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 | English
首页 本所概况 新闻动态 本所学人 学术前沿 本所成果 人才培养 学术刊物 基地管理 清史纂修 清史文献馆 清风学社 内部登录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学术前沿 >> 详细内容
黄爱平:清代的帝王庙祭与国家政治文化认同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4555 更新时间:2012-1-31

清代的帝王庙祭与国家政治文化认同

 

黄爱平

 

[摘要]清统治者继承中国古代特别是明代以来祭祀先代圣帝明王的传统,入关之初即在京城建造历代帝王庙,并多次对入祀的历代帝王和配飨名臣进行调整和增补,最终建构了一个包括少数民族王朝在内的历代帝王一脉相承、绵延不绝的完整统绪,同时确定了配飨名臣的人选。清代对历代帝王以及配飨名臣的祭祀,昭示出多重的目的和用意。既有对人臣的劝诫、激励作用,也有对人君的借鉴和警示用心。而最根本的则是对治统、道统的重视和强调,反映了清统治者对中华统绪的认同和对中华文明的归属。

[关键词]清代帝王 庙祭 政治文化认同

 

礼乐祀典,是中国历代王朝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也不例外。其中的帝王庙祭专指对历代圣帝明王以及配飨名臣的祭祀。有清一代,帝王庙祭与天神、地祇、太岁、朝日、夕月、先农、先蚕并列为中祀,成为国家常规祭礼之一。考察清代有关帝王庙祭的渊源及其具体情形,探讨其中所蕴含的政治意义和文化内涵,对清代政治史、文化史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是不无裨益的。

 

 

在中国古代,对先代圣帝明王的祭祀起源很早。《礼记·祭法》记载说:“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并据此列举了诸多“有功烈于民”,应予祭祀的圣帝明王,诸如尧、舜、禹、黄帝、颛顼、契、汤、文王、武王等。还特别指出:“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①秦汉以后,对先代帝王的祭祀绵延不绝,代有发展。唐代统治者在沿袭前代之例,于历代帝王“肇迹之处”分别建庙立祠予以祭祀的同时,以“三皇五帝,创物垂范,永言殷祀,宜有钦崇”,特于玄宗天宝六年(747),在京城敕建三皇庙和五帝庙,三皇庙合祭伏羲、神农、黄帝,五帝庙则合祭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均于春秋二季用少牢礼。天宝七年(748),又下令在京城另建一庙,合祭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等“三皇以前帝王”②。宋代尤重各地帝王陵庙的祭祀,太祖时,谕令各地营建或修复先代帝王陵庙70余座,置守陵户,禁樵采,并“命李昉、卢多逊、王佑、扈蒙等分撰历代帝王碑,遣翰林待诏孙崇等分诣诸庙书于石”③。

元代初年,京师及地方均建三皇庙,奉祀伏羲、神农、黄帝三皇,并以黄帝臣俞跗以下见于医书记载的十大名医从祀两庑,以医官主祭。后江西湖东道廉访使文殊讷以“三皇开天立极,功被万世,京师每岁春秋祀事,命太医官主祭,揆礼未称”,奏请“如国子学宣圣庙春秋释奠,遣中书省臣代祀,一切仪礼仿其制”。元顺帝采纳了这一建议,“命祭三皇如孔子礼,遣中书省臣代祀。”④

