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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道的兴起与覆灭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6926 更新时间:2010-11-17

穆 玉

当代人对半个世纪前的取缔一贯道斗争感觉遥远和陌生,但中老年人对此却是异常难忘的。那是建国伊始,伴随着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而进行的,是一场广泛、剧烈、深刻的群众斗争。它的成功,对于捍卫新生政权,破除封建迷信,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证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再回头看一看并不遥远的这段历史,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产生由来

新中国一成立,就置身于复杂严峻的对敌斗争中,国际上的敌对势力在经济上实行禁运封锁政策,在军事上利用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破坏,妄图把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国民党逃离大陆后,残留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他们不时进行种种反革命活动,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到处破坏工厂、铁路,烧毁仓库、民房,抢劫粮食、财物,制造谣言,刺探情报,甚至组织暴乱,袭击、围攻基层人民政府,残杀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

针对上述对新生政权和人民生命财产都造成极大威胁的敌情,中共中央于19501010日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取缔反动会道门是镇反运动的重要胜利之一。在我国,会道门由来已久,它虽然是在宗教影响下产生的,诡称是佛教的一个宗派,实则是另立门户的异教。解放前,北京地区的异教有一贯道、九宫道、八卦道等,尤以一贯道性质反动,组织庞大,欺骗性强。

一贯道是从明朝的“罗祖教”衍生出来。“罗祖教”就是一个从佛教的旁门外道滋生出来的异教。

明朝时,山东即墨县猪毛城有个叫罗孟鸿的人,28岁出家到北京密云雾灵山当和尚,41岁那年,罗孟鸿另立“罗祖教”,诡称自己的初祖是佛教的禅宗,他抄袭佛经和神话传记,编撰成“龙经”《五部六册》,作为传教的主要经典。“罗祖教”以后又繁衍、分裂出“先天道”、“老爷道”、“归根道”、“三花道”、“西华堂”、“东震堂”等。1882年,山东青州人刘清虚把“东震堂”改为“一贯道”。

1930年,山东人张光壁篡夺了一贯道的掌道权,从此,一贯道迅速膨胀起来。张光壁将一贯道的总坛设在济南,派人到全国各地“开荒”建坛。1933年,旧军人出身的一贯道点传师栗春旭被张光壁派到北京“开荒”办道。栗春旭来京后,找到曾任国会议员的山东人周景成,在他的家里建了佛堂。这就是一贯道在北京建立的最早的坛口。

乌合之众

1936年,一贯道已遍及鲁、冀、杭、沪等地,道徒达到了数十万众。张光壁自命一贯道师尊,妻子刘率贞和妾孙素珍为师母。由于一贯道越闹越大,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将张光壁软禁于南京。北京的栗春旭向道徒称张光壁被处死,意在取代师尊的位置,而天津的道徒张五福愿以财产甚至性命保释师尊。张光壁归顺蒋介石获释后,开除了栗春旭的道籍,派张五福、杨灌楚、董雪桥三人来京接办道务。三人在京成立了“信一”、“德一”、“纯一”三大坛。其中以张五福“信一”坛发展最快。

日寇侵华战争爆发后,张光壁为了寻求支持,投靠日寇,充当了汉奸。一贯道宣扬“万教归一”,“吾道一以贯之”,也迎合了日本统治者一贯重视的儒佛神道的精神统治的需求,于是将一贯道作为麻痹中国人民,为其侵略扩张服务的工具而加以扶植、利用。一时间,大小汉奸纷纷入道,加之战乱灾难,许多百姓受其“有大劫降临,入道才能免灾劫”欺骗,也纷纷入道求安。

19391月,张五福把师尊张光壁,师母孙素珍接来北京,在北新桥财神庙2号设了一贯道总坛。张五福被张光壁委以重任后,更加卖力,于同年4月在东城郎家胡同50号院内办了有一百八十余人参加的“顺天炉会”,目的是训练骨干。训练是封闭式的,参加者不准走出院门。对每天道首宣讲“道义”、烧香打坐、吃窝头咸菜等,受训者似能接受,荒唐至极的是“三考”,即:“考酒”、 “考色”、“考财”。

“考酒”是将一盆酒和水混合的“仙丹妙药”端给道徒喝,以炼其“诚”,不喝便施以鞭打。“考色”是男女道徒分两排站立,一男一女两个裸体道徒走出来,男的走到女道徒队前,女的走到男道徒队前,道徒依次摸裸者的生殖器,以考验是否见色起意。不肯摸的,当庭施以鞭刑。“考财”实际上就是敛财,男女道徒要向“大师兄”献礼,最多的依次献礼两千块银元,最少的也有数十元。

“三考”使一些道徒感觉被愚弄,两名女道徒要求退道,被道首以“还冤衍”为借口,乱棍打死。众道徒迫于淫威敢怒不敢言。培训结束时,为防止罪恶外泄,众道徒被迫立下洪誓大愿,严守培训秘密。培训结束后,180名骨干分子被派往各地“开荒”办道。

