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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海桢:试论乾隆年间清朝对西北准噶尔蒙古的武力征服政策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8530 更新时间:2009/5/1

 

【摘要】乾隆年间,西北唯一能与清朝抗衡的准噶尔蒙古内战纷起,清朝政府实行武力征服政策,果断出兵,为最终统一西北边疆地区奠定了基础。在这一问题上,我们既要承认武力征服政策对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促进民族融合所起的作用,同时也要看到清朝统一战争的残酷性以及对准噶尔蒙古所带来的灾难。

【关键词】乾隆年间;准噶尔蒙古;武力征服

 

清朝初年,雄踞西北的准噶尔蒙古成为唯一能与清朝相抗衡的力量,在康熙皇帝的坚决武力打击政策下,准噶尔蒙古一度一蹶不振,被迫与清朝维持了一段议和对峙局面。乾隆十年起,清廷利用准噶尔内部的天灾人祸,果断出兵,对准噶尔实行武力征服政策,彻底解除了来自西北的威胁,为进一步统一西北边疆地区奠定了基础。

一、乾隆初年的准噶尔局势

乾隆四年(1739 ) ,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清朝和准噶尔蒙古之间告成和议,息兵罢战。乾隆十年(1745 ) ,噶尔丹策零病故。准噶尔内部为了争夺统治权,又陷入争权夺利的内讧,各封建主互相倾轧,内战纷起。

噶尔丹策零卒后,其次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札勒因“母贵”继位,但他荒淫无道,暴虐百姓,被部众废弃。乾隆十五年(1750 ) ,部众拥戴噶尔丹策零庶长子喇嘛达尔札为首领。在位期间,他对内和清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对外坚决抵制咄咄逼人的沙俄侵略势力,成为沙俄继续南侵的障碍。乾隆十七年(1752 ) ,沙俄派人欲收买和硕特拉藏汗之孙阿睦尔撒纳①和准噶尔部大策凌敦多布之孙达瓦齐来推翻喇嘛达尔札,妄图使他们取而代之,建立傀儡政权,阴谋未能得逞,后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叛逃至哈萨克,喇嘛达尔扎即派兵前往擒拿。同年底,阿睦尔撒纳唆使达瓦齐暗选精兵一千五百行,由达勒奇岭山路间道赴伊犁,采取买通内奸和突然袭击的手段,杀死喇嘛达尔扎,篡夺了汗位。

达瓦齐为汗后,为表彰阿睦尔撒纳所立汗马功劳,将塔尔巴哈台牧地赐之。对清朝则采取归附态度,但达瓦齐为人荒淫无度,不理政事,相比喇嘛达尔扎的无道有过之而无不及,使得准噶尔人人嗟怨,故归降的纳默库济尔噶乘机起事,欲取而代之。达瓦齐在阿睦尔撒纳的帮助和策划下,粉碎了夺权活动,杀死了政敌。但阿睦尔撒纳觊觎准噶尔汗位已非一日,只是因为他不是准噶尔直系血统,得不到贵族支持,因此以拥立达瓦齐为名,积极培植个人势力,抢夺地盘,妄图取而代之。乾隆十八年(1753 ) ,阿睦尔撤纳公开向达瓦齐提出要求与他划分厄鲁特诸部,遭拒绝后,开始进行掠夺自立。乾隆十九年(1754 ) ,达瓦齐亲率兵马直至额尔齐斯河进行征伐,阿睦尔撒纳不敌,陷于绝境,被迫投向清朝。

面对准噶尔统治集团的内讧和残暴统治,天山南北各民族人民或反叛逃亡,或投奔清朝,大批厄鲁特部众离开了准噶尔地区。乾隆十五年(1750 ) ,准噶尔宰桑萨喇尔反对达瓦齐,率部众千余户内附。乾隆十八年(1753 ) ,杜尔伯特台吉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蒙克不满与准噶尔的排挤欺凌与控制,认为:“依准噶尔,非计也,不如归天朝为永聚计。”[1 ] 率部众三千七百多户,一万五千余人内附。同年八月,辉持部阿睦尔撒纳和其它宰桑、台吉,“偕和硕特台吉班珠尔等间道来降”[2 ] 。这对于一直将“先朝数十年未竟之绪”(见昭 《啸亭杂录》卷3《西域用兵始末》) 而耿耿于怀的乾隆皇帝来说,不仅削弱了准噶尔部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了解了准噶尔部的各种情况,为出兵准噶尔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条件。

