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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禹贡》研究述略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4476 更新时间:2005-12-25

华林甫

 

《禹贡》是我国现存最古史书《尚书》中的一篇,全文仅1193字,为我国最早具有系统性的综合地理著作。《尚书》既是孔圣人编定的书,因此历代学者将它奉为“万世不易之书”,宗为“古今地理志之祖”,从不怀疑。现存明清方志,几乎每部省志、府志、县志都提到了《禹贡》,影响甚为深远。在古代社会里,《禹贡》是学者必读之书,所以历代研究《禹贡》的成果很丰富,这些研究大体上可分两个方面:一是解经,即解释文字,特别是古、今之别;二是释地,即考证地理。清代乾嘉之际,考据发达,对《禹贡》的考证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仅有清一代,关于《禹贡》的专著就有二十三种、论文一百五十七篇,可谓洋洋大观。

本世纪以来,特别是30年代“禹贡学会”的成立以来,《禹贡》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首先,是正确评价《禹贡》的地位。“五·四”运动以后,作为封建社会精神支柱的经学已被打倒,人们对于我国古代文化一时有一种空虚之感,似乎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真是一无可取;自从顾颉刚先生提出了他那著名的“层累地造成古史说”之后,笼罩在《禹贡》上的迷雾慢慢廓清,从大禹方面说,《禹贡》是伪书;但从全面而有系统地讲述古代地理形势方面说,却又是一篇极其宝贵的文献资料。因此,1934年2月顾颉刚、谭其骧诸先生发起成立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学术团体就取名为“禹贡学会”,学会会刊是《禹贡》半月刊,“禹贡”一词简直成了中国历史地理的同义语(《禹贡》半月刊英文译名为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其次,在“禹贡学会”研究中国历史地理风气的影响下,大量著述不断涌现。本世纪初以来八十多年间,有关《禹贡》的专著即有十三种,论文达六十一篇之多。

近年来,关于《禹贡》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禹贡》的成书年代及其作者

旧史悉以为《禹贡》为夏史官或大禹本人的著述,今则无一持此说者。本世纪30年代,顾颉刚先生正确评介了《禹贡》的地位,提出了《禹贡》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观点(《古史辨》第一册);解放后,他把论据归纳成以下七点:(1)《禹贡》中的五服制度曾在西周时实行过,至战国而消亡;九州制度由战国开始酝酿,至汉末而实现;(2)导山章里既有内方,又有外方,这是楚国人就防地距离远近和节节设防的需要而定的地名;(3)徐州章贡道“浮于淮泗、达于菏”,菏指菏水,是公元前四八三年吴王夫差为与晋争霸而开凿的一条运河;(4)“扬”、“越”二字不但是双声,而且意义也相同,扬州实指越国之地,“淮海为扬州”,公元前四七三年越灭吴后疆域才北达淮河;(5)梁州为蜀境,显然是公元前三一六年秦灭蜀后之事;(6)梁州贡物有铁和镂(钢),虞夏时代根本不可能有,只有到了战国才普遍使用;(7)《禹贡》的地理知识,东南至震泽、南达衡山,北极恒山的范围之内,可见作者的地理知识仅限于公元前二八零年以前七国所达到的疆域。因此,顾先生得出结论:它是公元前三世纪的作品,较秦始皇统一时代约早六十年。至于作者,可能是秦国人,因为他对于今陕西、甘肃、四川地理最明白,其次是山西、河北、河南等省,陕西的雍水、河南的涧水、水虽都是小河,《禹贡》也写得清清楚楚,可是对于长江下游的记述就有许多错误(《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禹贡》)。

