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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虎门海防要塞建设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6582 更新时间:2012-10-31
试论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虎门海防要塞建设
 
    摘要:虎门要塞作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广东海防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借其巧借地势、炮台林立、火炮齐全密集、辅助设施配合得力等特点,整顿了沿海防务,有效增强了防御功能,官兵们的英勇抗敌,也打击了英军嚣张气焰。然而,由于炮台建筑缺乏合理性、武器装备落后、建设经费不足、消极被动海防观念等方面的局限,使得这座坚固的虎门海防要塞最终被轻易地攻陷了。
    关键词:第一次鸦片战争/虎门/海防要塞
 
    我国《辞海》对海防的解释是:“为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防御敌人侵犯和人员非法越境,在沿海和领海内所采取的一切防卫措施。”虎门海防要塞,扼守中国南门珠江口,状如虎口,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历来是防卫的重点。史学界关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海防思想研究已有相当多的成果,而对于各个时期广东海防尤其是虎门海防要塞的建设和发展缺少系统的探讨。本文主要以第一次鸦片战争时间的虎门海防要塞为考察对象,论述这一时期虎门海防要塞的具体建设、防卫情形,并分析其在战争中的攻防实效与缺陷。
    一、虎门海防要塞建设的缘起
    虎门海防要塞,位于珠江口的一段狭长洋面,两岸峰峦夹峙,险要处炮台密布,是从海上进入广州的咽喉要地,作为广东防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广东防务的中心和重点区域。其建设最早可追溯到明代,尤其是“明洪武年间,倭夷人犯屡为所扰。嘉靖中倭寇闽浙滋蔓亦及于广东”。①为此,自洪武年间实行海禁,在广东沿海要害设立卫所。至永乐年间,开始在虎门建筑营垒,设兵防守。
    虎门海防要塞的大规模建设始于清代。清康熙、嘉庆、道光年间,为了加强沿海海防防务,相继在虎门修建了一些防御工事。道光十四年(1834年),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以“英王使节”身份要求面见两广总督卢坤遭拒后,命两艘英舰强行闯入虎门,进行武力威胁(即律劳卑事件)。清廷才意识到海防虚设,“两只夷船不能击退,可笑可恨,武备废弛,一至如是”②。道光帝立即将专门负责海防事务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增階、广东水师提标中军参将高宜勇革职查办,并惩治看守炮台怠玩各弁,以示惩戒;将两广总督卢坤以办理不善,革职留任,戴罪督办,并调署江南提督关天培任广东水师提督,整饬虎门海防营务,彻底根除以往怠玩恶习。此后,在道光帝的大力支持下,在两广总督卢坤、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的切实督办下,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虎门重兵设防的海防军事要塞已初具规模。
    二、虎门海防要塞的建设特点
    虎门海防要塞依山而建,巧妙利用险要地势,虎踞龙盘,形成了纵深十公里的防御工事,增强了要塞的防御能力,是巧借地利的著名海防要塞,其特点主要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巧借地势,防守有力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虎门海防要塞借助水道复杂的特点,自南向北共建有三道防线。从伶仃洋北上,进入珠江口,西面的大角山和东面沙角山虎视眈眈,夹江对峙,构成虎门海防要塞的第一道防线。由沙角、大角沿江北上七里,有上下横档岛耸立江中,中间还卧着一块巨石—饭箩排,它们如同屹立在激流中的天然堡垒,将水道分隔为二。