明朝建立以后,随着朝廷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先代帝王的祭祀也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遣官访查历代帝王陵寝,命各省绘图进呈。次年礼部定议,各地应予祭祀的历代帝王共计三十五人,凡“陵寝发者掩之,坏者完之,庙敝者葺之。无庙者设坛以祭。仍令有司禁樵采。岁时祭祀,牲用太牢”⑤。而京城初年尚沿袭元制祭祀三皇,但统治者很快就意识到:“三皇继天立极,开万世教化之原”,应专门立庙致祭,并且,“历代帝王开基创业、有功生民者”⑥,亦当一并祭祀。朱元璋遂于洪武六年(1373)下令建造历代帝王庙,“仿太庙同堂异室之制,为正殿五室:中一室三皇,东一室五帝,西一室夏禹、商汤、周文王,又东一室周武王、汉光武、唐太宗,又西一室汉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每岁春秋仲月上旬甲日致祭。”不久,以周文王虽有奠基之功但终守臣节,唐高祖虽得天下却多仰仗太宗之力而罢二者之祀,另增祀隋文帝。洪武二十一年(1388),诏令历代名臣从祀。同年,帝王庙因火灾被毁,乃改建新庙于鸡鸣山之阳。其后,又罢隋文帝之祀。遂定奉祀帝王自三皇以下至元世祖共十六帝,从祀历代名臣自黄帝臣风后、力牧以下至元木华黎等共三十七人。自此,历代帝王庙祭初具规模。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帝王庙祭乃“遣南京太常寺官行礼”。嘉靖九年(1530),明世宗厘正祀典,下令在京城之西新建历代帝王庙,“名曰景德崇圣之殿。殿五室,东西两庑,殿后祭器库,前为景德门。门外神库、神厨、宰牲亭、钟楼。街东西二坊,曰景德街”⑦。十一年(1532)帝王庙建成,世宗亲临祭祀。此后则每年派遣大臣于仲春、仲秋以太牢致祭,并罢元世祖及其臣五人,定为十五帝,名臣三十二人。可见,中国古代对先代圣帝明王的祭祀,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之后,至明代终于奠定了合庙合祭,亦即一庙群祀的形式,并成为国家常规祭礼之一。

 

 

清承明制,对先代帝王的祭祀也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并最终趋于定型。顺治八年(1651),皇帝亲政,清廷首开遣官致祭各地帝王陵寝之例,并制订各地历代帝王陵寝祀典,规定“逢朝廷有大庆典,遣官分诣致祭”⑧,各地陵寝所在之地方官,则于每岁春、秋仲月致祭。此外,若皇帝出巡,于所到之处,凡三十里内的帝王陵庙,亦亲祭,或遣官致祭。

除制订和完善各地帝王陵寝祀典之外,清统治者对京城的历代帝王庙予以了更多的重视。入关之初即在京城西阜城门内建历代帝王庙,“南向,正中景德崇圣殿,九楹,东西二庑各七楹,燎炉各一。后为祭器库,前景德门。门外神库、神厨、宰牲亭、井亭、钟楼、斋所咸备”⑨。帝王庙建成之后,清廷最初尚仿明代之例,祭祀历代帝王。但统治者很快就根据自身的意愿和要求,对入祀的帝王以及从祀的名臣作了增补和调整。

顺治二年(1645),清廷以“当日宋之天下,辽、金分统,南北之天下也。应以辽太祖及功臣耶律曷鲁,金太祖、世宗及功臣黏没忽、斡里不,俱入庙祀”。对元代帝王,不仅恢复明初曾一度入祀的世祖,而且以“元世祖之有天下,功因太祖,应追崇元太祖,其功臣木华黎、伯颜应从祀”。并增祀明太祖及功臣徐达、刘基诸人。于是,历代帝王庙正殿奉祀三皇、五帝之下,计夏王禹,商王汤,周武王,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辽太祖,宋太祖,金太祖、世宗,元太祖、世祖,至明太祖,共二十一帝,两庑从祀黄帝臣风后、力牧以下至明代徐达、刘基共四十一臣。十四年(1657),以“帝王庙祀二十一帝皆系开创,不及守成”,而历代守成之君,不乏英主,遂增祀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汉文帝,宋仁宗,明孝宗七帝;又以辽太祖、金太祖、元太祖三帝“原未混一天下,且其行事亦不及诸帝王”而停祭10,并撤宋臣潘美、张浚从祀。

康熙帝在位期间,先于元年(1662)恢复帝王庙原奉祀二十一帝,随后又对入祀的历代帝王及从祀诸臣进行了大规模的增补。康熙帝认为,历代帝王“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应尽入庙崇祀”;并且,“从前所定配飨功臣,大概开国元勋居多”,“其治安之世,辅佐太平,有功军国者,反不得与配飨列,是皆未为允当也”。遂于六十一年(1722)下令朝臣集议。于是,议增夏启以下至明愍帝(崇祯)各代帝王计一百四十三人,并增黄帝臣仓颉以下至明刘大夏等历代名臣计四十人。这一议案,很快得到了新皇帝的批准,雍正帝亲制祭文,“遣官致祭行礼如仪”。这样,合原奉祀各帝及从祀诸臣,计入祀历代帝王一百六十四人,历代名臣七十九人。