史念海从以下五个方面论证了《禹贡》成书年代:(1)徐州菏水是《禹贡》成书年代的最早极限的标志,菏水是一条人工运河,公元前四八二年晋、吴黄池会盟前一年开凿;(2)《禹贡》的九州是战国前期列国疆域形势的反映;(3)《禹贡》所说的河水是战国时期的黄河河道;(4)《禹贡》中雍州的东界是西河,荆州的贡道是“逾于洛,至于南河”,西河、南河两个方位地名都是战国时期魏国人所习用的名称,由此推断《禹贡》当出于魏国人之手;(5)古史传说禹都在安邑,而三家分晋后的魏国都城亦在安邑,前后恰在一地,《禹贡》就假借这一巧合来绘制以安邑为中心而实现大一统事业的瑰丽宏图的。史先生还细致论述了梁惠王霸业与《禹贡》的关系,认为《禹贡》成书于梁惠王元年至九年之间(公元前三七~—前三六二年,见《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出版)。

许道龄从梁州贡铁、镂(钢)的史实出发,认为《禹贡》必为战国末期的作品(《从夏禹治水说之不可信说到〈禹贡〉》著作时代以及其目的,载《禹贡》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蒋善国从九州观念的产生、九州名称的来源、《禹贡》九州与《周礼》等九州的异同、梁州为《禹贡》所特有、五服制度、《禹贡》与《孟子》等书的对比、贡铁和镂、《禹贡》通篇体例、地域南北含混等九个方面来加以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禹贡》作于公元前二八九年至二三九年之间,很可能就在公元前二四五年前后,为经济地理学所创拟,非一般学者所能作(《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则认为《禹贡》是公元前五世纪的作品,大体上和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同属于同时代(《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五卷第一册)。此外,持战国末期说者尚多,如卫聚贤(《禹贡考》,《语历所周刊》卷四,三十八期)、李泰芬(《禹贡正仪》)、张西堂(《尚书引论》)等。

以上介绍的都属“《禹贡》战国说”,一般学术界都采用顾颉刚先生的说法。但是,学术界尚有不同争议,影响较大的还有西周说、春秋说、战国末至汉初说等。

辛树帜认为:《禹贡》的疆域与周初分封历史相合,从政治与九州关系分析,《禹贡》九州反映的是西周政治;再从导九山、导九水、五服、四至、土贡、贡道、治水、九州得名、定赋、文字结构、大一统思想渊源、《禹贡》冠以禹名之原委等十二个方面来分析,《禹贡》的成书年代,应在西周的文、武、周公、成、康全盛时代,下至穆王为止,为当时太史所录(《禹贡新解》,农业出版社,1964年)。王成组显然不同意辛的西周说,指出:“这个时代起于公元前一一八五年,终于公元前九五二年,超过两个世纪。作者假定《禹贡》是太史官所录,却并未说明《禹贡》这样一篇文字的写作为什么要经历这么长久的年代”,因此他认为,《禹贡》流传于《尚书》里面,在历史上从没有人怀疑过,而《尚书》既是孔子编定的,那么《禹贡》自然就是孔子本人编写的,是孔子借以体现他自己在政治上的抱负之作,约作于公元前五〇〇年左右(《中国地理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王成组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册)的修订本(1988年)前言中特别强调,希望他这个观点能引起学术界的注意。郭沫若也持春秋说,认为《禹贡》乃为子思所作(《先秦天道观之进展》)。日本学者内腾虎次郎对九州、四至、山脉、贡赋、土色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墨子》、《孟子》两书并无征引《禹贡》的痕迹,认为《禹贡》“多含非汉代则不能得之材料”,“是战国至汉初关于地理学一种产物之传说,渐次发展、乃有此种记事甚明”(《禹贡制作时代考》,江侠庵译,载《先秦经籍考》上)。

二、已取得一致看法或趋于一致结论的成果

1、《禹贡》的性质。

《禹贡》一书的性质,以往学者一般都诠释为贡赋之法(《尚书》孔安国传、《禹贡锥指》卷一“禹贡注”)。自从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禹贡》的性质才渐趋明朗,顾颉刚认为它是一篇古代地理形势方面极其宝贵的材料(《禹贡》全文注释),史念海说“《禹贡》是我国最早的地理名著”(《河山集》二集),辛树帜说它是“三千年前的一部地理规划书”、“祖国最早的区域规划书”(《禹贡新解》),王成组说它是我国古文献中一篇具有系统性地理观念的作品(《中国地理学史》上册),李长傅认为“《禹贡》为我国最古之地理著作”、“是研究我国上古时期地理环境最重要的文献”(《禹贡释地》,中州书画社,1983年),鞠继武说它是“我国第一部区域地理专著”(《中国地理学发展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靳生禾说它是“先秦最富于科学性的地理记载”(《中国历史地理文献概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如今,《禹贡》是一部地理性质的书,学术界已取得一致意见,故新《辞海》说它“是我国最早一部科学价值很高的地理著作”。

