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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明怀:晚清变局中的驻藏大臣
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43卷206期 作者:车明怀 点击数:8071 更新时间:2013-4-16

晚清变局中的驻藏大臣

(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43卷206期)

车明怀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拉萨850000)

〔摘要〕西藏是清王朝西南边疆重地,清朝历代皇帝都高度重视驻藏大臣的选派。到了晚清时期,
驻藏大臣及其藏区事务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主要原因是晚清经历了太多的变局,驻藏大臣已难以恢复往日
管理西藏的锐气。晚清后期,西藏地区遭受英帝国主义的两次入侵,西藏也滋生出一股股分裂的潜流,而
驻藏大臣由于缺乏清中央政府的强有力支持和自身的心智短拙,无力应对帝国主义的讹诈和抑制分裂主义
势力的膨胀,以至酿成驱逐清兵、拉萨满汉商民和驻藏大臣的悲剧。晚清变局中驻藏大臣的遭遇及驻藏大
臣制度的终结,显示出中国近代西藏的命运与祖国命运的紧密联系,同时也昭示了改革驻藏大臣制度的迫
切性和历史必然性。
〔关键词〕晚清;西藏地区;驻藏大臣制度

西藏是清王朝西南边疆重地,自设立驻藏大臣制度以来,清朝历代皇帝都高度重视驻藏大臣的选派。及至清代晚期,清王朝内外交困,风雨飘摇,已失去了往日治理西藏、管理西藏的锐气,对向西藏派驻大臣也不再像以前那样高度重视,逐次降低标准。特别是到了晚清时期,清王朝的矛盾积累愈盛,内有各种社会矛盾的激烈冲击,外有帝国主义对边疆地区的疯狂入侵,内外交困的激荡使清代晚期社会处在急剧的变局之中,而身在这一变局内的驻藏大臣及其膺任的藏事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晚清变局与驻藏大臣的状况

1.驻藏大臣所处的晚清变局与腐败环境

晚清驻藏大臣的选派及其所管理的藏事,深受内外变局的影响。19世纪后半叶,清王朝面临着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的大变局。首先是来自外部入侵导致的变局。“同治之后,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它们为了争夺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场所,夺取殖民地、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远东地区成了它们激烈争夺的对象”。[1]中国变成了各帝国主义欲任意瓜分的丰盛大餐。这种国际大背景下,陆续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日本侵犯我台湾地区、法国发动侵华战争、英国进攻我西藏地区、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等大事件。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是中国近代史上所面临的最大变局,不仅首都被八国联军攻占,封建王朝的最高首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也仓皇出逃,写下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最耻辱的一页。而且迫使中国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规定向各国赔款4.5亿两白银,使中国关税和盐税全部被帝国主义控制。

严重的外患,推动了清王朝的内部求变和革命的运动,陆续出现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运动。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遂被推翻。这种来自全国的动荡和激烈的变局,不能不波及驻藏大臣及其所管理的西藏事务。

驻藏大臣及其西藏的治理,不仅仅受到全国激烈变局的影响,同时还受到全国腐败的大环境的浸染。晚清激烈的变局,并没有起到激浊扬清的效果,反而使王朝政体运转更加滞浊和腐败。当时的情况是,旧章已腐,新规未立,世道汹汹,人心尽失。朝廷之上,“聚议盈廷,是非莫决,甚且谓其更张成法,蜚语中伤,谗书满箧,于是不得不出之因循粉饰,以求苟安。卒之豪杰灰心,而国事也趋于不振矣”。[2](p.17)导致国事颓败、士人苟且的主要原因是在那样的大变局中,吏治已经腐败不堪。当时来华的西方人曾这样描述道:“京官曰畏崽,曰琐屑;外官曰敷衍,曰颟顸。畏崽者,同官互相推诿不肯任怨,遇事动輒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察及毫末,自负精明,不顾大局是也。敷衍者,蒙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只贪小利是也。颟顸者,徒具外貌,实无把握,空言塞责,不切事情也。”[2](p.17)
在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二书中,对吏治腐败的描写更加透彻,他气愤地写道:“今天下事皆文具而无实,吏皆奸诈而营私。上有德意而不宣,下有呼号而不达……故君与臣隔绝,民与官隔绝,大臣小臣又相隔绝,如浮屠百级,级级难通,广厦千间,重重并隔。”[3]所以,孙中山在《兴中会宣言》中将当时的弊端描写为:“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振,如斯之极。”[2](p.233)在这种大变局的冲击和腐败环境下,大部分官员对于边疆问题心中无数,莫衷一是,甚至荒唐地认为可以放弃边疆的一些地方来换取京师重地的安宁和海防的安全。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认为可弃新疆而固海防,即使变法维新人物谭嗣同,为了速还各国之债务,竟主张卖掉西部和北部边疆之地,他天真地说:“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
之。地接英俄,久为二国垂涎。一旦来争,度我之力,终不能守,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犹可结其欢心而坐获厚利。二国不烦兵力,骤获大土,亦必乐从。计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两千万方里,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4]在这种社会环境和对边疆认识无知的情况下,朝廷向西藏选派驻藏大臣及驻藏大臣的自身作为是可想而知的。