西航道水浅多礁石,外洋大船不易通过;东航道江狭水深,可通大船,为洋船进入广州的唯一水道。上下横档岛与武山(又称南山、亚娘鞋山)隔江雄峙,形势险要,构成了虎门要塞的第二道防线,这也是虎门海防要塞的要害之地。由横档岛再上溯五里,江中有大小虎山雄踞,能很好地阻击突破第二道防线的敌人,构成了虎门海防要塞的第三道防线。可以说,虎门海防要塞因优越地势,防线分布长,环环相扣,设防严密,做到了防线布局与整个自然地理环境的和谐一致。这在当时整个东南沿海的防御中,防线分布是最独具特色,防御较为行之有效的建设,为以后其他东南沿海地区的防御体系建设提供了借鉴作用,如1884年中法战争中的马尾海战,就是利用马尾地势险要的特点设有长门外、闽安镇与象屿、罗星塔沿江两岸三道防线,对防守极为有利。
    
    (二)炮台林立,设防周密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虎门海防要塞先后建筑了横档、南山、沙角、新涌、蕉门、镇远、大虎、大角、威远、永安、巩固、靖远12座炮台,其中,威远、永安、巩固、靖远为道光十四年(1834年)后修筑。
    第一道防线上筑有沙角、大角2座炮台。沙角炮台始建于嘉庆五年(1800年),台面朝西,台周长42丈,主体均由粗石砌成。道光十二年(1832年)大角炮台建在南沙山麓,台周长93丈,以石砌成,安放大小铁炮17门。第一道防线上的沙角山和大角山之间由于水域宽阔,相距较远不能形成交叉火力,只能担负瞭望、警戒、送信任务,构成了虎门海防要塞的第一道门户。
    第二道防线上筑有横档、威远、靖远、镇远、南山、永安、巩固7座炮台。横档炮台建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炮台主体由三合土夯筑,嘉庆二十年(1815年)增建月台,安设大小铁炮40门。南山炮台始建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炮台主体由砖石垒砌,设大小铁炮12门,兵营12间,药局1间。道光十五年(1835年),在南山炮台基础上扩建成威远炮台,加筑月台,炮位增至40门。镇远炮台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修筑,安放大小铁炮40门,营房23间,药局2间,炮洞为三合土夯筑。横档、镇远、威远三座炮台隔海并立,“三台声势既获相连,炮火又能凑接”,监视船只进出必经之海面,“要隘严关兹为最”③。靖远炮台建成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位于威远炮台西侧,是一座大型炮台,台面宽63丈,安放大小铁炮60门,台后围建石墙,直达山顶。永安炮台建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由关天培实地勘察后,为加密横档、大虎两炮台之间防卫而建,设有大小铁炮40门。巩固炮台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建成,有大小铁炮20门,与永安炮台隔海相对。由于地势更为险要,炮台分布多,构成了虎门海防要塞的第二道门户,也是其要害之地。
    处于第三道防线上的是大虎炮台。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两广总督阮元视察虎门后兴建。炮台周边建有神庙、药局、兵房,“大炮七千斤至二千斤者30位”④。大虎炮台占据险要,独当一面,是防备外敌侵入虎门海道的第三道门户。
    余下的新涌、蕉门两炮台分建于南沙山、黄角山麓,新涌设有炮台12门,蕉门炮台配备铁炮20门,两炮台所辖海面“港汊旁出,岛屿周迴,尚非夷船出入要津”,并非阻止英军入侵的要塞,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发挥的作用不是太大⑤。
    虎门海防要塞建筑的炮台设计基本一致,主要以砖石为主,造型一般为圆形,如果由于地理环境复杂,不便建成圆形,才略有半圆形、月形等不规则变化。炮台临海方面建立敌台,敌台为露天建筑,俱由高、宽各一尺,长五尺的青石,砌成高一丈三尺五寸,宽二丈五尺的高台,中用土石填实,面铺石块,另用三合土或石块砌成垛墙,高六尺五寸,厚四尺五寸。在垛墙上开设炮眼若干个,炮眼外小内阔,以便炮身移动改变射击方向⑥。炮台内部设施配置也较为齐备,如横档月台、威远、镇远、巩固、大虎以及后来建筑的靖远等超大型炮台内部都设有专门用砖石砌成的官厅、拱篷、兵房、军装局、火药局、神庙、东西楼等。虎门海防要塞炮台林立,设防如此严密,连关天培都得意地说:“目下增建炮台,周密无以过矣”⑦。
    
