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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黄河水灾救济奖券述探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13878 更新时间:2011-3-23

冯百鸣

(河南财经学院彩票研究所,河南郑州450002

《史学月刊》2010年第10

作者冯百鸣,河南财经学院彩票研究所讲师。

 

[关键词]黄河水灾;国民政府;救济奖券

[摘 要]黄河水灾救济奖券是1930年代河北省政府发行的赈灾彩票,在中国近现代彩票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黄河水灾救济奖券的发行过程经历了试发行、正式发行和续发行三个阶段。经过广泛搜集资料,我们可以准确给出黄河水灾救济奖券的发行量,第134期黄河水灾救济奖券的总发行量为4880898元。根据现有资料显示,其用途一是直接用于受灾三县的赈济,二是用于将灾民向其他地区移民的安置费用。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黄河水灾救济奖券在发行过程中有其明显的弊端。

 

  水灾是民国时期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几乎每年都有发生。民国时期多次发行过赈济水灾的彩票。如1920年河南省发行过“河南救济豫省水灾奖券”;1931年黄河水灾,河南发行过“郑州急赈水灾(第一次)有奖券”,每张售银元五角;1930年7月辽西地区连续遭受暴雨袭击,发生洪涝灾害,张学良与其夫人于凤至主持发行了面值为1元的“辽西赈灾奖券”5万张。可以说,赈灾彩票是民国彩票史上重要的彩票品种。黄河水灾救济奖券是国民政府时期发行规模最大的赈灾彩票。了解近现代赈灾彩票的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民国时期的灾荒史和经济史。中国近代彩票史研究刚刚起步,文献较少,主要研究成果见于2000年以后,目前尚未见到国外的研究。国内学者的研究集中在近代彩票史的研究上,亦有少部分涉及现代彩票。研究近代彩票史最具有价值的文献当属闵杰《论清末彩票》一文。[1]该文从大量史料出发,全面地论述了清末彩票发展历史,是近代彩票研究的力作,开创了中国彩票史研究的先河。关于近代民国时期的彩票史研究,虽然发表了一些论文,但有价值的仅几篇。周迎春、王占华运用了扎实的史料详细介绍了北洋政府于1920~1921年间发行义赈奖券[2]的情况,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研究民国彩票史的专业论文。另外,陈嘉顺详细地讨论了20世纪30年代汕头地区彩票的发行状况[3],很有意义,因为这是近代彩票史中第一篇关于地方性彩票研究的论文。通过对中国彩票史研究现状的分析可知,中国彩票发展史研究已经有了一个良好开端,但尚存在大量历史空白,许多有影响的重要彩票品种没有被研究;已有研究偏重于彩票发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影响,关于彩票本身发行状况、资金募集状况和公益金使用状况研究较少,偏离了彩票史研究的主体方向,很难探讨发行彩票的政策和制度本身发展的规律性;一手资料挖掘深度不够,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

鉴于此,本文经过深入的资料挖掘,对1933年黄河水灾发生之后河北省政府发行黄河水灾救济奖券的过程和意义进行研究,试图说明彩票史研究首先应重在研究某种彩票发行时期、总发行期数、发行范围、总发行量、奖金等级设置、返奖率、公益金募集量、公益金使用状况等彩票的基础数据情况,没有这些数据,很难研究某种彩票的发行到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我们认为,厘清中国近现代彩票史上的历史细节,对于进一步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以及赈灾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 黄河水灾救济奖券发行的历史背景

近代历史上黄河多次发生水患。特别是1933年夏秋之交,黄河中游地区发生了进入20世纪后最严重的洪水灾害。

关于这次水灾的成因,国民政府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后来撰写的《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报告书》中有详细说明:1933年黄河致灾的原因是由于当年七八月间黄河上游流域阴雨连绵、山洪暴发,宁夏、绥远、陕西等省均以灾闻。陕西省位于这次暴雨的中心,雨量最大。而黄河中游的重要支流如渭河、泾河和洛河也同时发生洪水,水位暴涨。这些黄河干支流洪水叠加之后,不过十日便迅速导致黄河下游洪水泛滥。其水位之高、流量之巨为历来测量记录所未有。洪水导致下游自河南温县、武陟以下至河北长垣、东明等县,堤防决口数十处,平汉铁路桥仅浮水面。其为祸最烈者为长垣、东明,黄河两岸同时决溃。[4]