2、对于江源的认识。

“岷山导江”,这简单的四字曾引起很大的风波。古代学者因拘于它是经书,从不敢说一“不”字,甚至早在班固《汉书·地理志》中即有绳水(今金沙江)、若水(今雅砻江)等的记载,郦道元《水经注》亦复如此,这些河流都较岷江为长,但历代学者仍尊岷江为正源。宋刻《禹迹图》上,虽然明确地绘有今金沙江远自西方南下经云南再向东北入川与岷江合流,却仍在岷江源头注上了“大江源”三字,可见古人对经书的迷信程度。崇尚实地考察的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亲临云南考察了之后,写下了著名的《江源考》一文(即《溯江纪源》,《徐霞客游记》卷十下),大胆地否定“岷山导江”之说,敢于提出长江正源为金沙江的观点。丁文江著《徐霞客年谱》,谓此实乃徐霞客在地理学上的一大新发现。谭其骧则认为,对金沙江的认识并不始于徐霞客,徐的贡献在于“以真理驳圣经,敢言有人所不敢言”,是“正名”,而非新的“发现”。1942年谭其骧的这篇《论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在地理上之新发现》一文(刊入《浙江大学纪念徐霞客三百周年纪念刊》,今收入《长水集》),在当时就得到许多学者肯定,四十多年来并没见到反对意见。尽管清人顾祖禹将徐霞客的观点斥之为“好事者之附会”(《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廿四),胡渭不仅说“霞客不足道”,而且说他“徒恃其善走,大言以欺人耳”(《禹贡锥指》卷14下《附论江源》),但在今天,铁的事实业已证明,顾、胡之说是站不住脚的(吴应寿《徐霞客游记导读》等)。至此,“岷山导江”之说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圆满的结论。

3、一些地名方位的确定。

学术界对《禹贡》中的地名如大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县北)、孟渚泽(在今河南商丘)、震泽(今江苏太湖)、泾水(今泾河)、龙门(今壶口瀑布)、底柱(今河南三门峡)、熊耳(今同名)、桐柏(今同名)、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之孟津渡)、终南(今秦岭)等的定位,无多大异议。

三、尚在争论中的问题

历代研究《禹贡》的学者,都将主要精力放在地名的考证上;由于先秦时代地理观念模糊,因此对《禹贡》182个地名中的绝大部分地名都有不同看法,其分歧尤为显著的,有三江、九河、黑水、昆仑、碣石等。

1、三江、九河为《禹贡》地理上的一大难题,历来众说纷纭,迄今尚未获得解决。仅就三江而言,至少有以下九种说法:一说指吴淞江、钱塘江、浦阳江(韦昭《国语》注)、一说指钱塘江、浦阳江、曹娥江(《吴越春秋》)、一说指吴淞江、娄江、东江(顾夷《吴地记》)、一说为岷江、浙江、吴淞江(《水经注》引郭璞),一说指长江上、中、下游而言(盛弘之《荆州记》)、一说指由太湖入海的三条江(蔡沈《书集传》)、一说指岷江、汉江、赣江(程大昌《禹贡山川地理图》)、一说以《汉书·地理志》中分江水、中江、北江为三江(《水经注》)、又有创立南江而与《汉书·地理志》中江、北江合为三江者(钟毓龙《说杭州》)。关于九河,亦复如此,说法众多。近人又主张三江、九河是指多而言,并不专指哪三条江、哪九条河(李长傅《禹贡释地》),认为昔人论三江“真如盲人摸象,殊堪发笑”(辛树帜《禹贡新解》)。