    (三)火炮分布,齐全密集 虎门海防要塞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火炮300多门,而后期建成的超大型炮台就配置200多门,重量分别在1500斤至9000斤之间不等,相比同时期福建及山东沿海要塞上配置的火炮,不仅种类多,而且分布密集。其中靖远炮台配置最多为60门,威远炮台、横档月台、镇远炮台、永安炮台配置40门,大虎炮台配置31门,巩固炮台配置20门。其中数量分布最多的是重量为2000斤、1500斤、1500斤以下的大炮,分别为38门、30门、28门;其次是重量为6000斤、8000斤、5000斤大炮,分别为26门、23门、19门;分布最少的重量为9000斤大炮,只有大虎炮台配备1门。其具体配置情况如下表⑧。
    
    虎门海防要塞分布的火炮均有专门配备的器械,每门大炮除有樟木炮架及“人”字形木板炮罩各一具外,并设炮铲、药木棍、麻帚、炮门铁针、铅星斗、炮木棍、火龙杆(点炮用)、皮掌、炮眼盖等工具。工具齐全,有利于火炮发射操作。超大型火炮的配置体现了清廷在局部地方重点设防的思想,也体现出虎门海防要塞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四)辅助设施,配合得力 除主体炮台防御工事之外,关天培、邓廷桢还巧借虎门海口的天然地理优势,在江面最窄的上下横档岛与南山之间,安设两道粗大的木排铁链,作为辅助防御设施。对此,林则徐曾有详细的记述:“所有排链两道,西北皆安根于武山脚下,其东南则第一道安根于饭箩排之巨石,第二道安根于横档山脚,俱各凿深石槽,以八千斤废铁炮横安槽底,炮身外加铁箍四道,上扣铁链四条,由四而并为二,由二而并为一,中间纽合,两头贯以大铁链八条,用大铁锁接扣两边,以便开阖。其木排则以大木截齐,各长四丈五尺,合四根为一小排,穿以横木二道,又以四小排联成一大排,量宽一丈六尺余寸,面底又各夹以横木六道,箝用大小铁箍三十口。第一道安大排三十六排,大链三百九丈余,第二道安大排四十四排,大链三百七十二丈,两道排链相去约九十丈。共配铁锚棕缆二百四十副、并设划船四只,水兵一百二十名,管以把总二员。”⑨拦江铁链可开可合,犹如南大门上的两把金锁。江中木排铁链与岸上威远、镇远、靖远三大炮台相互配合,相互保护,不仅壮大了声威,还有效阻挡了敌舰入侵。“木排箍扎坚固,铁链煅淬精融,开阖亦俱得法。其新建炮台,俯临两道排链,正成扼吭之势……即谓夷船坚厚,竟能将铁链冲开,而越过一层尚有一层阻挡。就令都能闯断,亦已羁绊多时,各台炮火连轰,岂有不成灰烬之理。似此重重布置,均极森严。……于海防实属有益。”⑩这正是其有效配合的真实写照。木排铁链建成后,道光帝也多次谕令平时要勤加查验,以免海水浸泡,日久失修,前功尽弃。
    (五)整顿水师,振作精神 面对广东水师军备废弛的情况,道光帝谕令平时要加紧水师操练,“惟设守固宜扼要,防御尤贵得人,平日参练有方,则临时施放自能得力;该督等总当谆饬,派委各员将各炮台联络轰击之法,教导水师弁兵务须练习精熟,方能得力震慑群夷也”(11)。并鼓励大胆裁撤不称职及年老力衰水师将弁,重视选用营伍中有用之才及时补给水师需要。林则徐到达广东后,多次同邓廷桢、关天培一起频繁视察虎门横档、靖远炮台及木排铁链设置,查点沙角兵勇、船只,查勘水师操演。并革去水师中受贿私运鸦片的中军副将韩肇庆的职务,清除其余党。经过严厉整顿,广东水师精神面貌才得以有所改善,“一载以来,官兵积习渐就湔除,操巡亦渐有起色”(12)。
    三、虎门海防要塞的攻防效果及局限
    虎门海防要塞是汇集大型、超大型炮台的火炮阵地,作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海防建设中规模最集中、最坚固的海防要塞,在鸦片战争尤其是中英前哨战中发挥了应有的防御和抵抗作用。
    (一)沿海防务得到整顿,有效增强了防御功能 虎门要塞中有些炮台建立时间早,年久失修,有些火炮久而不用,多半生锈腐蚀,防卫功能明显减弱。关天培、林则徐到任后,针对虎门防务有所减弱的情况,除修筑炮台、添设火炮、整顿水师外,还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
    一是购置洋炮,修造舰艇。虎门各炮台虽然配备火炮几百门,但为了加强各炮台的火力,林则徐“设法密购西洋大铜炮,及他夷精制之生铁大炮,自五千斤至八九千斤不等”(13)。修造舰艇,加强火力装备。为提高水师战斗力,林则徐积极修造舰艇,购买西船,曾买来美国旗昌洋行原购自英国的载重量达1200吨的“甘米力治”号武装商船,改为战舰,用来演习进攻敌舰之法。他还自己捐资,着手仿造外国舰船,“底用铜包,篷如洋式”(14)。
