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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思治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4852 更新时间:2013-3-21

  王思治(1929-2012),四川省自贡市人,中共党员,清史研究所教授,历史学家。1942年,他考入在全川有名的蜀光中学。位于自贡城的这所学校与南开中学齐名,校长就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1949年,考入华西大学哲史系,1952年转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师从徐中舒、缪钺、蒙文通等。1953年考入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研究生班。1956年2月毕业后留校任教,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学术带头人。1986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曾长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学位委员会委员、清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等。1987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夏威夷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及讲学、交流。1996年至1998年,被聘为香港大学历史系兼职研究员。1999年8月退休。2005年9月,王思治教授荣获首批“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称号。王思治教授曾先后兼任《教学与研究》副主编,“东方史学文库”学术评审委员会委员,《明清论丛》编委,《清史研究丛书》常务副主编等,并应邀参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学术工作,任传记组、编审组、出版组专家。2012年3月,王思治教授在京因病逝世。
  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王思治教授主要学术成果有:《两汉社会性质及其他》、《清史论稿》、《承德避暑山庄》(与人合著),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一、三、五、八卷,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撰写《人类科学与文化发展史》第五卷中国部分,为台湾出版单位撰写《康熙》、《承德避暑山庄与外八庙》。此外还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主持完成了《清代官僚政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与清代社会》、《清前期历史地位研究》等国家及教委社科基金项目。王思治教授的研究成果多次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各种学术奖项。王思治教授还非常重视学术成果的社会普及工作,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授“避暑山庄百年史”。在王思治教授看来,做学问是一项需要以冷静客观、旷达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的事业,真正的学问是在默然的沉思和坚忍的努力中做成的。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对于历史的醒悟和超脱,才能在学术研究中表现出特立独行的勇气和独立思考的精神,才能坐得住冷板凳,愉快地承担自身的社会角色,追寻和坚持真正有价值的见解和真理性的认识。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王思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先秦两汉史的研究工作,两汉社会性质问题是其研究重点。当时,在被称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古代史分期问题”的争鸣上,学界主要有三种意见,即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魏晋封建说。还是在校研究生的王思治先生积极参与讨论,与前辈学者展开学术争鸣,是两汉奴隶社会说和魏晋封建论的重要代表之一,其论文在当时引起史学界的高度重视,使“魏晋封建说”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分期说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
  1954年,刚刚创刊的《历史研究》发表了翦伯赞先生的《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一文,旨在论证汉代是封建社会,以支持其西周封建说。针对这篇文章,王思治在《历史研究》1955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两汉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一文,长达两万多字,显示了青年王思治敢于向权威挑战的勇气。不久,王思治又相继发表了《再论汉代是奴隶社会》、《三论汉代是奴隶社会》、《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崩溃问题》等一系列论文,对社会性质划分标准、两汉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状况、奴隶劳动的社会影响、中国奴隶社会解体的基本途径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其论文资料丰富,考证精当,论述周详,引起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也使"魏晋封建说"成为关于古代史分期诸观点中一种比较成熟的理论。 