关于受灾范围和财产损失情况,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统计的结果是:河南省受灾2921平方公里,河北省3103平方公里,山东省6768平方公里,共计12 792平方公里。受灾县域有河南滑县等19县,河北长垣等3县,山东菏泽等22县,共计40余县。总共造成300余万人流离失所;财产损失在2亿元以上。[5]

灾情发生后,国民政府成立了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并下令拨款400万元赈灾。山东、河南、河北三省政府也同时成立了省一级黄河赈灾委员会,开始进行大规模赈济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灾民的痛苦。

河北省在这次黄河特大水灾中虽然只有长垣、东明、濮阳三县受灾,但却是整个灾区中受灾最重的三个县。由于当时经济状况不佳,中央政府拨款微薄,省一级政府财力也十分有限。就是在此背景下,河北省政府发行了黄河水灾救济奖券。

二 黄河水灾救济奖券的产生与发行

黄河水灾救济奖券经国民政府行政院驻北平政务管理委员会特准,报行政院备案,由河北省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发行。具体发行事宜由专门设立的黄河水灾救济奖券办事处实施。黄河水灾救济奖券的发行共经历了三个阶段:

1.试发行阶段

黄河水灾救济奖券的发起最早是由民间的热心人士倡导的。唐幕汾先生是当时著名的慈善家,非常热心公益事业。水灾发生后,他立即捐助了北平府右街壮学庐的房屋一所,希冀以此发行奖券,赈济灾区。此举得到了当时河北省政府的认可。具体情形在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中有详细记载:“查本省黄河水灾,前经唐幕汾先生捐助北平府右街壮学庐房屋一所,由朱子桥先生转嘱本会委员王晓岩、孟少臣、赵聘青诸君发行奖券,为灾民建筑房屋之用,当经转请河北省政府十月十三日提出会议通过,并转呈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核准备案。现此项奖券业已印就两万张,预定售款四万元,以唐幕汾先生所捐房屋作为头奖,以陕振余品古玩字画等件配作其余各奖,定于二十三年二月十日在天津开奖。所有分销办法,河北省各县派销一万一千张,天津派销四千张,下余五千张,拟在北平尽数派销。”[6]

从上述档案文字中可以看出,这次发行奖券的名称为“救济河北省黄河水灾奖券”,基本上是采取派销办法进行,各种奖项除头奖是爱心人士唐幕汾先生捐助的房屋外,其余奖项均是为陕西赈灾募集所剩余的古玩字画等实物,有点类似于清末变资助赈的形式。

所谓变资助赈就是晚清上海义赈志士将民间捐助的各种物品仿效吕宋票的形式出售助赈物品,以求转换成灾区所需要的赈灾资金。1879年9月23日,上海协助晋赈公所率先推出了“变资助赈彩票”。是日,该所在《申报》上登载的公告明示:“近日捐助衣裘、珠玉、玩器、书画充赈者,大小不一,急切不能售价,不得已仿照彩票法,以物价高下定彩等差。计估价二千元,拟制彩票二千张,每张一元。有乐助者请至南市升茂钱庄、城里果育堂、辅元堂、保婴局、英租界大马路保安堂、法租界浦滩太古公司内协赈公所买票。自一张以至十百,不拘多少。俟张数售完,当定期登报,请至邑庙内园当众拈阄。彩者虽无十分奇赢,然头二等彩利亦四五十倍,降而至于百号以次,亦值一元者尚多,即最下者亦有书画等件,譬诸买一价目过昂之物,并不虚费。借此成全善举,可救数千饥民之命。想好善君子必乐于玉成也。”上海市档案馆至今还保存着一张名为“凑赈彩票”(与变资助赈彩票意思相同———作者注)的票样,发行于光绪二十四年江苏镇江,用于赈济当时苏北徐海地区灾荒。[7]