2.大变局影响下的驻藏大臣状况

在晚清经历激烈变局和国政日益腐朽的情况下,朝廷向西藏派驻的大臣及其所管理的藏事与康乾盛世之时不可同日而语。随着外部入侵的加剧和内部的日益腐朽,朝廷中枢难以寻找可堪膺任藏事的满蒙官员,驻藏大臣或为失势满人驱边以惩,或为低官高补转缺以示“恩宠”,如《张荫堂驻藏卷稿跋》中所述:“乾嘉之时,尚有和琳、松筠辈恩威并用,藏政绥和。自道咸以后,渐为失势满人之转缺,进藏者鲜有贤能之辈。”[5](p.1457)在晚清变局中,朝廷选派、补授驻藏大臣和帮办大臣,除少量从朝廷大员中选派外,多从川、黔府道按察使中赏副都统衔急赴藏事,如驻藏大臣文海进藏前为贵州按察使;庆善为四川候补道赏副都统擢任驻藏办事大臣;裕刚由四川雅州知府调任西藏粮务委员,后赏副都统衔为驻藏帮办大臣,两年后擢任驻藏办事大臣。在帮办大臣中,桂霖由贵州贵西道赏副都统衔擢任;安成由四川候补道赏副都统衔擢任;虽然钠钦不是出自川、黔府道,但属被革职官员赏副都统衔充任驻藏帮办大臣。二是不问贤愚,只要能
勉强进藏办事即可。驻藏大臣奎焕曾于1896年被鹿传霖在《密陈西藏情形可虑疏》中参奏为“因其行为不检,商上更为藐视”。[5](p.866)驻藏大臣文海虽有到藏后勤于诸事之说,然其人见识乖谬,心胸狭窄,以私利害大局,因一时怨愤竟然与成都将军恭寿合谋腰斩了鹿传霖的收瞻及改土归流计划。[5](p.1061)而驻藏帮办大臣桂霖于光绪二十九年一月接任,五月至成都,借故迟迟不进藏赴任,滞迟一年后以目疾解职。三是荒唐点官,不问具体困难。西藏气候高寒,生活艰苦,交通十分不便,被选官员称其为距川六千里,百日始过关。更有甚者认为西藏道路“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态”,“世上不论何人,到此未有不胆颤寒栗者”。[6]就是这样的条件,清廷钦点驻藏大臣不问年龄,不问身体状况切实如何。驻藏大臣文海,以六十几岁高龄,在驻藏大臣任上5年之久,中间几次奏请休假或进京朝觐天颜,就是迟迟不批,后终可请病假入川治疗,结果死在了回川的路上,死时年已70。驻藏大臣庆善本已年届70高龄,体弱多病,却被清廷由四川候补道简选赴藏,并严旨:“著即凛遵前旨,力图振作,以固边圉。”结果庆善“遵旨星驰进藏”。[11]行至昌都察雅昂地,即病殁于路途。驻藏帮办大臣安成本已年届70,以候补道分发四川日久,品级久久未进,朝廷为了解决其进职级别待遇,竟不顾西藏大局赏副都统衔命其入藏,安成当然熟知官场这一套路,进藏后不事藏务,但行推诿,常尾随驻藏大臣裕钢之后会衔奏事,从无个人主张,后经过军机处权贵斡旋,在西藏一年多时间就返回内地,后人讥评为:“以此碌碌之辈而托以边疆重任,使权利渐丧,执政者能辞其咎乎。”[5](p.1173)透过这段文字,可见晚清驻藏大臣状况及其藏事的一斑。