  此外,他还参与了"农民战争"、"历史人物评价"和"清官"等诸多问题的讨论,其观点曾备受学界关注,产生了重要影响。王思治与吴晗先生关于"清官"问题的两次辩论发生在1964年的六七月份。吴晗先生以海瑞为例,认为封建社会存在着清官,他们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是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王思治则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在封建社会的统治集团中,有一种人能起到缓冲和调节的作用,他们的确为百姓所拥戴,亦会得到皇帝的表彰,他们就是所谓的清官、好官。他们的存在,说明封建统治集团在如何实现统治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清官、好官们所信仰的是封建统治思想中仁政的思想,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看,归根结底他们和他们的思想都不可能超越封建制度的范围,都是服务于封建国家长治久安要求的。吴晗对后学者的意见非常重视,双方又进行了第二个回合的辩论。岂料辩论的双方后来都受到了政治运动的冲击,吴晗因撰写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发"文革"中的一大冤案,他的悲剧结局尽人皆知;王思治的"清官论"也在"文革"中遭到批判和围攻。文革后,1978年8月,在解放思想的新形势下,《光明日报》专门请王思治教授三论清官政治,他结合现实问题畅所欲言。王思治教授强调:对历史人物或事迹的评价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和社会进步为标准,有针对性地批判了"四人帮"所奉行的法西斯文化专制。
  进入70年代以后,王思治教授将研究重点转向清代历史,完成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
  清前期历史地位是清史研究领域非常重要的学术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对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现象的认识和评价。过去,由于人们过分强调清朝政权的民族压迫性质,对其许多带有积极意义的政策和措施视而不见,这就难免得出一些失之偏颇的结论。王思治教授主张学者应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公正、客观地评价有清一代历史。他指出:清朝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以前不同,这就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已经到来,而封建社会一直存在的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在边疆地区也因外国侵略势力的插手改变了以往的性质(当然不能认为这些地区发生的每一事件都与此有关),如果殖民势力的侵略阴谋得逞,后果之严重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当中外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从最初相遇时起,中国就面临着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多民族国家、抵御外国殖民主义的历史任务。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世界历史的范围来观察明清之际的历史。尽管当时早期资本殖民势力还没有力量占领中国,中国被瓜分的危险也不是现实的存在,然而,殖民势力既然已经到来,他们就一定会接踵而至,在18、19世纪,正是西方殖民主义在亚洲十分猖獗的时期,历史业已证明,已经腐败的明朝是难于肩负起抵御正在到来的外国殖民主义的使命的,而明清之际的内战又给他们以可乘之机,因此,清军入关,清王朝的建立,重建统一的封建中央政权,结束分裂恶战的局面,从当时的历史大局看,是应予肯定的。而清朝在加强国家统一问题上所做出的历史贡献是以往任何朝代所不能比拟的,它对抵御西方早期殖民主义的侵略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这就是我们评价清前期历史地位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然而,也需指出,在康雍乾时期,与西方世界相比,中国落后的差距更加扩大了,其差距是整整一个时代,这种现象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清王朝加强封建专制主义及其一系列政策的恶果,其影响也是深远的。总结其正反两个方面所造成的历史影响,将使我们获得应有的历史教益。《人民日报》1996年10月19日曾在“学术动态”中专门介绍了王思治教授的这一观点,目前,这一观点已经成为不少清史学者的共同认识。 
  关于清代社会之主要矛盾,过去有的学者往往过份强调满汉之间的民族冲突,认为有清一代民族关系始终是“对立和隔绝”的。王思治教授对此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观有清一代268年的历史,虽然满族进入中原以后,建立了清王朝,满汉之间存在着民族压迫和民族斗争,但民族矛盾上升到突出地位仅仅是清初的20年,而非整个清代,从总体上看,阶级矛盾仍是清朝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清初的20年,学者也应作历史的、阶级的分析,不宜一概而论。当时进攻的一方是满族贵族和降清的汉族地主,抵抗的一方是以农民军为主体的各族劳动人民和南明政权。清初的战争是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相互交织在一起,我们既不能否定民族斗争,又不能把民族斗争绝对化,只看到民族矛盾,看不到阶级矛盾,这是不符合清初历史实际的。对清朝民族关系,学者也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分析。虽然一些统治者人为地制造民族分裂,但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还是主流;那种认为“阶级社会里民族关系的基本方向不可能是友好往来、团结互助” 的看法,显然缺乏阶级分析,不符合历史真实。