为了使派销顺利进行,时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的于学忠,以河北省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亲自致函北平市属机构及各机关团体进行劝销。例如,他在致北平管理颐和园事物所的函中道:“案准北平市政府公函以本会前送救济黄河水灾奖券五千张,业经分配所属各局摊销,并分送平市各机关团体转请分销。因此项房屋坐落北平,故支配数目亦以平市较多。明知平市年来经济困难,无如此黄灾惨重,非赖各方协力赞助不能筹集巨款,挽此浩劫。素仰贵所热心公益,饥溺为怀,事关救恤且开奖期限甚迫,务请鼎力格外提倡,按照分配奖券全数认销,共成善举,至为感荷。”[8]

但是,这次“救济河北省黄河水灾奖券”的销售并不顺利,原定于1934年2月10日在天津进行的开奖未能如期进行,原因很简单,奖券没有售完。结果又延期一个月进行派销,直至1934年3月10日才在天津进行开奖。

2.正式发行阶段

经过“救济河北省黄河水灾奖券”的试销,河北省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发现,通过发行奖券的办法是募集赈灾资金的一个有效途径。于是,专门设立了黄河水灾救济奖券总办事处,负责发行事宜,并将奖券名称命名为“黄河水灾救济奖券”。

1934年5月14日,黄河水灾救济奖券总办事处在《大公报》第1版上发布启事,宣布公开发行第1期“黄河水灾救济奖券”,奖券发行金额为5万张,设头奖1万元;二奖5000元;三奖3000元,四奖100个,末奖499个。[9]

为了保证黄河水灾救济奖券的顺利发行,河北省政府还责令各地政府采取具体措施对发行事宜加以保护。当时北平市公安局的有关文件对此有所记载,同时也披露了黄河水灾救济奖券的有关发行细节:

案奉北平市政府字第三六四号训令内开:“案准河北省政府黄河水灾救济奖券总办事处函开:‘本处为赈济冀南长垣、东明、濮阳三县灾民起见,发行黄河水灾救济奖券,业经河北省政府委员会会议议决并呈奉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准予备案在案。当即设立总办事处于天津统筹进行。查此项奖券属慈善性质,除由天津推销外,并拟于北平广为推行,企收众擎易举之效。相应函请贵政府查照,并希转饬所属一体保护,以利推销。’等因:查此项奖券本府业奉政整会令准予发行,以十二期为度。自应予以保护。合行令仰知照并转饬所属一体知照。”等因:奉此,除分行外,合行令仰该遵照保护为要。[10]

从1934年6月15日第1期开奖至1935年5月15日第12期开奖,黄河水灾救济奖券第一阶段总共发行了12期。发行初期,该奖券的销售形势并不好,如第1期、第2期分别只卖出了3万张和3.5万张,第3期以后销售形势开始好转,到第五期时计划发行10万张,结果卖了13万多张。

1934年12月15日,河北省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在天津省府礼堂召开了第五次全体委员会会议。于学忠主持会议并研究了有关赈灾事宜。其中一项重要议程是关于黄河水灾救济奖券扩充奖券券额问题。有代表提议,本省救济长、濮、东3县灾区,赈款来源,唯有黄灾奖券一项,可否将券额量扩充?最后会议形成决议:由三县灾民代表颐请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准将券额扩充,以利筹赈。[11]其实,黄河水灾救济奖券从第6期起发行量已扩充至每期20万张,一直至第12期,每期都发行20万张,全部销售一空。

根据天津《大公报》记载,当时在北京和天津,黄河水灾救济奖券已经成为可以和由国民政府财政部发行的“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具有同等吸引力的奖券品种。打开当时的《大公报》,北平和天津各大彩票行的销售广告主要是“航空奖券”和“黄灾奖券”。

黄河水灾救济奖券批准的发行期满后,是否续发尚无定论。因此,在1935年6月16日《大公报》上第12期的开奖公告之后,黄河水灾救济奖券总办事处通过报纸对续发问题的解释为:“关于黄灾奖券续发问题,前由黄灾救委会派由灾区代表田家鼎、关兆凤二人,赴京请愿,关于请愿情形,业经迭次电省报告。该代表等,昨日复有电致黄灾救济委员会,报告关于奖券续发事,孔部长已面允提交行政院会议,并愿予以协助云。”[12]