二、激烈的变局中晚清驻藏
大臣对藏事的处理晚清激烈的变局和当时腐败的环境,严重地影响着驻藏大臣对治理西藏的正确判断。无论是对外部入侵的应对还是对内部大事的决断,驻藏大臣大都表现出自身的无能且面临着困难的局
面,因而鲜有成功处理好藏事者。

1.面对外敌入侵驻藏大臣的种种表现

进入晚清以后,英国已基本控制了毗邻西藏的尼泊尔、锡金、不丹等国,并以此为基地加紧向西藏渗透。1865年,英印政府建立了“印度三角勘测局”。同年,勘测局人员南·辛格由尼泊尔进藏,先后在日喀则、江孜、拉萨进行秘密活动半年之久,为英国提供了入侵西藏的地形资料。英印政府经过长期的勘测,确定大吉岭春丕峡谷为入侵西藏的最佳通道。1882年后,英国经济进入了长期的萧条,资本家迫切要求进一步开辟新的市场。英国人露骨地说:“我们到处听到商人诉说贸易停止,如果我们坚决要求进入西藏,那儿有一个广大的市场等待我们。”[8]尽管这是一种荒谬的判断,但为其后入侵西藏提供了借口。

1886年,马科蕾奉英印政府之命率领商务考察团进藏,遭到了西藏地方的坚决反对,后在总理衙门的交涉下,以中国承认英国占领缅甸为条件,暂时取消了进藏商务考察。时隔一年多,英国人集结3000多人武装,向西藏隆吐山发动进攻,守卫隆吐山的藏军坚决抵抗,誓死不撤。藏军的义举得到驻藏大臣文硕的坚决支持,大大鼓舞了西藏军民的斗志。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稍有作为的驻藏大臣却为朝中庸碌卖国的权贵所不容。在西藏军民抗英斗争的关键时刻,文硕连续接到清廷的谕旨,要西藏军民放弃抵抗,文硕虚以应对,特别是当听到西藏第穆呼图克图和三大寺反复申明后,对西藏军民坚守隆吐山深表感佩,并向代管西藏事宜的权臣陈述坚守的理由。1888年1月5日,文硕向成都将军陈述:“前大臣色(指色楞额)在任八年之久,而于封疆辖境犹未了然,所言初非确实之处,登时面复。已于十月十九日函致贵督部堂在案。且前大臣色只言设卡之区是在哲孟雄境,并无梗阻大路之语。而哲孟雄原是中国辖境,其设卡更在哲孟雄迤北,英人何得掠为己有,作此理直气壮之词。况前大臣色是与贵督部堂面谈示尔,即使分寄本大臣及总理衙门、北洋大臣李(指李鸿章),而英使乌自得而知之,此理殊觉费解。至来电所谓若不及早撤回藏界,英人定行驱逐,断不容其守冬一节。查藏番既未越界置守,似难勒令遣散。况其地既藏地,人既藏民,更将命其撤至何处住牧耶。”[9](p.599)文硕的这一段咨复函,既透露出对前驻藏大臣色楞额于边境毫无所知的批评,又表现出对总理衙门一味退让的不满。尽管文硕反复申述西藏的情势和西藏军民抵抗的理由,但并不
为总理衙门的官员们所理解。1888年3月20日,英军向隆吐山大举进攻,5月,隆吐山、纳汤失守,文硕所期待抵抗的胜利没有实现。5月24日,朝廷谕旨“文硕著即革职,”派升泰接替其职务。