乾隆帝继位之后,又一次对入祀的历代帝王作了增补和调整。乾隆元年(1736),以“明建文为太祖之嫡孙,缵承大统,在位四年,固俨然天下共主矣”11,下令予以增祀,并予谥“恭闵惠皇帝”。四十九年(1784),又以康熙帝当年的谕旨为依据,谕令增祀两晋南北朝及唐末五代时期有为之君。至五十年(1785),正式确定增祀晋元帝等二十五帝,撤出原祀汉桓、灵二帝。至此,历代帝王庙入祀标准及规模得以最终定型,总计奉祀三皇五帝以下至明崇祯帝等历代帝王凡一百八十八帝,从祀历代名臣凡七十九人。

据记载,入祀的历代帝王均各立神牌,安放于帝王庙正殿七室亦即七龛之中,伏羲、神农、黄帝三皇居于正中位置,五帝以下至明崇祯帝则分别左右,顺序安放。具体排列情形如下:

中室: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左室: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右室:夏王禹、启、仲康、少康、杼、槐、芒、泄、不降、扃、廑、孔甲、皋、发,商王汤、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庚丁、太丁、帝乙;次左:周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宣王、平王、桓王、庄王、僖王、惠王、襄王、顷王、匡王、定王、简王、灵王、景王、悼王、敬王、元王、贞定王、考王、威烈王、安王、烈王、显王、慎靓王;次右:汉高祖、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顺帝、冲帝、昭烈帝,晋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简文帝,宋文帝、明帝、孝武帝,齐武帝,陈文帝、宣帝,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又次左:唐高祖、太宗、高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后唐明宗,后周世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端宗,辽太祖、太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又次右:金太祖、太宗、世宗、章宗、宣宗、哀宗,元太祖、太宗、定宗、宪宗、世祖、成宗、武宗、仁宗、泰定帝、文宗、宁宗,明太祖、惠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愍帝位。均南向。凡异代同室者,皆隔别之。12

在祭祀规格及仪节方面,帝王庙祭位列中祀,定于每年春、秋仲月诹吉致祭。届时,大多派遣朝廷官员,由大臣一人以太牢祭正殿历代帝王,由分献官四人以少牢祭两庑历代名臣。若有“特行崇典”,则“皇帝亲诣行礼”13。雍正帝即于二年(1724)亲祭帝王庙,而乾隆帝更是于三年(1738)、二十九年(1764)、四十年(1775)、四十八年(1783)和五十年(1785)先后五次“亲诣行礼如常仪”14,成为有清一代亲祭历代帝王庙次数最多的皇帝。

在建筑规制及管理方面,除设置专官管理并按时修缮外,乾隆时期还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重修。原帝王庙正殿及其两庑覆瓦均用青绿琉璃色,朝廷官员认为正殿系安放历代帝王神牌之处,使用青绿琉璃色覆瓦“于礼未协”,遂借帝王庙修缮之机,于二十七年(1762)奏请改用纯黄色。乾隆帝认为:“所奏是,著改盖黄瓦,以崇典礼。”15帝王庙正殿覆瓦遂改用帝王专属的明黄色,此后未再有大的变化。

 

 