2、黑水亦是《禹贡》地理上的一大难题。《禹贡》中凡出现“黑水”三次,一说为同一条水,一说为两条水,一说为各是不同的三条水,而诸家推定黑水的位置,说法更多,主要有:党河(孔颖达《尚书正义》)、伊洛瓦底江(樊绰《蛮书》。、金沙江(薛季宣《书古文训》)、张掖河(徐松《西域水道记》)、怒江(陈澧《东塾读书记》)、澜沧江(李元阳《黑水辩》)、大通河(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等七种,其它说法尚在雅砻江、漾濞河、陕西省城固县黑水、四川省黑水县黑水等。有的学者以为黑水故道今已湮涸或改徙的,也有推定其起讫流经地点而实无其水的,近年又有人认为《禹贡》中的黑水本是一条假想中的西徼大水,实际上并不存在,更不能明指当今何水。

3、昆仑所在,自古以来有歧异者七说:一说昆仑即祁连山(《汉书·地理志》)、二为玛沁雪山(《元史·地理志》)、三为巴颜喀拉山(蒋廷锡《尚书地理今释》)、四为冈底斯山(《水经注》)、五为喜玛拉雅山(邹代钧《西征纪程》)、六为今昆仑山脉(《史记·大宛列传》)、七为葱岭(魏源《海国图志》“释昆仑”),近顾颉刚又说昆仑乃为西域一国名(《〈禹贡〉中的昆仑》,载《历史地理》创刊号,1980年),迄今尚无统一见解。

4、碣石在今何地?或说在今河北省昌黎县北渤海边之碣石山,或说为今乐亭县西南骊戎故城,或说在今河北省卢龙县境内,或说在今北戴河附近,或说应在渤海西岸古黄河河口,或说今已沦入渤海之中,又有创立大、小二碣石山之说者,莫衷一是。

其它如弱水、九江、岛夷、大陆、彭蠡、云梦、三危等地名的具体位置,千年以来一直争论不休,迄今尚无定论;至于《禹贡》中的九州制度、五服制度、五岳学说等等问题,争论也非常激烈。

 

综观《禹贡》研究的历史,是一部为茫茫禹迹释地的历史。本世纪三十年代禹贡学会创立起来,特别是建国以来,从根本上改变了《禹贡》研究的方向,从而取得了很大成就。例如,在《禹贡》成书年代上,学术界之所以宗顾颉刚的说法,并不是因为顾颉刚旧的考据方法缜密严谨,证据充分,而是“因为用马列主义理论去衡量这个问题,不能不得出《禹贡》是战国作品的结论”(童书业给辛树帜的信,收入《禹贡新解》)。在成书年代这个重大问题上,之所以有如此五花八门的观点存在,关键在于对一些具体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比如关于梁州贡品中的铁,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最早把铁作何用途?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普及的?过了这道“铁”门关,那么在《禹贡》成书年代上就克服了一个重大困难。当然,在如何对待九州制度、五服制度、文体与文献及其具体地名的方位等问题上,不同学者仍会有不同看法。为此,今后的《禹贡》研究应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实事求是,返朴归真。先秦时代人们的活动范围不广,舆地之学尚处于萌芽之中,因此《禹贡》中有些地理名词本身是一个并不十分精确的模糊概念;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不能将所有的地名都确指为今天的某省某市某县之某镇,否则就要发生错误,如积石山、敷浅原等。清代学者在这方面犯过毛病,如导河章有“至于大,北过降水”一语,胡渭却一定要牵强附会,硬将周定王五年河徙的决口地点定在河南省滑县西南的宿胥口(《禹贡锥指》卷十三)。其实当时根本没有这样详细而又确切的史料记载。像这样的情况,应该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将其还原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

第二,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历史地理学专业队伍向以历史系出身者居多,缺乏或很少有自然科学的素养,《禹贡》研究也不例外。使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禹贡》,前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帜的《禹贡新解》可谓独树一帜,在九州土壤、平治水土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收获,对于阳鸟、渭等问题作出了新的诠释。可惜在整体的《禹贡》研究中,这类成果实在太少,今后似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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