1888年7月,新任驻藏大臣升泰来到西藏,严格奉行清廷的妥协退让政策,无原则地迎合英人关于藏南界址的说法,逼迫藏军先行撤回帕里。英军占领则利拉、亚东、朗热之后,再也不敢向前深入,于是把筹码放在与升泰的谈判上。此时,西藏地方政府在全藏进行总动员,加紧备战,至11月,集中到仁进冈一带的藏军和民兵达1万多人。为避免再战,升泰在逼迫藏军不许与英人开战的同时,几次赴大吉岭与英人谈判。此前,他还不顾哲孟雄(锡金)部长之母亟望收哲孟雄为清国之土的乞求,把哲孟雄划出藏地。“先是,哲孟雄部长之母递禀乞勿将哲孟雄划出藏界之外,部长既被拘,其母子仍居春丕。英人假作部长书,取其子赴噶伦堡,部长母坚执不允。乃携其两孙至升泰营哭诉,乞朝廷作主,升泰无以援之。八月,哲孟雄部长复来书云,当40丕,情愿弃地,不受洋人折磨。升泰虑为英人借口,复阻返藏”。[7](p.221)强行弃锡金于不顾,留下了中国边界退至乃堆拉山口的千古隐患。一年多后,升泰受命为全权大臣,赴印度加尔各答
与英国全权大臣、印度总督兰士顿进行谈判并划约签订了《中英会议印藏条约》。升泰忠实地执行了朝廷卖国求和的旨意,正因他唯朝廷卖国求和旨意是从,在与英人交涉中,忍气吞声,唯恐得罪朝中权贵,且又面对英人的阴鸷奸诈,受到肆意凌辱,逼使其往来边境,疲于应对。正是其无能且对藏事的危殆无全面认识,又极力讨好朝中卖国权贵和英人,结果累死在与英人交涉的途中。接任升泰的驻藏大臣裕刚,在西藏任上日夜思虑如何脱身回京,对国内及世界的变局全不知晓,就连因受慈禧太后着意通缉的康有为1902、1903年在大吉岭的隐匿活动也毫不知情,更无法挽回朝廷在西南边疆的威权。

1902年,英国人又策划第二次侵略西藏的战争,在英国侵略者对西藏步步紧逼的情况下,12月底,朝廷赏给有泰副都统衔,任命其为驻藏办事大臣,以替换在藏朝夕惶惶的裕刚。有泰字梦琴,蒙古正黄旗人,为大学士富俊之孙,前驻藏大臣升泰之弟。与奎焕、文海、庆善、裕刚相比,属更为亲近的皇亲国戚。在藏事日益不堪收拾之际,朝廷调派有泰进藏是有所考虑的。有泰作为近臣,从同治四年考取额外蒙古协修官
后,基本上在京城任职,亲历一系列重大事件。在朝廷看来,有泰是皇亲国戚,大部分时间在京城多个衙门任职,交结甚广,在解决西藏地方事务,与英人交涉中可取得京城权贵的奥援。1904年2月,有泰经过一年多的路途盘桓到达拉萨。作为朝廷钦命的驻藏大臣,毕竟身负重任,尽管他一路延误,逡巡不前,可通过半年多的路途观察,以及与大批涉藏官员的交往,对藏政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他一方面报告沿途情形,一方面说明藏事的艰难。