清代帝王庙祭的发展、完善乃至最终定型,具有非同寻常的政治意义和文化内涵。

在政治上,清统治者通过对历代帝王庙入祀标准的调整和祭祀规模的确立,最终建立了一个历代绵延不绝的朝代统治体系,并且,这一统治体系不仅包括历代汉民族王朝,还囊括了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以辽、金、元三朝为例。明代仅元世祖一人一度入祀,不及辽、金,且元世祖之祀亦不久即罢。而清朝建立之初,即在明代奉祀十五帝基础上,增祀辽太祖,金太祖、世宗,元太祖、世祖,再加明太祖诸帝,定为二十一帝。此后,历康熙、雍正、乾隆各朝,都续有调整和增补,其中尤以发端于康熙末年,完成于雍正初年的大规模增补为最。此前,明代帝王庙入祀的历代帝王仅限于开基创业之君,清初顺治帝始增守成有为之主,但人数有限,不成规模,且未能前后接续。而康熙帝晚年,集数十年统治之经验,对历朝历代帝王的统治体系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在他看来,自三皇五帝以下,历朝历代帝王的统治是一个完整的、前后相承的统绪,不仅历代开基创业之帝王,守成有为之君主应予祭祀,但“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应尽入庙崇祀”。并且,基于帝王自身的立场,康熙帝对前人特别是读书人“刻意指摘”前代帝王的做法深致不满,批评他们“全无公是公非”,认为“历代帝王庙崇祀者,每朝不过一二位,或庙飨其子而不及其父,或配飨其臣而不及其君,皆因书生妄论而定,甚未允当。况前代帝王曾为天下主,后世之人俱分属臣子,而可轻肆议论,定其崇祀与不崇祀乎?今宋明诸儒,尚以其宜附孔庙奏请。前代帝王既无后裔,后之君天下者继其统绪,即当崇其祀典”。因此,康熙帝明确提出,历代帝王除无道之君、亡国之主外,均应入庙崇祀。这一标准,在雍正帝继位之后,很快得到了实施,入祀的历代帝王由原二十一人,猛增至一百六十四人。对明代以来入祀帝王的变化,特别是康雍年间所作的大规模增补,乾隆帝曾评论说:“洪武之去辽、金而祀元世祖,犹有一统帝系之功。至嘉靖之去元世祖,则是狃于中外之见,而置一统帝系于不问矣。若顺治初之入辽、金而去前五代,则尔时议礼诸臣亦未免有左袒之意。孰若我皇祖之大公至明,昭示千古,为一定不易之善举哉!”可见,乾隆帝衡量前代帝王入祀与否的标准,是以古今延续、中外一家的“大一统”观念为着眼点的。因此,历史上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理所当然地应当包括在帝王统系之内。所谓“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私。舜东夷,文王西夷,岂可以东西别之乎”?16

基于这一理念,乾隆帝在位期间,又进一步对入祀帝王作了调整和增补。先是增祀明惠帝,重修帝王庙,继而又据康熙帝当年的旨意大加发挥,认为“皇祖谕旨,以凡帝王曾在位者,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此外尽应入庙,即一二年者亦应崇祀。煌煌圣训,至大至公,上自羲、轩,下至胜国,其间圣作明述之君,守文继体之主,无不馨香妥侑,不特书生臆论,无能仰喻高深,即历代以来,升歆议礼,未有正大光明若此者也”。但当年廷臣议案,尚未能完全体会个中深意,不免意有偏向,如“入辽、金二朝,不入东、西晋,元魏,前、后五代”。实际上,从汉末至唐相隔三百余年,唐末五代亦历经半个多世纪,其间“中华统绪,不绝如线”,若“概不列入,则东西晋、前后五代数百年间创守各主,祀典阙如,何以协千秋公论”17!于是,廷臣奉旨议定增祀晋元帝以下凡二十五人,同时撤出原祀汉桓、灵二帝,总计奉祀三皇五帝以下至明崇祯帝等历代帝王凡一百八十八人。至此,清统治者终于确立了始自远古伏羲、炎帝、黄帝三皇,迄于明崇祯皇帝,历代“圣作明述之君,守文继体之主”一脉相承、后先相继的完整统绪。而清统治者本身,则无可争议地成为这一统绪的当然继承者。可以说,对包括历史上各少数民族王朝在内的历朝历代帝王的奉祀,既表明了清统治者以正统自居的立场和不分华夷、天下一家的观念,也反映出一代王朝对自古相传的中华统绪的认同和接续。乾隆帝在重修历代帝王庙工竣之后,曾亲题其正殿楹联云:“治统溯钦承,法戒兼资,洵哉古可为监;政经崇秩祀,实枚式焕,穆矣神其孔安。”18又多次强调:“自古帝王统绪相传,易代以后,飨祀庙庭,原以报功崇德。”19确实反映了清统治者一而再,再而三地调整、增补并完善历代帝王庙祭的良苦用心。

