好地表达言说者的观点,即语言是透明的,但语言学转向后,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一经表达之后就跟语言原要表达的内涵相背离。正是上述三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20世纪后半叶出现关键词研究、概念史研究等新的研究类型。

西方学界关注语言、概念的重要作用逐渐形成三种传统。在英美学界,先是以洛夫乔伊的观念史为主,到20世纪后半期形成以波考克、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法国则主要是福柯所开创的话语分析;德国是孔茨、柯塞勒克所开创的概念史的传统。其中波考克主张“政治语言史”,认为关注语言背后的思想是有问题的,应该关注语言本身。斯金纳有两个突出贡献,其一,把奥斯丁的语言学理论引入政治思想研究,认为语言本身就是行动。其二,主张意图性意义,强调还原文本形成的语境,探究作者的真实意图。柯塞勒克强调“现在”,提出“经验的空间”“期待的视域”,认为概念把过去的经验留存下来,帮助我们理解当下,又把未来世界的可能性予以展现,使我们在政治实践中有所指引。以波考克、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与柯塞勒克的研究虽然存在差异,但两者都主张让研究对象返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揭示词与物之间的张力。

接下来李教授用民族、“民族”概念、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揭示概念史研究的重要性民族是现代社会政治变迁中出现的一种新生事物,是客观的历史现象;“民族”概念的形成与民族这个客观事实并驾齐驱,两者就像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彼此依存。民族主义则是一种政治思潮,以民族、民族国家作为价值判断标准。民族国家的形成属于政治史研究范畴、民族主义研究是政治思想史领域,但在概念史视角下,“民族”这个概念将政治史研究与政治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意义重大。故而,在中共党史、革命史、晚清史、民国史研究领域进行概念史的梳理极为必要。

具体到中文学界,李教授整理了概念史研究的几种路径,包括数据库分析、概念丛分析、新名词研究、关键词研究、翻译/传播研究。至于相关研究成果,理论著作主要有李宏图主编《剑桥概念史研究丛书》、方维规著《什么是概念史》等;具体研究有许纪霖编《现代中国思想的核心观念》,金观涛、刘青峰著《观念史研究》,方维规著《概念的历史分量》,黄兴涛著《重塑中华》等书。个案研究方面,李教授特别提到了维罗里对“国家理性”的研究;陈力卫关于“民主”与“共和”的研究;沈松桥关于“人民”与“国民”的研究。

最后,李教授还介绍了中国学界对德国概念史传统的创造性运用,提及孙江教授对柯塞勒克“四化”说所做的重新表述,即规范化、通俗化、政治化和衍生化,认为要研究基础概念,须关注所指(所指向的对象)、能指(词汇本身)、话语(特定情境使用者的意图方法),并应具有历史感、层次感、张力感三种特征。以此为基础,李教授进而提出他本人对近代中国情境下概念史研究方法论的设想,即方法的概念史、包容的概念史、复数的概念史、分层的概念史和有限的概念史。

夏老师对李教授的报告进行了精彩点评,指出李教授清晰地梳理了概念史的起源、不同流派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概念史体系的建构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提问互动环节,校内外师生围绕概念与词汇之间的关系、概念史研究与翻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概念史与观念史的区别等问题与李教授展开讨论。李教授指出,概念与词汇是不同的,以冯天瑜老师的《封建论》为例,“封建”作为词汇在不同时代的意涵是不一样的,探究不同时代“封建”的意涵就是概念研究。至于中国概念史研究与翻译之间的密切关系,源于中国现代基础性概念中绝大多数都是日本人用汉字词汇翻译西方概念再传入中国而形成,故而中国概念史研究应先梳理清楚概念的源起、演变。针对孙江、方维规等学者认为观念史与概念史是完全不同的这一观点,李教授持不同看法,指出西方学界从剑桥学派开始已注意观念在不同场合具有不同含义,观念与概念之间有时很相似,概念史和观念史不必也很难完全区分开来。

(2020级专门史博士刘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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