  皇位继承制度在清朝政治演变中具有至关重要的特殊地位,是中外学者共同关心的学术课题。1996年王思治教授在《满学研究》第三辑上发表了题为《清代皇位继承制度之嬗变与满洲贵族间的矛盾》的长篇论文,这是清史学界第一篇系统、深入分析清代皇位继承制度演变过程的学术专论。王思治教授在文中从中国传统政治发展规律的高度,将清初皇位争夺置于满洲贵族内部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中进行考察,对皇位继承制度之演变作出精辟论述。他指出:在古代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下,皇帝处于政权顶峰的至尊地位,皇权高于一切,关系国政之兴衰隆替,故一姓世系的皇位继承制度,被视为回之命脉所系,古代中国历代实行预立太子的储贰制度。太子称为“储君”,即所谓“国本”。太子之立以宗法制为依据,所谓“有嫡立嫡,无嫡立长”;若皇帝无子,或“兄终弟继”,或以宗室近支承祧入嗣。清代入关前后,皇位汗位继承制度自有其满族之点,又复屡经变异。入关前,始而立长,一变而为八王“共议嗣君”;入关后,沿袭历代立太子储贰之制。清初两代幼君继位,又有宗室近支亲王摄政与异姓四大臣辅政体制之不同;历观清代入关前后皇位继承制度之嬗变,其间充满着激烈的矛盾与残酷的斗争,扑朔迷离而又惊心动魄。在太祖朝,有长子褚英诅咒出征的父汗,望其败归则闭城不纳;在太宗朝,有四大贝勒中的三贝勒莽古尔泰“要夺御座”,太宗大开杀戒,正蓝旗被杀者千余人的空前浩劫;在顺治朝,有摄政王多尔衮死,其胞兄英亲王阿济格即发动未遂政变;在康熙朝,有索额图助太子“潜谋大事”案,于是而有雍正帝之秘密建储。 
  对在清代政治中影响深远的雍正帝秘密建储,王思治先生分析说,这一制度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古代历朝实行的皇位继承储贰制度从此终结。“秘密建储较之立皇太子是—进步,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皇子间结党谋储位之争,同时。秘密建储皇帝可从诸皇子中择其较贤能者嗣位,亦可以鼓舞诸皇子人人上进,这与皇本子自幼而立,不论贤愚将来都可以继位相比较,显然更具有积极意义。”
  对在历史上存在了数千年、其社会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宗族制度,王思治先生也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在《宗族制度浅论》一文中,他比较全面地描述和分析了中国宗族制度的历史变迁、清代宗族制度的发展轨迹、族权的构成和社会功能、族权和封建政权的关系、宗族内部的阶级关系,指出宗族制度是封建地域性组织,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奠基在小生产的闭塞的自然经济之上,大约在清朝雍正年间,族权进一步与封建政权相结合,从而直接起着基层政权的作用,“以‘敬宗收族’为目的的宗族制度在清代的发展,无论在政治上、抑或思想文化领域内都对族人强行约束,同时,又以‘义田’等作为‘恤族’的经济手段,给宗族的阶级对立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薄纱,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的普遍存在,使地主阶级的统治具有明显的宗法主的特征。阐明宗族制度的演变和发展,是揭示我国封建历史进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尽管这篇文章已经发表了10余年,但直到今天,许多学者认为,它的主要观点仍是正确的,它对清代宗族制度的考察角度、所引用的大量历史资料、得出的基本结论仍对我们研究中国传统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篇文章和王思治先生先前所作《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一道被译为日文,收入《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特质》一书(和田正店编,日本中国书店版),作为日本大学的教学参考书。 
  除上述几个方面外,王思治先生对下列清史问题也作过深刻论述:明清战争、明清之际社会矛盾、承德避暑山庄、朝少数民族政策及国家统一问题、明清之际历史人物评价、明清文字狱、乾隆后期马嘎尔尼使团来华、清代中俄关系、两淮盐商的盛衰、皇太极、多尔衮、范文程以及康熙、雍正等。 
  王思治教授孜孜治学,以高屋建瓴的理性思维、严谨平实的独到见解,在学术的道路上笔耕不辍,学术研究始终是其生命最核心的组成部分。王思治教授不仅是学术精深的大学者,也是一位诲人不倦的严师、教育家。在中国人民大学执教的40余年中,王思治教授重视教书育人,培养出不少史学英才。他对硕士、博士研究生精心指导,因材施教,对青年教师积极扶持,勤于指点,深获年轻学者的尊敬。他在这方面作出的突出成绩,受到学术界同仁的高度评价。 

王思治学术成果摘录
论著:
《康熙事典》(与冯尔康合著),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王思治自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清朝通史·康熙朝分卷》(主编),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陈廷敬与皇城相府》(主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 
《经文纬武定江山——康熙大帝》,万卷楼图书公司,2000年。 
《避暑山庄与外八庙》,台湾万卷楼图书公司,2000年。 
《16-18世纪的中国社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各国学者撰写),本篇载于《人类史》第5卷,英国剑桥大学伯克教授主编,1998年在法国出版 。 
《宗族制度简论等三篇》,载于日本和田正広编著的《中国传统社会の历史的特质》,日本中国书店,1997年。 
《清史论稿》,巴蜀出版社,1987年。 
《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1.3.5.8卷主编),中华书局,1984年、1985年、1986年、1995年 。
《承德避暑山庄》(合著),文物出版社,1980年 。 
《两汉社会性质问题及其他》,三联书店,1980年。 
论文:
王思治,“‘太后下嫁疑案’辨证”,《历史研究》,2011年,02期。 
王思治,“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清史研究》,2008年,03期。 
王思治、王春瑜、刘潞,“康熙 :一个皇帝与一代朝风”,《紫禁城》,2006年,09-10期。 
王思治,“‘潜心’与创新”,《创新科技》,2005年,12期;《温州医学院学报》,2002年,01期;《南方论刊》,2000年,10期。 
王思治,“清代皇位继承制度之嬗变与满洲贵族间的矛盾”,《满学论丛》第3辑。 
王思治,“康熙盛世简论”,《满学论丛》第5辑。 
王思治,“施琅平台三题”,《明清论丛》第3辑。 
王思治,“施琅平议”,《施琅与台湾》,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 
王思治,“避暑山庄的兴建与绥抚漠南蒙古”,《避暑山庄论丛》,紫禁城出版社,1986。 