然而,问题还不止于此。事实上,治统的接续,归根结底体现的是道统的传承。自中唐韩愈提出儒学传承的道统论之后,宋代以来的学者对道统都十分重视。北宋三先生之一的孙复建构出一个始于伏羲氏,经神农氏、黄帝氏、少昊氏、颛顼氏、高辛氏、唐尧氏、虞舜氏、禹、汤、文、武、周公,而成于孔子的道统体系,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则进一步确立了儒学道统的传承。元代统治者尊奉程朱理学,认同道统的传承,在建造三皇庙,奉祀伏羲、神农、黄帝三皇之时,所重视的,实际上也是其中所体现的道统和功业。其《伏羲氏祝文》有言:“立极开天,观图画卦,乃造书契,以著人文。道统之传,实由兹始。敢忘报本,敬致微诚。”20至明代初年,被誉为“开国文臣之首”的理学名儒宋濂,在裁定一代礼乐制度的同时,也特别提出,“以伏羲为道统之宗,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次列焉”,认为“秩祀天子之学,则道统益尊”21,建议奉祀先圣先师,以尊崇道统。而统治者在祭祀伏羲、神农、黄帝三皇之时,也同样强调道统,其《太昊伏羲氏祝文》亦言:“惟皇始画八卦,教民书契。继天立极,肇开道统。谨以制币牲齐粢盛庑品,式陈明荐,以勾芒氏配。尚飨。”22

清统治者建立全国政权之后,面对自身相对落后的民族传统与汉族先进的封建文化的矛盾,最终选择了正统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和统治思想,确立了“崇儒重道”的基本文化国策。康熙帝熟读经书,倡导儒学,俨然以儒学道统的当然继承者自任,并将道统与治统合一,强调以儒家的四书五经来治理国家,统驭万民。他说:“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自尧、舜、禹、汤、文、武之后,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自《易》、《书》、《诗》、《礼》、《春秋》而外,而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之书,如日月之光昭于天,岳渎之流峙于地。猗欤盛哉!盖有四子,而后二帝三王之道传;有四子之书,而后五经之道备。”故而“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矣。历代贤哲之君,创业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讲明斯道”。表示自己将“以此为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风之治,庶几进于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也夫!23雍正帝也十分重视传统儒学,推崇“孔子以天纵之至德,集群圣之大成,尧、舜、禹、汤、文、武相传之道,具于经籍者,赖孔子纂述修明之。而《鲁论》一书,尤切于人生日用之实,使万世之伦纪以明,万世之名分以辨,万世之人心以正,风俗以端”24。乾隆帝也特别强调:“治统原于道统,学不正则道不明。”25就此而言,清代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诸帝构建和完善的始自远古伏羲、炎帝、黄帝三皇,迄于明崇祯皇帝,历代帝王一脉相承、后先相继的完整统绪,既是治统的体现,同时也是道统的象征。

而列入国家常规祭礼的帝王庙祭,不仅仅是对历代帝王的尊崇,而且还是对代代相传的儒学道统的承继。所谓“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维道统而新治统。圣贤代起,先后一揆。功德载籍,炳若日星。”26也就是说,治统可新,道统惟继,当今的清朝皇帝就是代明而兴,接续治统并传承道统的真命天子,不仅在政治统绪上居于当然的正统地位,在文化传承上也接续道统真传。而这一点,正是清代统治者调整、增补、完善历代帝王庙祭的根本用意所在。

治统、道统而外,清代的帝王庙祭对统治者而言,无疑还有一个警示、借鉴的作用。乾隆五十年(1785),统治者在最终确立帝王庙祭的入祀标准和规模之后,乾隆帝曾在亲祭帝王庙礼成之后所撰记文中明确指出;“历代帝王胥祀于景德之殿,其有德无德,若南若北,曰中曰外,是一家非一家,章章如,昭昭如,孰可以为法,孰可以为戒,万世之后,入庙而祀者,孰不憬然而思、惕然而惧耶!是即不明示旌别彰瘅,而已寓旌别彰瘅于无穷矣。其有不憬然思、惕然惧者,则是无道之伦,必不能入此庙矣。呜呼!可不惧哉!可不惧哉!”并且,乾隆帝还语重心长地告诫其后世子孙:“我大清国子子孙孙祈天永命所以绵万禩无疆之休者,更当以不入斯庙为棘。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用慎苞桑之固。思及此,有不忍言而又有不忍不言者。世世子孙其尚凛难谌之戒乎!27如果说,强调治统的接续和道统的传承,蕴含着清统治者昭示正统,“祈天永命”的长远用心,那么,重视以史为鉴的作用,则体现出清统治者“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的现实目的。