3.续发行阶段

第12期发行期满后,经过近一年停顿,1936年4月,黄河水灾救济奖券再次续发行。关于续发理由,冀察政务委员会在给北平市政府的财字第一二九九号训令中这样陈述:“为令行事,查河北省黄河为患仍未减除,所有振兴水利及赈济灾黎款项所需为数仍巨,惟以冀省财力凋敝,办理上项事宜实感无从筹措。□□(“□”为原文不清———引者注)情形,实有续办黄河水灾奖券以资救济之必要,业经本会核定成立黄河水灾奖券办事处,自本年四月十五日起继续发行第十三期黄河水灾奖券十万张并拟定票面条例五条借资遵守。除以电请行政院备案暨分行外,合行印发奖券条例,令仰该市府知照并照会各国领事馆为要。”[13]

关于第13期黄河水灾救济奖券返奖比例,完全沿用了以前的做法,返奖率为50%。头奖1个,占奖金的40%;二奖2个,占奖金的20%;三奖3个,占奖金的12%;四奖100个,占奖金的24%;末奖(末尾两字与头奖末尾两字相同者)999个,占奖金的4%。

在续发行阶段,专门成立了黄河水灾救济奖券办事处,办公地址位于北平西长安街财政部旧址,奖券全部由北平市银行总代理发行,开奖地点改为每月十五日在北平市中山公园进行。[14]

从1936年5月15日第13期奖券开奖后一直到第27期,黄河水灾救济奖券销售一直很“火爆”,销售量一路攀升,最高时竟达30万元。同时,黄河水灾救济奖券销售范围也不断扩大,遍布全国,但主要还是在北方地区销售。根据北平市银行在报纸上的通告,销售代理分为北区和南区,北区主要销售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平东、归绥等省市和地区;南区主要销售南京、湖北、湖南、安徽、福建、江西、云南等省市。北区和南区分配的销售额比例一般为北区约占80%,南区约占20%。除北平、天津和河北省外,销往外省的奖券一般由北平和天津的商号代理。[15]

黄河水灾救济奖券共有两种版式。第1期到第20期为横版式,印刷比较简单,但有中、英文两种文字,并将其英文名称译为“The Yellow  River Flood Relief Lottery”,从第21期起改为竖版式,印刷较为精美,并配有遭受水灾的灾区图案。[16]

黄河水灾救济奖券从1936年下半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时达到了销售的最高峰,占当时全国奖券销售量一半以上,以至于形成了南有“航空奖券”、北有“黄灾奖券”的局面。甚至连社会上的不法分子,也在上海伪造黄河水灾救济奖券牟利[17],可见其影响之大。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受政局影响,黄河水灾救济奖券的销售一落千丈,1937年9月之后仅能销售1万多张。

1938年年初,北平市被日军占领后改为北京特别市。1938年3月,伪北京特别市政府下令终止一切奖券的销售。其理由是:“奖券流行,类似赌博,原属秕政。值此时局初定,市面萧条,尤应历行禁止,以节民力,而敦风尚。所有前准发行之黄河水灾救济奖券及其他中外私人团体出售之一切奖券、彩票,应自本年三月起在中国各省市境内一律停止售卖。”[18]

于是,黄河水灾救济奖券第34期不得不提前开奖。1938年3月伪北京特别市政府黄河水灾救济奖券处致北京市商会的第54号公函中写道:“本处奉令结束第三十四期奖券,提前于本月八日下午二时在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当众开奖,特此先期函请贵会届时派员参加指导。”[19]就这样,发行了近四年的黄河水灾救济奖券,至此彻底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三 黄河水灾救济奖券的资金募集与使用

1.总发行金额

对于彩票史研究而言,由于年代的久远和历史档案的遗散,准确地统计出发行数额或金额、公益金的募集量以及资金的使用方向是十分困难的。幸运的是,经过广泛搜集资料,我们还可以比较准确统计出黄河水灾救济奖券的发行量,如表“黄河水灾救济奖券发行统计表”所示,第1~34期黄河水灾救济奖券的总发行量为5 035 398元。

黄河水灾救济奖券发行量统计表单位:元

 