二、乾隆皇帝武力平定准噶尔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当时清朝全国形势已趋统一,只有西北边疆地区还在准噶尔贵族的统治之中,时时威胁着清朝的统治和北部蒙古族地区的安宁。清朝政府为彻底解除来自西北边疆的威胁,一直为统一西北作积极准备。厄鲁特三车凌和阿睦尔撒纳的内附,使清朝完全掌握了准噶尔内讧和互相残杀以及达瓦齐众叛亲离的情况。准噶尔的内乱使乾隆下定决心乘势出兵西域,完成最后统一西北大业。据昭 《啸亭杂录》卷3《西域用兵始末》载,阿睦尔撒纳曾向乾隆建议“, 塞外秋弥时,我马肥彼马亦肥,不如春月乘其未备,且不能远遁,可一战擒之,无后患。又准部东境以额尔齐斯河与中国交界,本杜尔伯特原屯地,近接阿尔泰山,可屯田备饷,宜先遣兵万人据形势,而大兵二万整队继进”,应该在第二年牧区青草缺乏时进军。乾隆十九年(1754 ) ,乾隆亲自拟定了讨伐准噶尔的檄文,阐明了出兵准部的原因和目的,又透露出清朝对准部政策的取向,兹录全文如下:

诞告尔准夷有众,昔尔台吉噶尔丹策零,祗服朕训,恭顺无失,朕嘉其诚笃,二十年来,叠沛恩施,俾尔有众,各得休息。逮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赋性暴戾,不恤其众,喇嘛达尔扎,因而篡弑,于时曾欲代天申讨,歼此逆乱,念噶尔丹策零后嗣,惟有喇嘛达尔扎一人,用是恩施格外,未加剿除。达瓦齐以噶尔丹策零臣仆,敢行篡弑,致噶尔丹策零后嗣灭绝,且又残害同人,酷虐其下,败坏黄教,悉令还俗。朕念噶尔丹策零,恪恭敬顺,事朕有年,安忍视其宗灭地亡,使衽席黎元,流归左道。又值杜尔伯特台吉车凌、车凌乌巴什,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等,不胜其虐,率部投诚。朕君临天下,一视同仁,车凌等沥诚祈请,朕焉有不收留抚养之理。是以特沛殊恩,悉皆加爵晋秩,其属下宰桑,亦予官职及银缎产畜,俾得安居。然使安置于喀尔喀地方,不免侵占游牧,互有杂处,殊为无益,不若仍居旧地为尤善也。今为尔众两路兴师,北路命将军班第、阿睦尔撒纳,西路命将军永常、萨喇尔,率兵前进,平定准部,以为车凌阿睦尔撒纳人众复业之所。尔夷众有车凌、阿睦族属,欲行内附者,朕亦一体施恩,其余有众,如谓达瓦齐既弑其主,又绝人嗣,思念大义,不甘为诚来降者,朕亦同车凌、阿睦尔撒纳等一体抚恤,使居民游牧处,不令他徙,总之先来者先受朕恩,后来者后蒙朕惠,即使达瓦齐能痛改前非,输诚投顺,朕亦一体封爵,不令失所,尔等如不晓朕怜念夷众丧亡,溺于左道,拯诸水火之意,不知大义所在,仍怀观望或敢抗拒者,大兵所至,必尽歼除,尔等其详求朕谕,熟思利害,善自裁择,无遗尔悔,为此延告。②

乾隆二十年(1755 ) 二月,清军兵分两路, 北路由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由乌里雅苏台进军;西路命永常为定西将军,萨喇尔为定边右副将军,由巴里坤向伊犁地区进发。由于厄鲁特和西域各族人民对准噶尔贵族的内江和残暴统治十分不满,希望早日实现统一和安定局面,也由于清朝政府制订和贯彻了对准噶尔比较稳妥的政策,因而清政府统一西北的行动,受到牧民和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当清军往征达瓦齐途中,准噶尔“大者数千户,小者数百户,携酮酪,献羊马、络绎道左,行数千里,无一人抗颜者”[3 ] 。达瓦齐没有料到清军会提前行动,部下的不战而降使其阵脚大乱,仅带亲信七十余人逃往天山以南投奔乌什,结果为乌什城阿奇木伯克霍集斯擒获送交清军。达瓦齐被押送至北京后,乾隆鉴于达瓦齐本人对朝廷并无恶意,免死加恩封为亲王,入旗籍,赐地京师,充分显示了乾隆皇帝怀柔远人的用心。