 

 

除在一庙之中合祭历代帝王之外,清代的帝王庙祭还有较少被提及的一个方面,这就是历代名臣的配飨从祀以及对关羽的祭祀。

事实上,中国古代祭祀先代帝王,历来就有以臣子配飨从祀的做法。《周礼·夏官》记载说:“王功曰勋,国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劳,治功曰力,战功曰多。凡有功者,铭书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勋诏之。”据郑玄注,“辅成王业若周公”,“保全国家若伊尹”,“法施于民若后稷”,“以劳定国若禹”,“制法成治若咎繇”,“克敌出奇若韩信、陈平”等,凡建立不朽勋业的辅弼功臣,其“生则书于王旌以识其人与其功也,死则于烝先王祭之”28。唐代在京城敕建三皇庙和五帝庙,于三皇五帝即各有配飨。史载:“三皇:伏羲,以勾芒配;神农,以祝融配;轩辕,以风后、力牧配。五帝:少昊,以蓐收配;颛顼,以玄冥配;高辛,以稷、契配;唐尧,以羲仲、和叔配;虞舜,以夔、龙配。”29元代除沿袭唐代的做法之外,还以俞跗、桐君等十大名医从祀两庑。

明代正式奠定历代帝王庙祭的规模和形式,在从祀名臣的选择上,也有较大的变化。一是入选名臣的确定,明代统治者改变了前代以臣配君的做法,君臣之间不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如将诸葛亮列入从祀名臣,刘备却未在入祀帝王之列。二是入祀标准的衡量,此前配飨诸臣多因其功业卓著,而明代统治者更为看重的却是“终始全节”,即忠君与否。如宋初为太祖赵匡胤开基建国立下汗马功劳的赵普,原在礼部拟定的入祀名单内,但朱元璋认为“宋赵普负太祖为不忠,不可从祀”30,因将其撤出。经朱元璋增删“钦定”之后,明代入祀的历代名臣确定为三十七人,即风后、力牧、皋陶、夔、龙、伯夷、伯益、伊尹、傅说、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邓禹、冯异、诸葛亮、房玄龄、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仪、曹彬、潘美、韩世忠、岳飞、张浚、木华黎、博尔忽、博尔术、赤老温、伯颜。其后嘉靖帝厘定祀典,元臣木华黎等五人随元世祖一并撤出,明代入祀的历代名臣最终定为三十二人。而这一名单,也同样奠定了历代名臣从祀的规模和基础。

清代在大规模调整、增补、完善历代帝王入祀规制的同时,对历代从祀名臣也作了调整和增补。顺治年间,清廷在明代入祀名臣的基础上,新增唐张巡、许远,辽耶律曷鲁,金黏没忽、斡里不,元木华黎、伯颜,明徐达、刘基共九人,不久撤宋臣潘美、张浚二人,定为三十九人。康熙、雍正时期,又增黄帝臣仓颉以下至明刘大夏等历代名臣四十人,合计为七十九人。据记载,所有入祀名臣皆各立牌位,依次安设于东西两庑。具体排列情形如下:

:风后、仓颉、夔、伯夷、伊尹、傅说、召公奭、毕公高、召穆公虎、仲山甫、张良、曹参、周勃、魏相、邓禹、耿弇、诸葛亮、房玄龄、李靖、宋璟、郭子仪、许远、李晟、裴度、曹彬、李沆、王曾、富弼、文彦博、李纲、韩世忠、文天祥、宗翰、穆呼哩、布呼密、徐达、常遇春、杨士奇、于谦、刘大夏;西:力牧、皋陶、龙、伯益、仲虺、周公旦、太公望、吕侯、方叔、尹吉甫、萧何、陈平、刘章、丙吉、冯异、马援、赵云、杜如晦、狄仁杰、姚崇、张巡、李泌、陆贽、耶律赫噜、吕蒙正、寇准、范仲淹、韩琦、司马光、赵鼎、岳飞、斡鲁、宗望、巴延、托[克]托、刘基、李文忠、杨荣、李贤位。均东西向,以北为上。31