表1中黄河水灾救济奖券发行统计数字主要来源于两方面资料。第1~27期数据来源于1934年至1937年7月的天津《大公报》,这期间黄河水灾救济奖券办事处通过《大公报》定期发布关于奖券的开奖信息或中奖对号单,销售情况也一目了然。但是,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大公报》也从天津撤往汉口,媒体已无暇顾及奖券的开奖信息。好在北京档案馆所藏旧北京市卫生局的历史档案中存有关于当时伪北京特别市政府1938年要求卫生局配合处理北京市银行销毁黄河水灾救济奖券废券的有关文件,这个文件附有所销毁的各期奖券数目清册,其中详细记录了第13期~34期的印刷数量和存券数量,所以,第16~18期、第28~34期的数据来源于这份档案。[20]同时,根据这份历史档案的记载,们又对第13~27期的发行量与《大公报》的公告进行了比对,结果完全一致。所以,表1的数据除了第7期是估计的外,其他数据是完全准确、可信的。

2.公益金募集数额

关于黄河水灾救济奖券公益金的募集量,我们可以进行一下估算。按照该奖券的发行规则,如果某期奖券全部销售完毕,则彩民购彩的返奖率为50%;如果某期奖券达不到发行量,则按比例返奖约为50%,一般会略少一点。因此,我们姑且按照50%计算。如果发行费用按照当时通行的10%计算,则公益金的募集比例为40%。

由此可以计算出,黄河水灾救济奖券经过四年的发行,34期总发行金额为4 880 898元,募集公益金总量为1 792 359.2元。如果再加上试发行一期所募集4万元,黄河水灾救济奖券公益金总募集量为1 832 359.2元。183万多元资金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对于河北省黄河水灾的赈济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而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把主要的精力和财力用于打内战上,对于1933年那么严重的黄河水灾,在两年的时间内,国民政府声称拨款四百万元赈灾,实际只拨付了二百九十五万元[21],受灾的三百万灾区民众平均每人还不到一元钱。

3.公益金的使用方向

根据查阅到的资料显示,关于黄河水灾救济奖券公益金的使用情况,主要用于两个方面。

一是直接用于受灾三县的赈济。例如,根据民国河北省政府行政报告的记载,河北省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于1935年年初先后三次向长垣县拨赈款一万三千八百元、八千八百元、二万元[22];1936年3月向长垣、濮阳两县下拨春赈款各一万元[23]

二是用于灾民向其他地区移民的安置费用。根据《大公报》对1934年12月15日召开的河北省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第五次全体委员会的报道,针对有委员建议提取黄灾奖券募集费用安置移民问题,最后形成决议:提用半数充移民费,余款悉拨充灾区三县教育基金[24]。张歌、辛茹在研究1934年开始的绥西移垦问题时也曾提到,在绥西第二次移民时,时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的商震从黄灾奖券办公费中拨款一万元进行了补助;第三次移民时得到宋民轩、冯仰之的帮助,从黄河水灾奖券收入中陆续补助了五万元。[25]

四 结 语

根据对上述资料的梳理以及对黄河水灾救济奖券发行与资金募集等情况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中国近代本土彩票具有强烈的伦理性。

中国近代本土彩票从它产生起就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如1899年诞生的晚清第一种彩票———江南义赈票就是为赈灾而发行的[26],到了民国时期同样如此,黄河水灾救济奖券的发行继承了这个传统,它从道义上与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观有契合之处。赈灾彩票的发行超越了传统的义赈筹资方式,为灾后重建资金的募集开启了一条新的途径。

第二,发行黄河水灾救济奖券起到了一定的赈灾作用。民国时期赈灾款项一般有三种途径:一是中央政府拨款;二是民间义赈;三是发行赈灾奖券。从上文的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黄河水灾救济奖券总共募集了约183万多元公益金。限于资料,目前尚不清楚这笔资金的全部使用情况,而就掌握的部分资料看,部分公益资金用于赈济灾民,对赈灾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第三,黄河水灾救济奖券发行制度的规范与弊端并存。