王思治,“‘鐍匣’与旻宁继统”,《清史研究》,2003年,04期。 
王思治,“郑成功收复台湾及其领土主权意识”,《长共海涛说延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王思治,“简论清代的国家统一”,《光明日报》,2000年9月29日 。  
王思治,“清承明制说内阁”,《清史论丛》2000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年 。
王思治、吕元骢,“施琅与清初统一台湾”,《清史研究》,1997年,01期。 
王思治,“历史与史学”,《我的历史观》,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 
王思治,“洪承畴降清评议”,《清史研究》,1996年,03期。 
王思治,“英使马戛尔尼来华探析”,《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社科出版社,1996年 。
王思治、吕元骢,“18世纪前夜西北边疆局势述论”,《清史研究》,1995年,01期。 
王思治,“读《袁崇焕研究论集》”,《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04期。 
王思治、刘凤云,“一部研究明清兴亡史的力作─—《满族崛起与明清兴亡》评介”,《清史研究》,1994年,01期。 
王思治、吕元骢,“甲申之变与清军入关”,《清史研究》,1994年,02期。 
王思治,“李光地简论”,《清史研究》,1993年,01期。 
王思治,“从避暑山庄说‘康乾盛世’——兼论布尔尼之叛与山庄的兴建”,《清史研究》,1993年,02期。 
王思治,“皇太极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清代人物研究》,巴蜀书社,1992年。 
王思治,“索额图其人——兼论助皇太子“潜谋大事””,《清史研究》,1992年,01期。 
王思治、高欣峤,“一部成功的传记著作——读李治亭的《吴三桂大传》”,《清史研究》,1991年,03期。 
王思治,“康熙的决策与昭莫多之战”,《史学月刊》,1991年,01期。 
王思治,“十七世纪末西北边疆局势述论”,约7万字,《明清论丛》第1辑。 
王思治、刘凤云,“论清初‘遗民”反清态度的转变”,《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01期。 
王思治,“杰出的封建君主——康熙上”,《满族研究》,1987年,01期。 
王思治,“杰出的封建君主——康熙下”,《满族研究》,1987年,02期。 
王思治,“关于史学认识论问题的几点浅见”,《福建论坛文史哲版》,1987年,01期。 
王思治,“康熙帝继位与四大臣辅政的由来”,《史学月刊》,1986年,06期。 
王思治、李鸿彬,“论明清战争与清代社会矛盾”,《史学集刊》,1985年,02期。 
王思治、李鸿彬,“明清之际的历史必须置于世界范围来考察”,《史学集刊》,1985年,03期。 
王思治,“求学琐谈”,《教学与研究》,1985年,03期。 
王思治,“皇太极嗣位与诸大贝勒的矛盾”,《历史档案》,1984年,03期。 
王思治,“范文程评议”,《社会科学》,1984年,05期。 
王思治,“皇太极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03期。 
王思治、郭松义、南炳文、谢肇华,“中国首次清史讨论会学术综述”,《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01期。 
王思治、李鸿彬《论皇太极时期对明作战策略的演变》,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编《庆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建馆六十周年暨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油印本),1983年。
王思治、罗明,“关于清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82年,01期。 
王思治、韩大成,“尚钺同志的治学精神和主要学术观点”,《历史教学》,1982年,05期。 
王思治,“多尔衮评议”,《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04期。 
王思治,“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分歧的原因何在?”,《历史研究》,1980年,05期。 
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历史研究》,1980年,01期。 
马汝珩、王思治,“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及其反抗沙俄压迫、重返祖国的斗争”,《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03期。 
王思治,“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的阶级表现——再与主张“两种革命论”的同志商榷”,《哲学研究》,1965年,03期。 
王思治,“‘两种革命论’是‘无可非议’的吗?——与吉敦谕同志商榷”,《哲学研究》,1964年,06期。 
王思治,“评《明代黄册制度》”,《历史研究》,1962年,03期。 
汪原、袁定中、王思治,“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意见——同吴晗同志商榷一个问题”,《人民日报》, 1962年6月17日。 
王思治,“论汉代的‘公田’及其性质”,《教学与研究》,1961年,02期。 
王思治,“东汉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史学月刊》,1960年,01期。 
王思治、李文海,“批判尚钺同志在历史研究中的修正主义观点”,《教学与研究》,1960年,01期。 
王思治、林敦奎、贾岩,“评《中国历史概要》”,《历史研究》,1956年,08期。 
王思治,“再论汉代是奴隶社会”,《历史研究》,1956年,09期。 
王思治、杜文凯、王汝丰,“关于两汉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兼评翦伯赞先生的‘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历史研究》,1955年,01期。 
(本资料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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