    二是招募水勇,组织团练。林则徐利用沿海渔户世代生活在海边,对于海上风涛习以为常,决定“招募丁壮五千,每人每月费银六元,赡家银六元”(15),严加训练,防堵口岸或出巡洋面。
    三是联合民众,一致对外。林则徐注重利用当地民众的反英情绪,联合民众共同抗击英军侵略。“察看内地民情,皆动公愤,倘该夷不知改悔,惟利是图,非但水陆官兵,军威壮盛,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16)。鸦片战争前哨战后,林则徐更是让民众“群相集议,购买器械,聚合丁壮,以便自卫,如见夷人上岸滋事,一切民人皆准开枪阻击,勒令退回,或将其捕获。”(17)经过关天培、林则徐有效整顿,虎门海防要塞的防御能力得到了加强,为抵御外敌入侵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二)官兵英勇抗敌,打击英军嚣张气焰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广大官兵表现了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爱国精神,一位中国官员在仔细观察了英国装有74门大炮的“威里士厘号”之后说:“是的,你强大而我弱小,但我仍要战斗。”(18)他们奋力抗击英国入侵,有效抵御了敌人入侵,维护了海疆安全。如在鸦片战争前哨战的穿鼻洋海战中,广东水师在提督关天培的带领下临危不惧、斗志昂扬、奋勇杀敌,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英军以失败而告终,士气大为低落。这场战斗打击了英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增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充分显示了中国官兵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力量和信念。连道光帝都称赞道:“英夷船以乞食为名,先放火炮,经我水师施放大炮、抛掷火药,击翻、焚毁夷船,轰毙夷匪多名,我兵先后奋勇大挫其锋。”(19)“窝拉疑”号舰上一名亲身参与这次战斗的军官回忆说:“水师提督的战船和其余几个船,据着原地,猛力对我方进攻,实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20)
    虎门海防要塞虽然拥有严密的防线,配置大型、超大型炮台,数量众多的火炮、巧妙的辅助防御设施,但最终还是没能抵挡住英军的进攻,沙角、大角、虎门各炮台于1841年1月—2月,纷纷落入敌手。为何如此强固的虎门海防要塞这么轻易地被攻陷,原因何在?这与其自身建筑的落后和所存在的弱点不无关系。
    (一)炮台建筑缺乏合理性,束缚了攻防效果的发挥 首先,炮台建筑以砖石为主,看似非常坚固,恰是其致命弱点。因为“以大石筑炮台,非不美观,然大炮打在石子上,不独码子可以伤人,其炮击石碎,飞下如雨,伤人尤烈。”(21)不仅造成人员伤亡,还严重扰乱了作战计划。魏源对此曾有描述,“有一宜防者则曰飞炮,非谓悬桅上之号炮,而谓仰空堕弹之炸炮也。我之炮台虽坚,而彼以飞炮注攻,炸裂四出,迸射数丈,我将士往往扰乱。”(22)
    其次,缺少隐蔽和防护设施。整个炮台构筑仍以裸露式结构为主,高台长墙,仅以垛墙掩护其正面,顶部没有任何防护,只考虑到如何狙击敌人进入,把守兵完全暴露在敌舰炮火下。炮台内部大多建有清兵营房和火药局,一旦被炮火击中,“火光飞喷,立足无地,且能焚烧火药局”(23),从内部给炮台带来威胁。炮台后枕高山不利于防守,“勿似大角、沙角,后枕山面甚高,前临海港甚低,如圈椅样,一遭炮击,碎石炸裂,飞火喷烧,立足无地,何暇顾及交锋!”(24)炮台侧后,没有壕沟、吊桥、关闸设施,难以狙击敌人的侧后袭击。作战中敌舰先在正面轰击,而后派兵绕到后路袭击,腹背受敌,“此虎门、厦门、定海、上海、宝山失事情形,如出一辙”(25)。炮台与炮台之间缺少隐蔽的交通道路,不利于援兵进入和军需品的补充供应。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整个虎门炮台失陷经过就正好说明了这点。1841年1月7日,英军一面用主力兵团和大型舰船向虎门炮台发动正面进攻,作为掩护,一面派遣小型战舰偷运陆军绕至山后,强行登陆,陷炮台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在进攻大角炮台时,英军先在炮台背后登陆,用火炮击塌围墙数处,烧毁火药库,然后从缺口处猛攻炮台。由于虎门要塞各炮台火力不如英军,自顾不暇,既不能相互支援,又无后援援助,各炮台相继陷落(26)。