一贯道在北京地区之所以发展得十分迅速,与日伪政府的扶持分不开。张五福与驻京的日本宪兵队长相勾结,取得了“宪兵队顾问”的头衔,借此大肆吸收敌伪人员入道充当骨干,依靠这些人的势力,抓住战乱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机会,使一贯道组织迅速膨胀起来。

就这样,在“吃混合面”的1943年,入道的势头达到了高峰。1951年的统计调查中,门头沟村共有639名道徒,其中近一半是在1943年入道的。西郊的贯义坛主姜毓德,利用管辖的一口水井,要挟附近缺水的村民入道。丰台田各庄魏家村的地主保长刘景泰是坛主,他要求全村的地主富农全都入道后,又对全村贫雇农说:“不入道,村里的饭不许吃!打短工没你们的!谁不入给我滚出村去!”结果绝大部分村民都被迫入了道。

骗财有术

一贯道的大小道首对外勾结权贵,为虎作伥,对广大道徒却始终使用卑鄙的欺骗伎俩。他们用“入道可以治病去灾,可见死去的亲人,可得护法真言避难躲劫”等诱人入道。道徒们绝想不到,他们怀着真诚善良的愿望一入道,就成为敛财的对象,“入道费”、“功德费”、“行功费”、“献心费”、“尽孝费”、“免冤费”等费用五花八门。

众多道徒拱手捧出血汗钱时的心情也许是虔诚的,道首们替“佛”收敛钱财时的面目也是神圣的,可当道首们撕下“不食人间烟火”的假面具时,立刻变得比凡人还俗,比俗人更务实。韦玉林以前是个穷光蛋,当了点传师不久,就购买了50亩地,八十多间房,他得意忘形间说了实话:“我发财全靠人供着。”崇文的和一坛坛主左鸿文住着一所四合院,他说这所四合院就是靠140名道徒供奉的钱财购置的。

中小坛主尚且如此,总坛主的情况不难想象。北京仅中层以上的坛就有1360个,各坛的收入大部分要交给师尊张光壁、坛主张五福。他们的生活奢侈到什么地步也可想而知,花天酒地自不用说,豪华家当、昂贵的饰物、古玩玉器数不胜数。1947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下,国民党节节败退,张光壁预感到大事不好,离京逃往四川。他走时,仅携带的金条就达1500条。

坛主道首们荒淫无度时,许多道徒却挣扎在贫困和死亡线上,有一个姓魏的道徒,入道前家境殷实,开着一个皮鞋店,并有多处房产。入道后为了表心愿,不断地敬奉“献心费”等,生意也无心经营。最后,其房产及鞋店都落入点传师的手中。安一坛的道徒白文海入道后,房产先后被坛主傅扎森占有。白文海醒悟后精神受了刺激病逝,妻子明知坛主是元凶,含悲忍痛不敢对外声张,一个人带着5个孩子苦熬日子。

除此之外,一贯道还打着“救苦救难,普度众生”的旗号,摧残、侮辱,甚至奸淫道徒。崇文区的体一坛坛主刘殿芝,打着“考色”、“接缘”等幌子,曾奸污女道徒百余名,他恬不知耻地吹嘘:“我一辈子搞了一百多个女人,总算没白活。”

张光壁逃到四川成都后病毙,其子张英誉与孙素珍相互争夺道权,一贯道从此分为“师兄派”和“师母派”两大阵营。北京道长张五福归依孙素珍的“师母派”。

罪责难逃

1949年,孙素珍由四川潜回北京筹措活动经费,到全市各坛搞“渡大仙”,先后渡了“杨六郎”、“白凤仙”等“神仙”73名,骗取黄金730两,并在北新桥头条28号其秘密落脚处召集北京主要道首开会,指派王钟麟、马书鲁等5人为核心小组。孙素珍、张五福常以“喻、训、条”的形式,通过王钟麟等人向城郊各坛发指令、传谣言,比如“国民党打不了,八路军长不了,将来是一贯道的天下。”1951年的劳动节下雨,一贯道传言说天下不顺。同年夏天又下雨,一贯道又传言:“鼓楼冒烟,石狮掉泪。天安门的石狮子在李闯王时就掉泪,天下没长久,如今又掉泪

许多谣言在社会上越传越凶,越传越荒诞不经,甚至严重干扰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西郊的道首炮制了“黑龙大侠舍圣水给人治病”的谣言,使许多农民放下农活,成群结队到山里取“圣水”。