同治四年(1865),清廷议增散宜生、高允二人,分别列于“东庑毕公高”及“西庑赵云之次”32。除此之外,清代从祀帝王庙的历代名臣未再有新的变化。

在入祀名臣的选择方面,清廷也沿袭了明代的衡量标准,即以忠君与否作为最为重要的条件。如新增的历代名臣中,汉代的马援、赵云,唐代的陆贽、裴度,宋代的寇准、范仲淹、司马光、文天祥,明代的于谦、刘大夏等,无不以忠君、忠义著称。统治者选择这些忠义之臣配飨从祀,就是要表彰忠臣,褒扬忠义,树立尽忠报国的典范。诚如当时学人所言:“配享之典,国家所以报功而劝忠也。”33不仅如此,清统治者在强调人臣无条件忠君的同时,还尤为注重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这一点,从配飨诸臣称谓的变化即可看出。明代对从祀的历代诸臣,皆称之为“名臣”,而到清代乾隆以后,则将其改称为“功臣”。一字之差,实际上反映了专制权力的无限膨胀君主凌驾一切的绝对权威。清统治者特别是康雍乾诸帝都极为强调大权在握,坚决反对太阿倒持,乾隆帝曾明确指出:“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能生死人者。”34基于这一看法,乾隆帝甚至认为本朝无名臣,亦无奸臣,他毫不隐讳地说:“名臣之称,必其勋业能安社稷,方为无愧。然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国家之福。况历观前代,忠良屈指可数,而奸佞则接踵不绝,可见名臣之不易得矣。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何则?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35由此推之,即使是历代从祀诸臣,也不能称之为“名臣”,而只能称其为“功臣”了。而对忠君的表彰和对专制权威的强化,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维护一代王朝的长治久安。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帝王庙中对关羽的单独祭祀。作为一个集忠义神勇于一身的完人的象征,关羽在清代受到了统治者的特别尊崇。顺治初年,统治者即于地安门外敕建关帝庙,继而又敕封其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时,追封其曾祖、祖、父三代公爵,并授其后裔五经博士。乾隆帝则将其谥号由“壮缪”改为“神勇”,并加号“灵佑”。四十一年(1776),又以其“力扶炎汉,志节凛然”,再改“忠义”36。或许正是因为关羽的特殊地位,帝王庙中对关羽的祭祀,采取的是“庙中庙”的形式,即在帝王庙西南院内,单独建造关帝庙予以祭祀37。这种非同一般的做法,无疑反映了清统治者极力褒奖忠义,藉以维护统治的良苦用心。

综而观之,清代的帝王庙祭,在沿袭明制的基础上,不仅有进一步的发展,而且最终趋于完善和定型,可谓有清一代礼乐祀典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具有丰富的礼仪文化和悠久的文明传统。而在各种成熟、完善的礼乐典制中,又以祭祀制度的地位最高,作用也最为重要。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38并明确指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39显然,入关之后很快接受了汉族先进文化的清统治者也深谙此道。他们不仅选择了传统儒学作为官方哲学和正统思想,而且在礼乐制度上也继承了代代相传的中华文明。历代帝王庙的祭祀,就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

清统治者通过对历代帝王以及配飨功臣的祭祀,昭示出多重的目的和用意。既有对人臣的劝诫、激励作用,也有对人君的借鉴和警示用心。而最根本的,还是对治统、道统的重视和强调。正是在这一点上,反映了清统治者对远古以来代代相传的中华统绪的认同,对渊源有自、薪火相传的中华文明的归属。俎豆馨香、跪拜礼仪之中,体现出来的是传统的深厚积淀。就此而言,清代的帝王庙祭对增强知识界和全社会的向心力,推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显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参考文献:

①《礼记·祭法》,收入《十三经注疏》,下册,1590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

②王溥:《唐会要》卷二二,《前代帝王》,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606册,32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同治)《酃县志》卷四,《炎陵》,收入《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18册,405页,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02年。