三、阿睦尔撒拉的降而复叛及乾隆的对策

清朝政府顺利统一西北后,论功封赏阿睦尔撒纳为双亲王,食双俸,萨喇尔为一等超勇公,霍吉斯为郡王。与此同时,乾隆决定对厄鲁特蒙古采取“众建以分其势”的政策,以防厄鲁特统治势力东山再起,乃封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班珠尔为和硕特汗,车凌为杜尔伯特汗,噶勒藏多尔济为绰罗斯汗。但阿睦尔撒纳并不满足于这种安排,而是觊觎准噶尔汗位,志在统辖准部全境,多次建议清朝“于噶尔丹策零亲戚中,不论何姓,择众心诚服,能御哈萨克、布鲁特者,公同保奏,俾领其众”(见赵翼《皇朝武功纪盛》卷2《平定准噶尔前编述略》) 。尽管清朝封其为双亲王,权势倍增,但他欲壑难填,不穿清朝官服,不戴乾隆所赏黄带孔雀翎,不用清朝官印, 而是“自用珲台吉菊形篆印”[3 ] ,私自占有达瓦齐的马驼牛羊,擅杀投奔清朝的台吉宰桑,逼迫不听指使的宰桑远离伊犁,同时四处招兵买马,密谋叛乱。乾隆二十年(1755) ,阿睦尔撒纳分裂割据的迹象日益暴露,清政府采取相应对策,命其入觐热河避暑山庄,企图消患于未萌。不料阿睦尔撒纳在半道上把定边左副将军印交给同行的喀尔喀亲王额琳沁多尔济后,逃回塔尔巴哈台,唆使同党袭击清军台站哨所,围攻驻军将领,将军班第、鄂容安兵败自杀,使西北已经统一的形势又遭破坏。阿睦尔撒纳发动叛乱不久,喀尔喀封建主青衮杂卜也自军营逃归,利用清政府在平准战争中向喀尔喀百姓征丁征马引起的不满情绪,以及喀尔喀大活佛呼图克图的兄弟额琳沁多尔济以放走阿睦尔撒纳的罪名被清政府赐死而引起的封建领主的疑虑与不安发动了叛乱,擅自撤回所守台站卡座,史称撤驿之变。受清朝册封的准噶尔绰罗斯汗、辉特汗,杜尔伯特汗也因为家属被留热河,实际上成为人质而心怀不满,也相继为乱。

据昭槤《啸亭杂录》卷10《章嘉喇嘛》记载,阿睦尔撒纳及青衮杂卜叛清后,清政府采取了坚决平叛的措施,命令将军成衮札布等出兵,迅速镇压青衮杂卜叛乱,同时利用藏传佛教稳定喀尔喀局势。同时一方面重新策封厄鲁特四部汗位,另一方面兵分两路,命成衮札布为定边将军,舒赫德为参赞大臣出北路;命兆惠为伊犁将军,富德为参赞大臣出西路,向阿睦尔撒纳发起进攻,迫使他东奔西窜,无法立足,败逃哈萨克地区。他为取得沙俄支持,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要求沙俄出兵保护和进攻清军,为其网罗残余势力,承认其为准噶尔总汗。沙皇和殖民当局也为其出谋划策,要他加入俄国国籍,保证支持他当准噶尔总汗。清政府对他的政治野心早有所察觉和防范,一方面对其后台沙俄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另一方面,又果断地进行严厉的军事征伐。

阿睦尔撒纳掀起的叛乱,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使准噶尔地区重新陷入内乱频仍、生灵涂炭的境地,加上当时准噶尔地区“瘟疫盛行,死亡相望”[ 3 ] ,受到各民族人民的反对,同时也引起准噶尔许多上层贵族的不满和抵制,处于众叛亲离,极端孤立的境地。乾隆二十二年(1757 ) 七月,阿睦尔撒纳逃入哈萨克地区,在哈萨克首领阿布赉追捕下,只身带了七八人逃入俄占区谢米巴拉厂斯克要塞,于九月得痘身亡。由于清政府的坚持,俄国最后交验了阿睦尔撒纳的尸体。在是否向俄国交涉要求归还阿睦尔撒纳的问题上,清朝内部是有过激烈的讨论的。一部分人害怕与俄国引起武装冲突,主张引忍退让,但乾隆皇帝坚决主张予以追讨,一面加强边防,一面命令理藩院行文交涉。据《清高宗实录》载,在这一问题上,乾隆皇帝说:“始议向俄罗斯索取阿睦尔撒纳时,众人之议,未必不窃议由生边衅,使总不知驾驭外夷之道,守之以谦则愈骄,怵之以威则自畏,此二字若子子孙孙世世能守,是大清国亿万年无疆之庥也⋯⋯即如俄罗斯既以收留叛贼,若不严行索取,彼必不将尸献出。设使从史贻直、陈世綰所议,且将迁就引忍,竟若叛贼一入俄罗斯,遂无可如何者,所谓唾面自干之为也,朕甚耻之。”乾隆皇帝的这种思想,实际上是德威并举的统治少数民族政策的具体运用,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四、清朝武力统一西北厄鲁特蒙古的几点认识