    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炮台处在十分“幼稚阶段”。他们在鸦片战争前曾评论说:“实际上这些野堡只不过是一个久经训练、有纪律的军队工兵所作的暂时防御和大炮的掩蔽所,或者是在一夜中急忙搭起来的防御线一类的东西而已。河岸上的炮台都裸露着,没有一个能够抵挡得住一只大炮舰的火力,或可以抵御在岸上与炮舰配合的突击队的袭击。炮台的门口常常开设在旁边,正面的进路如果不是全不设防,也只有一两门大炮控制着,没有壕沟,没有吊桥,没有吊闸或其它防御物”,“据我们的判断,这些炮台的效能一般是可能想象出的,那是再坏没有的”,“仅仅一个奇袭就能于十分钟内把这些炮台的任何一个夺取过来。”(27)这些评论虽然有些偏颇,但不难看出当时在中国人眼中看似十分强大的虎门海防要塞,在船坚炮利的英国人眼中却起不到什么威慑作用。
    (二)武器装备落后,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 战争中的武器装备包含很多方面,这里仅以英国战舰与中国战船、虎门海防炮台上的装备为例,分析中英之间的差距。
    英国海军战舰分六等,一等舰为最高级,长度有206英尺,携带火炮100多门。二等舰长度为195英尺,携带火炮90—98门。三等舰的规格一般为二至三层炮甲板,携带火炮64—80门,定员490—720左右,排水量1300—2000吨(28)。如英国军舰“布论谦”号,它与“韦而斯利”号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最庞大的主力战舰,它以风帆作动力,船身为木制,建造成三层炮位舱板,载炮72门,属三等级战舰,是参与鸦片战争的英舰中最高级的。“威里士厘号”也装有74门大炮。英国军舰上配置的火炮分布密集,功力强大,且随着风向的转变,火炮可以随意转向,瞄准目标进行射击。四等舰长度为150英尺,装备火炮50—60门(29)。
    清军战船的规格和战斗力都无法与英国战舰相比。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最大的战船排水量不到250吨,长33米,宽7余米,桅高20—27余米,置前膛炮10门,成员不到100人。无论哪种船型都是行动迟缓,火炮射程近而精度差,完全谈不上什么战斗力。战船上配备的火炮一般10门左右,为九百斤至千余斤的中小型铸铁炮,射程300—400米,火炮多为泥模铸成,炮身多有蜂眼,极易炸膛,而且膛内加工不光洁,故射击精度很差(30)。战后,两广总督邓廷桢结合两国战船实际情况进行总结时说:“夷船以全条番木,用大铜钉合而成之,内外夹以厚板,船旁船底,包以铜片。其大者可安炮三层,而船身不虞震裂,其炮洞安于舱底,夷兵在舱内施放,藏身既固,运转亦灵。……此向来造船部定则例如此,其病不尽在偷工减料,是所谓势不均而力不敌者,非兵之势不敌,而船炮之力实不相敌也。”(31)并且中国火炮被固定在战船上,不能随意改变方向,自由升降,瞄准目标射击,参与穿鼻洋之战的“窝拉疑”号舰上一名亲身参与这次战斗的军官回忆说:“水师提督的战船和其余几只船,据着原地,猛力对我方进攻。从距离看来,中国的炮和火药是很好的,只不能自由地上升下降,炮弹太高,多无效果,只有少数落于船桅或索具之上。”(32)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主编的《澳门月报》中也作了这样的描述:“中国的战船一般只有大炮2至4门,都安装在一个固定的炮床上……除非在平静的海面上,否则就全无用处。”(33)当时清军兵船的速度还不如偷运鸦片的扒龙快蟹快,“其快艇名快蟹,亦名扒龙,炮械毕具,每艇壮丁百数十人,行驶如飞,兵船追拏不及。”(34)可想而知,清军战船速度与英舰速度的差距有多大。
    虎门海防要塞各炮台上配备的火炮,参差不齐。各种长度,各种形式,各种口径和各个时代的都有,“其中不少已陈旧不堪,百孔千疮,以致无用,名副其实的海军大炮一门也没有。土炮是用铁铸造的,其炮膛不像欧洲大炮那样钻得平滑;炮架只是一种木架或坚硬固定的炮床,上面用藤把炮捆住,因此炮只能直射,极难瞄准任何目标,除非目标就在炮眼前面。当时火炮每放出一炮,由于操作过程复杂,交战中几乎没有把握命中目标”,“惟查历年演放各炮均未打靶取准,其力量之大小,弹子之远近高低,究无一定把握,设遇有警而敌船展轮瞬息如飞,仓促之间更难命中,饬即飞移,各台于日间先行出示禁止船只往来,将台上各炮装齐子药,每炮施放数次,操练打靶有准,庶临敌可期,命中不致技生虚发。”(35)