④⑥《续文献通考》卷八五,《群庙考》,第1册,35503551页,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万有文库《十通》本,2000年。

⑤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五十,《礼四》,第19册,361页,中华书局缩印点校本,1997年。

21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五十,《礼四》,第19册,361362页,中华书局缩印点校本。

12 13来保、李玉鸣等奉敕撰:《大清通礼》卷九,《吉礼·历代帝王》,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655册,168页,157-158页,168页。

⑨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八四,《礼三》,第10册,2525页,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

11 15 17《清会典事例》卷四三三,第5册,907-909页,909911页,912页,913-914页。

14 32《清会典事例》卷四三三,第5册,915页,中华书局影印本。按:据该书记载,乾隆帝于三年、二十九年和五十年三次亲祭历代帝王庙。据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所录乾隆帝诗文,则乾隆帝于三年、二十九年、四十年、四十八年、五十年先后五次亲祭历代帝王庙(《日下旧闻考》卷五一,《城市·内城西城二》,第2册,820-822页,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5)。此据后者。

16 27弘历:《御制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收入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五一,《城市·内城西城二》,第2册,819-820页,820页,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85年。

18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卷五一,《城市·内城西城二》,第2册,808页,北京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19《清会典事例》卷四三三,第5册,914页,中华书局影印本。

20 22徐一夔等奉敕撰:《明集礼》卷十六,《吉礼十六·三皇·祝册》,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649册,337页。

23玄烨:《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初集》卷十九,《日讲四书解义序》,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298册,185186页。

24《清世宗实录》卷五九,雍正五年七月癸酉谕,第7册,905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版。

25《清高宗实录》卷一二八,乾隆五年十月己酉谕,10册,876页,中华书局影印本。

26(嘉庆)《中部县志》卷四,《艺文志·皇清顺治八年四月初七日祭告黄帝文》,嘉庆十二年修,1935年重刊,收入《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301册,286页,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本,1970年。

28《周礼·夏官·司勋》,收入《十三经注疏》,上册,841页,中华书局影印本。

29王溥:《唐会要》卷二二,《前代帝王》,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606册,324页。

30《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八,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甲寅,第2册,170页,线装书局影印本,2005年。

31来保、李玉鸣等奉敕撰:《大清通礼》卷九,《吉礼·历代帝王》,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655册,158页。按:“托克托”原文为“托托”,此据《清会典事例》改。此外,“房玄龄”原作“房元龄”,此径改。

33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一二二,《吉礼一百二十二·功臣配享》,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37册,940页。

34《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三,乾隆十三年八月辛亥谕,第13册,334页,中华书局影印本。

35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九十三》,乾隆四十六年四月辛酉谕,收入《东华录·东华续录》,第5册,6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08年。

36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八四,《礼三》,第10册,2541页,中华书局点校本。

37:据学者研究,帝王庙中的关帝庙当建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大修之后。参见李宏坤:《北京历代帝王庙内关帝庙初探》,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1期。

38《礼记·祭统》,收入《十三经注疏》,下册,1602页。

39《左传·成公十三年》,收入《十三经注疏》,下册,1911页。

 

 

原载《清史研究》2011年第1

发表评论 共条 0评论
署名: 验证码:
  热门信息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第十二届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在…
黄兴涛、王国荣编《明清之际西…
《清史研究》投稿须知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网上工程
国家清史编纂委会召开“清代经…
清史目录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名单
  最新信息
凌力同志 讣告
“大数据时代历史学信息获取与…
【政治史研究工作坊第十八期】…
夏明方教授主讲“史学前沿”课…
清史研究所2018届毕业生欢送会…
清风学社第十六届理事会简介
清风学社第十五届理事会简介
清史研究所2018届毕业生欢送会…
  专题研究
中国灾荒史论坛
清代社会史研究
清代政治史研究
清代经济史研究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
清代边疆民族研究
清代中外关系研究
近世思想文化史研究
近世秘密会社与民间教派研究
中国历史文献学研究
  研究中心
满文文献研究中心
清代皇家园林研究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
版权所有 Copyright@2003-2007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Powered by The Institute of Qing History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关于本站 | 联系站长 | 版权申明
您是本站第 位访客,京ICP备05020700号
账户:
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