1904年,英国经过一年多的精心准备,开始越过边界向西藏进改,3月,英军开始大规模进攻曲米辛古。前方战事异常激烈,此役藏军死伤1400多人,损失惨重,而作为驻藏大臣的有泰,却对前方战事漠不关心。他整天与同僚下人享乐于堂间,出入于亭阁柳林,如3月2日:“看宝童儿买绛兰小呢甚佳,京中多不见此货
……午饭后且倦而欲睡,因至西大院看马,到江少韩屋内闲谈”。[10]3月4日:“午后约众委员至后院,将地毯铺于西南隅杨柳林树下,此院甚宽大……令厨役将鸭十数只趋而浴水,羊数头亦趋之,因马兰极盛,令食之,诸人一面看远山,一面闲谈,忽有大雁六七落于泉上,甚堪入画,此景不易得也……”[10]
3月8日,与诸人饮:“吴少松因饮马军门所送洋酒大醉,未终席逃去,大呕、殊可笑”。[10]从以上几天的日记可以看出,有泰对与英人的战事毫不在意。3月底,藏军已大败,急报频至,就连英人巴尔也看不过去,急切致书:“有大人阁下:连进羽书,想蒙电察……查英员来边数月,终不开议……兵连祸结在此一举……英员现展十日之期,静候宿驾,务望贵大臣力顾交谊,挽东隅之失,作桑榆之收。”[11](p.933)
有泰对此却不屑一顾,表现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进入7月,英军与我争夺江孜宗的战斗达到白热化,有泰与其随员仍然吃喝玩乐,不去关心前方战事。如7月8日:“早找鹤孙谈……刘巡捕找来徐央宗(年十九),四朗拉真(年二十四)来耍,请鹤孙、惠臣同席,至寅初方睡”。[10]7月9日:“早登楼,鹤孙来,徐央宗,四朗拉真亦到,在此盘桓,刘巡捕回公事后下楼,带两人并鹤孙、惠臣两位早饭,饭后大睡一觉,醒后与刘巡捕、鹤孙痛谈一切世路,二人深以为实在、切当,晚复约鹤孙、惠臣吃全羊,两女孩亦在座,痛饮……三人复谈,皆想起父母,无不哭泣,亦情之所感也。边疆所系,只有如此,怆怀古人之感慨,量无不同耳”。[10]与升泰相比较,有泰既不前往边界指挥抗英,又不组织支援,怎能处理好与英人的斗争及西藏面临的复杂局势?更为严重的是,有泰的行为助长了当时一些僧俗官员轻慢大臣、蔑视朝廷、游移于
英人与清朝之间的分离倾向。

2.晚清变局中驻藏大臣对藏事的处理

英国对西藏的两次入侵,使藏事日益糜烂,帝国主义在西藏内部培植分裂主义势力,使清朝的西南边疆充满了危机。在这种充满危机的情况下,驻藏大臣在西藏表现不一,各怀心思。驻藏大臣裕刚急于脱身离开西藏,对日益坐大的分离倾向熟视无睹,仅仅把当时不正常的现象归结为“至藏番现在情形,遇事梗命”
[5](p.1123)所致。而驻藏大臣有泰,不知主权为何物,有泰在罗布林卡面会十三世达赖喇嘛时,对他代表朝廷的身份毫不在意,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会见时“达赖面东,座稍高,余面北,矮座”。[12]自乾隆帝钦定二十九条章程规定驻藏大臣督办藏务,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地位平等以来,尚未出现达赖居高座,驻藏大臣坐矮座的情况,但有泰并不以为然,而仍坐谈良久。当噶厦报来许多关于藏事重大事项的时候,有泰竟不动脑筋,挥笔签讫。特别是在英国快要打到拉萨,十三世达赖携带金银细软和随用经卷离开拉萨,途经藏北草原,经青海、甘肃、内蒙直奔外蒙古库伦时,他对十三世达赖赴外蒙以求俄国支持,期望“以狼拒虎”之原因一无所知,而是以其未报告驻藏大臣而向清廷上奏:“事前不遵约束,临时复
昏夜潜逃。询及商上僧俗番官,佥云不知去向。查本年战事,该达赖实为罪魁,背旨丧师,拂谏违众,及至事机逼迫,不思挽回,乃复遁迹远扬,弃土地而不顾……乞代奏请旨,将达赖喇嘛名号暂行褫革,以肃藩服,而谢邻封。”[5](p.1190)清廷按照有泰的奏报革除了达赖的名号,但给朝廷治理西藏造成了被动,不久又恢复了十三世达赖的名号,为其后西藏的大混乱潜伏下危机。