    1834年“律劳卑事件”中,如果炮台工作效率高,那两艘小舰应在虎门化为乌有。(36)西方士兵“由于习惯了中国炮的火力,所以它很少能伤着他们。士兵们知道清兵的火绳炮无法击中目标,因此,他们常常会平安无事地通过清军的防线”(37)。清军使用的火炮,还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1835年,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下令炮厂铸造60位新炮,试放中,先后炸裂10位,“造不如法”者4位,共有14位发生严重问题,使用发现“碎铁渣滓过多,膛内高低不平,更多孔眼。其中有一空洞,内可贮水四碗”。(38)火炮炸裂事故,不仅会耽误作战时机,还严重挫伤守军士气。
    (三)建设经费不足,制约了海防力量的充实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一艘战船造价约为白银4300两,一门6000—8000斤火炮造价约400两,一座炮台造价约为1.5万两(39)。如此高的造价,需要耗费大量银两。但清政府由于财政拮据,对建设虎门海防要塞,很少下拨专项经费,其建设经费大部分源于商捐款项,如“增建威远炮台所需各项银八万六千两,即洋商伍绍荣等情愿捐办。”(40)除了商人捐助外,还有一部分来源于没收鸦片烟贩家产,“将与夷人结交并开设窑口贩烟案犯姚九区的家产没收入官,用以虎门海口增建炮台,每年练习炮兵岁需炮子火药及调操水师加赏口粮之用”(41)。商人捐助及没收案犯家产,数量毕竟有限,能供给一时之需,却满足不了海防建设的长远需求。虎门海防要塞建设由于缺少足够的经济资助,不能得到强有力的充实。
    (四)消极被动海防观念,约束了海防建设的突破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关天培“守备为本,以静制动”(42)和林则徐“以守为战,以逸待劳”(43)的海防战略思想,受到了道光帝的赞赏和认同。战争爆发后,道光晓谕沿海封疆大吏:英夷“倘有桀骜情形,断不准在海洋与之接仗。盖该夷之所长在船炮,至舍舟登陆,则一无所能,正不妨偃旗息鼓,诱之登岸,督率弁兵,奋击痛剿,使聚而歼旃,乃为上策。”(44)这种海岸陆地设防为主的海防战略,只注重防守而不注重进攻,具有很大的消极被动性。当时,清政府自上而下在以防守为主要政策的指导下,虎门海防要塞的建设终究不能突破历史的局限。再加上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的抵抗政策发生了转变,任命直隶总督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与英军交涉。琦善到达广东后,不仅对林则徐进行查处,还撤除虎门海防要塞的防御体系,如裁撤水勇,冲散木排铁链,海防防御能力严重削弱。
    第一次鸦片战争最终以清政府妥协退让、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宣告失败。惨败的历史实践证明,受传统海防政策影响建筑起来的虎门海防要塞,整体上已经不能抵抗西方列强的进攻,晚清中国海防的近代化已经迫在眉睫。

    注释:
    ①茅海建主编:《清代兵事典籍档册汇览》(第32册),《防海辑要》(一),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5页。
    ②(3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道光朝上谕档》(一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0页、第187页。
    ③《林文忠公政书》卷三七,咸丰年刊印。
    ④⑥(21)(36)王宏斌:《清代前期海防:思想与制度》,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第101页、第103页、第93页。
    ⑤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虎门海防要塞各炮台详细设置情形参考《筹海初集》卷一、卷三,《林文忠公政书》卷三七,《广州府志》卷六四。
    ⑦关天培:《筹海初集》卷一,道光丙申年本。
    ⑧(38)关天培:《筹海初集》卷三。
    ⑨⑩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三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页、第148页。