一贯道的种种恶行给自己敲响了覆灭的丧钟。党决心取缔这个坑害百姓,扰乱生产和生活秩序的害人道。北京市公安局一面积极调查一贯道情况,一面根据北京市委指示,用科学和事实回击一贯道的谣言。一贯道散布的:“鼓楼冒烟,石狮掉泪,天下将大乱。”的谣言曾使许多北京市民赶到鼓楼下观看,见鼓楼楼顶果然有类似烟雾的东西聚集,于是人心惶惶,谣言越传越恐怖。北京市公安局治安处副处长刘坚夫带人在鼓楼下搭起脚手架,发现鼓楼顶上的“烟”竟是一大群小飞虫。经昆虫专家鉴定,这种喜欢扎堆儿的飞虫学名叫摇蚁,产于不流动的水中,喜欢在建筑物顶端聚集。真相明了后,民警把鼓楼顶的摇蚁捕来展示在鼓楼下让群众观看,《北京日报》也专门发表文章辟谣。

公安部门对一贯道的调查工作进行得很艰难,一来是解放初期迷信思想还有一定的基础,二来是一贯道在北京的组织非常庞大,人员也十分复杂,所有的档案资料中都没有这个组织的记载,并且,解放军入城后,一贯道组织已经化整为零,转入地下秘密活动。

尽管如此,公安民警还是在19498月根据一条可靠线索,获得了北京地区一贯道总坛以下各坛的名称、坛址、坛主、点传师等重要情况。掌握了北京的一贯道总坛对各坛实行纵向领导、指挥,各坛之间不相往来,并以开办工商业作为公开身份进行掩护的现状。195067日,北京市公安局将活动猖獗、有罪恶行径的一贯道头子兼国民党特务分子刘燮元等11人逮捕。

尽管一贯道组织已感到气数将绝,仍然不放弃最后的挣扎。当大规模的镇反运动开始,全市广泛调查并逮捕了少数不法道首的时候,张五福等仍抛出一篇名为《指路灯》的秘密铅印件,指示各坛“当进则进,当牺牲则牺牲”等。在此煽动下,有的道首号召道徒不惜以武力对抗人民民主专政的打击,一些坛主还组织道徒练武,购买枪刀,等待道长一声令下,进行武装暴乱。

坚决取缔

邪教异教终归不是正道,也终归抵挡不住历史车轮的碾压。19501219日,北京的大街小巷都张贴了市长聂荣臻、副市长张友渔、吴晗签署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布告》,一场浩大的群众斗争开始了。

当夜,北京市公安局及有关部门采取紧急行动,将全市一百三十余名一贯道道首擒获,除孙素珍、张五福事先潜逃外,全市重要道首全部落网。当场搜出国民党特务证件、潜伏活动计划、各种谣言的底稿、手枪、刺刀以及藏匿的大量金银钱财等。当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决取缔一贯道》的社论指出,取缔一贯道:“是维护首都治安、保护生产、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和反革命谣言的必要措施。”

由于一贯道的反动本质和迷信形式紧密相连,少数一贯道骨干是反党反人民的,绝大多数道徒是被迷信手段所蒙骗,所以在逮捕少数罪大恶极的道首的同时,广泛发动群众揭露、控诉了一贯道犯下的罪行。在一区群众大会上,一个叫王淑清的三才觉醒后上台控诉一贯道黑幕。她讲到“顺天炉会”上,一个女三才被强奸、两名要求退道的女道徒被乱棍打死的事实后,人们惊异得个个瞪大了眼睛,讲到“炉会”中的“兔子出窝”、“拜月”、“黑狗钻圈”等荒唐受训内容时,群众即气愤又觉可笑,原来最神秘、崇高的“炉会”居然是乌七八糟的东西。

为了更广泛地使群众知悉一贯道罪恶,1951114日,北京市公安局在中山公园水榭举办了题为《一贯害人道》的一贯道罪证展,使一贯道的丑恶内幕昭示于众。每天参观者多达4000人。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参观人数达到了26万人,其中有中央领导和各国使节。罪证展中由悔过的一贯道坛主、三才当众表演的“扶鸾请仙”等骗局使很多道徒感到被愚弄。过去扶鸾请仙时,只要点燃香烛,香烛上方悬着的一支毛笔就动。笔由一根弦吊着,弦从一个盆的盆底穿出。毛笔动的同时,盆里就“沙沙”地响。道徒们看见笔动,听见“沙沙”声,就肃然起敬,认为神仙显灵了。当众表演的坛主、三才一语道破天机,原来那盆里有一只屎壳螂,盆下一烧香,屎壳螂被呛得乱爬,触碰了盆里的弦,弦吊着的笔就动。许多道徒观看了这个表演后,有的边哭边痛骂一贯道的卑劣行径,有的幡然悔过,当场表示退道,更多的则在心里懊悔:“懂得一点常识,也不会上那样的当。”

北京取缔一贯道工作自1950119日开始,历时两个月,先后逮捕反动道首381人;枪毙王钟麟、王维忠、米国权、张承忠、刘翔亭、刘燮元、胡春森等反动道首42人;登记点传师720人,坛主4775人,三才663人;声明退道者178074人;封闭大小坛1283个。

 

文章来源:民主与法制》200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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