从彩票本身的发行机制来看,黄河水灾救济奖券的发行还是比较规范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奖券的“游戏”规则制定得比较严密奖券返奖率以及设奖等级比较合理;二是开奖过程的监督机制比较健全,每次开奖时均有社会各界代表参加并进行监督。例如,《大公报》上刊登的中奖对号单中就详细地记载了监督开奖的政府各界十七位代表的单位和姓名[27];三是有关开奖信息的公布比较及时、完整。

同时,黄河水灾救济奖券的发行也存在一定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行时期过长。1933年发生的黄河水灾,其赈灾奖券却发行到了1938年年初,显然,后期发行的奖券已经失去了赈灾的味道;二是1936年黄河水灾奖券续发行的主要目的应当不是为了赈灾的需要,而是为了弥补政府系统经费的不足;三是后期发行黄河水灾救济奖券收入的去向难以准确考查,这与新中国福利彩票1998年发行50亿长江水灾赈灾彩票[28]和2008年开始发行的四川汶川大地震赈灾彩票[29]的公开、透明以及巨大的资金募集能力是难以比拟的。



[1]闵杰:《论清末彩票》,《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4期。

[2]周迎春、王占华:《民国北京政府义赈奖券述论》,《人文杂志》2006年第4期。

[3]陈嘉顺:《20世纪30年代初期汕头彩票述略》,《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4] 《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报告书》第一章第一节,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007-003-00183。

[5] 《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报告书》第一章第一节,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007-003-00183。

[6] 《北平市府为推销黄河水灾奖券等的函》,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065-003-00654。

[7] 《凑赈彩票》,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Q281-1-599。

[8] 《北平市政府关于检发救济河北省黄河火灾奖券分配摊销的训令及颐和园事务所的呈》,第13~14页,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021-001-00672。

[9] 《黄河水灾救济奖券总办事处启事》,天津《大公报》,1934年5月14日,第1版。

[10] 《北平市公安局关于保护发行黄河水灾奖券的训令》,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181-020-12841。

[11] 《筹振黄灾———救济会昨日开会》,天津《大公报》,1934年12月16日,第10版。

[12] 《续发问题———提交行政院会议》,天津《大公报》,1935年5月16日,第6版。

[13] 转引自《卫生局关于本局及所属单位的人员任免令及转发黄河水灾救济奖券条例的训令以及本市第三次卫生运动大会征集卫生展览品简则》,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005-001-01897。

[14] 《续办黄灾奖券》,天津《大公报》,1936年5月16日,第2版。

[15] 《北平市银行奖券部通告》,天津《大公报》1937年2月19日,第1版。

[16] 《正通银号广告》,天津《大公报》,1937年6月12日,第1版。

[17] 《黄河水灾救济奖券办事处关于请派赴沪查拿伪造奖券人犯的公函》,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181-031-04364。

[18] 《北平市警察局关于黄河水灾救济奖券销售等问题的训令》,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183-002-2858。

[19] 《北京市银行代办黄河水灾奖券处、北京市公署黄河水灾救济奖券处、财务总署公益奖券办事处等请派员参加开奖大会给市商会的函》,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71-001-00194。

[20] 《卫生局送全市地图和中闻、亚北、同盟等通讯社成立、征稿及市公署秘书处关于派员监视、焚毁黄河奖券废券的函》,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号:J005-001-00370。

[21] 《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报告书》第一章,第六节。

[22] 《河北省民国二十四年三月份行政报告》,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614-1-628,第7页。

[23] 《河北省民国二十五年三月份行政报告》,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614-1-707,第10页。

[24] 《筹振黄灾———救济会昨日开会》,天津《大公报》,1934年12月16日,第10版。

[25] 张歌,辛茹:《档案触读:绥西移垦中的点点滴滴》,《档案天地》2008年第3期。

[26] 闵杰:《论清末彩票》,《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4期。

[27] 《黄河水灾救济奖券第二十一期中奖对号单》,天津《大公报》,1937年1月19日,第8版。

[28] 鲁青:《九州共奏爱心曲———中国赈灾福利彩票募集活动侧记》,《中国民政》1999年第4期。

[29] 冯百鸣:《发行赈灾彩票是件好事》,《中国经济周刊》2008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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