    (11)(4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道光朝上谕档》(一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第568页。
    (12)关天培:《筹海初集》卷四。
    (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9页。
    (14)萧致治主编:《鸦片战争史》(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7页。
    (15)魏源:《魏源集》上册,第174页。
    (16)(17)林则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林则徐全集》第五册,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页、第243页。
    (18)弗兰克·萨奈罗著,周辉荣译,《鸦片战争——一个帝国的沉迷和另一个帝国的堕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3页。
    (19)(4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道光朝上谕档》(一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60页、第59页。
    (20)(32)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8页、第48页。
    (22)朱克敬:《边事续钞》,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37—38页。
    (23)(24)(25)魏源:《海国图志》,卷90,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2104页、第2105页、第2112页。
    (26)《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军事史》(第六卷),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344—345页。
    (27)《中国丛报》1836年8月第5卷第3期第3篇。
    (28)林启彦、朱益宜编著:《鸦片战争的再认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175页。
    (29)郑云波:《从水师的落后看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学术交流》2008年12月。
    (30)叶赫那拉·煜麟:《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水战》,《海上风云》2006年第6期。
    (31)齐思和:《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一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75页。
    (33)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译:《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6—80页。
    (35)《广东海防各台各营操防章程》。
    (37)任桂淳:《清朝八旗驻防兴衰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96页。
    (39)军事科学院主编:《中国军事通史》(第十七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42)关天培:《筹海初集》序。
    (44)文庆等:《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
             (转引自:《军事历史研究》(沪)2012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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