从康熙三次亲征噶尔丹至乾隆出兵擒获达瓦齐统一西北及平定阿睦尔撒纳之乱,前后共达七十年。清朝对西北边疆的重新统一,不仅安定了西北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秩序,而且避免了蒙古分裂的危险,打击了沙俄的侵略势力,捍卫了祖国的边疆,促进各民族大家庭的巩固和发展。

清朝对西北的统一,经过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可以说,清朝三代皇帝对统一西北边疆地区和民族的重要性的认识是一步步发展的。康熙皇帝曾认为:“至西域回子及蒙古今衰弱已极,欲取之亦易。但并其地不足以耕种,得其人不足以驱使。且现今伊等亦恪守法度,是以不取。”[ 4 ] 在康熙皇帝看来,西域厄鲁特蒙古和南疆远没有察哈尔蒙古和喀尔喀蒙古重要,对准噶尔并不是采取积极的进取态度,对统一西北边疆地区缺乏深刻的认识。对待准噶尔的进攻,是消极的防御而不是积极的主动进取,因此终其一生,也没有解决准噶尔问题。雍正皇帝对解决准噶尔问题也有着一定的正确认识,它曾在鄂尔泰的密折上说:“准噶尔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西藏料理不能妥协,众蒙古心怀疑惑,此实为国家隐忧,社稷生民忧戚系焉。所以圣祖明见事之始末利害,立意灭取准噶尔,安定西藏者,圣知灼见,不得以,必应举着矣。”[5 ] 说明雍正并不是着眼于西北边疆的重要性,而是关注于准噶尔企图通过控制西藏进而控制全蒙古,从而动摇满族统治全国的根基。对西北边疆的认识完全继承了乃父的思想,他说:“准噶尔弹丸之地,又在极北之区,得其土不足以耕耘,得其民不足以驱使;且人穷地脊,又无出产之物,今何所利而用兵于远边乎? 即使灭此朝食,亦不足以夸耀武功。”[6 ] 到乾隆皇帝时期,由于沙皇俄国对西北边疆的步步进逼,使乾隆对彻底解决西北准噶尔问题有了明晰的认识,认为:“我国家抚有众蒙古,讵准噶尔一部,终外王化,虽庸众有威之不知畏,惠之不知怀,地不可耕,民不可臣之言,其然,岂其然哉?”③即位之初,就曾有言,“目前要紧之事,无有过于西北两路及苗疆用兵”(《清高宗实录》卷1) ,把平定西北作为国家政策的中心问题来抓,决心完成乃祖乃父未竟之业,由于乾隆审时度势,根据形势的需要对准噶尔实行了议和和武力平定的政策,因而对战争的部署准备充分,对战后西北边疆地区的治理规划周详,最终得以克奏全功,完成对西北边疆地区的重新统一。

在清朝康雍乾三朝重新统一西北边疆的问题上,我们既要承认重新统一对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促进民族融合所起的作用。同时也要看到清朝统一战争的残酷性以及对准噶尔蒙古所带来的灾难。据清朝文献记载,清朝在重新统一西域的过程当中采取了极为残酷的屠杀政策。据礼亲王昭 《西域用兵始末》记载:“其他诸贼,既降复叛,自取诛灭,草薙禽猕无唯类,固无论已,此固厄鲁特一大劫,凡病死者十之三,逃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三,为我兵杀者十之五,数千里内遂无一人。苍天欲尽除之,空其地为我朝耕牧之所,故生一阿逆为祸首,辗转以至澌灭也。”赵翼在《皇朝武功纪盛》中指出:“时厄鲁特慑我兵威,虽一部有数十百户,莫敢抗者,呼其壮丁出,以次斩戮,寂无一声,骈首就死。妇孺悉驱入内地赏军,多死于途,于是厄鲁特种类尽矣。”椿园记载:“大兵分途进剿,诛杀厄鲁特男妇子女逾百万,其余窜伏于山谷中者,经官兵四出搜查诛夷尽绝, 因而灭其种类。”[7 ] 魏源《乾隆荡平准部记》云:“帝怒上,将帅怒于下,合围掩群,顿田网而大猕之,穷奇混沌兀饕餮之群,天无所诉,地无所容,自作自受,必使无遗育逸种于故地而后已。计数十万户中,先痘死者十之四,继窜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二,卒歼于大兵者十之三,除妇孺充赏外,至今惟来降受屯之厄鲁特若干户,编设佐领昂吉,此外数千里间,无瓦刺一 帐。”[3 ] 清末龚自珍也指出,“准噶尔故壤,若库尔喀喇乌苏,若塔尔巴哈台,若巴尔库勒,若乌鲁木齐,若伊犁,东路西路,无一庐一帐是阿鲁台故种者”[8 ] 。战前准部有宰桑六十三,新旧鄂托克二十四,昂吉二十一,集赛九,共计二十余万户,六十万余口[3 ] ,战后几乎十不存一,充分可见武力征服政策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文明与牺牲总是相生相伴,这种状况也充分说明了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清朝在西北边疆地区实行的武力征服政策的残酷性。

 

【注释】

①阿睦尔撒纳为和硕特拉藏汗长子丹衷的遗腹子,丹衷死,其母博托洛克(策旺阿拉布坦女) 改嫁辉特部台吉韦征硕齐,不久生他,所以他名为辉特台吉,实系和硕特部后裔。

②详见《清高宗实录》卷477 。另《皇朝藩部要略》卷12:“准噶尔本元之臣仆,窜处西北,恃其荒远凭陵番部,我皇祖圣祖仁皇帝三次亲征,肃清沙漠。皇考世宗宪皇帝时,策妄阿喇布坦父子济恶,仍肆跳梁,是以命将出师,声罪征讨。朕嗣统,当皇考降旨撤兵之后,而噶尔丹策凌遵守定界,遣使请安,求通贸易朕特加恩俯允,以示怀柔。迨噶尔丹策凌物故,其子策妄多尔济纳木扎勒为孽兄喇嘛达尔扎所杀,而喇嘛达尔扎复为达瓦齐所弑,在喇嘛达尔扎虽承绪不正,尚属噶尔丹策凌之子,至达瓦齐则篡窃乱臣耳。乃今年夏间,遣使来京,仍请赴藏熬茶,靦然以噶尔丹策凌自处,试思堂堂大清,中外一统,而夷部乱臣,妄思视同与国,此其逆天悖理为何如耶! 上年杜尔伯特台吉车凌等率众来降,今秋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等又举部内附,斯均穷蹙来归之人。朕为天下共主,兼覆并载,既无拒而不纳之理,而喀尔喀内地,俾此辈数万众,仰食聚处,将来滋生蕃庶,亦岂冬安善策。朕于达瓦齐初无兴师问罪之意,而事会所至,揆之理势,实有不得不从长经理者,特将此番用兵始末,宣示中外知之。”与上引谕旨言辞虽异而意思大致相同。

③见乾隆《普宁寺碑文》,转引自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张羽新《清代前期西部边政史论》,369 页。

【参考文献】

[1 ] 张穆. 蒙古游牧记:13[M] . 中国边疆丛书本.

[2 ] 祁韵士. 厄鲁特要略四[ A ] . 皇朝藩部要略: 12[M] . 从书集成初编本,108.

[3 ] 魏源. 乾隆荡平准部记[ A ] . 圣武记:4 [M] . 北京:中华书局,1984.

[4 ] 傅恒等. 康熙四十五年春二月辛丑[A ] . 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1[M] . 西北文献丛书本.

[5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一[ A ] .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11 [M] .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6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雍正七年二月十八日[ A ] .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14 [M] .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7 ] 椿园. 西陲记事本末上[ A ] . 新疆舆图风土考: 2

[M] . 西北文献丛书本.

[8 ] 龚自珍. 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 A ] . 龚定庵全集类编[M] . 北京:中国书店,1991. 175

 

【作者简介】牛海桢(1970 - ) ,,甘肃甘谷人,甘肃联合大学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族学、历史学研究。

 

(原刊《联合大学学报》20087月第24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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