晚清处理藏事较为成功的大臣是张荫棠。张荫棠是有清以来朝廷所委派的罕见的汉族进藏大臣。英国第二次入侵西藏,藏政内外交逼,极为混乱,朝廷面临着两大任务,对外,与英人交涉以挽回国权,对内刷新藏政以解西藏人民于倒悬。对于这两大任务,几任满、蒙驻藏大臣均无所建树,朝廷无奈,只好打破满、汉之成见,从汉族官员中选择良臣膺任藏事。1906年11月29日,张荫棠带领一批随员经春丕、亚东、江孜抵达拉萨,受到噶厦僧俗官员及民众万余人的夹道欢迎,抵达拉萨后,张荫棠明察暗访,与僧俗官员、普通民众抵膝并肩,了解英人侵藏前后满、汉、藏诸官员的表现,首先参劾纠治了自驻藏大臣有泰以下的一大批贪黩昏庸官员,并对多年来藏中的积弊毫不保留,沥陈无余,[5](p.1318)接着,他甘冒得罪朝中一批权贵的风险,密奏自英国第一次入侵西藏以来驻藏大臣的污浊吏治:“查驻藏大臣历任所带员弁,率皆被议降革之员,钻营开复,幸得差委,身名既不足惜,益肆无忌惮,鱼肉藏民,侵蚀库款。驻藏大臣利其节寿,一切暧昧供亿,反为讳饬……藏中文武大小官员,无不以边防报销为唯一之目的,此藏中员弁积弊
也。”[5](p.1318-1319)接着,他把参劾的重点转向驻藏大臣有泰,揭露有泰到任后借口商上不肯支应乌拉,不敢赴边境与英人交涉,酿成了1904年7月之祸;英国进入拉萨后,又媚外乞怜,以牛羊犒赏英军,在英人哄骗下,压噶厦妥协,“坐视藏僧与英军在布达拉山议约十条,无一匡语,行成哄令画押”,此颟顸误国,令人发指;在与英人交涉间,预留浮冒,贪污公款,委任私人,朋比分肥,花费白银不过三千两,却借端报销冒领六万两;在江孜激战犹酣之时,警报屡至,催之敌前开议,其却置若罔闻,与宠姬五六人,并随员一起白昼赴柳林召妓侑酒,跳唱纳凉,其醉生梦死,亦令人发指,等等。[5](p.1318-1319)在张荫棠的参奏下,朝廷令将有泰及其高级随员、噶厦高官等十几人即行革职,分别惩处,此一举措,西藏为之震动,僧俗民众欢欣鼓舞。乘借整顿藏内吏治,张荫棠又提出了“治藏刍议十九条”和“善后事宜二十四条”。张荫棠在晚清全国政局混乱的情况下能在治理西藏方面取得成效,一扫晚清40多年来进藏大臣多不作为的弊端,但由于全国大局的腐败,满族贵族和朝廷中的无能官员不允许他放开手脚治理西藏,朝廷很快将其调走。许多新政的实施是由驻藏大臣联豫陆续完成的。

张荫棠的继任者联豫在西藏实行新政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在政治上,力主由驻藏大臣为首的中央驻藏官员直接管理全藏政事。他强调“清除内奸,挽回主权”。为此,将全藏政权收至驻藏大臣衙门系统,并按各省督抚衙门章程,设立幕职,分科办事。将衙门办公各房改科。地方官制方面撤粮员,改设理事官。在全藏各地择要设委员,管理刑名词讼、清查赋税、筹办各业。从内地调了一批官员赴藏任职,对赴藏官员优给薪水。联豫第一步是将驻藏帮办大臣驻地由察木多改为前藏,第二步奏准裁撤驻藏帮办大臣,改设左右参赞,分管其下之各局。在经济上,振兴实业,发展经济。他提出开荒垦地,为开垦“藏河两岸膏腴之地”,派人到四川速购秧苗,办置农具,让人民种植。为启发藏民利用当地各种资源制成商品,发展西藏工业,建立了商品陈列所,同时选派藏族子弟20名到四川学习工艺。为抵制印度卢比,巩固主权,补充粮饷之42仿乾隆宝藏银币试制出宣统宝藏银元一种、铜元两种,颇受欢迎。[5](p.1553-1554)此外,兴办邮电和交通,以加强西藏与内地以及西藏各地间联系,巩固中央对藏统治和发展经济。1910年11月,成功开通了驻藏大臣衙门至西大关约30里之电线,以备与按通商章程赎买英办之江孜至中印边界之电线接通。然后拟再办通往四川内地之电线。[5](p.1568-1569)同时官办邮政,将原塘汛驿站裁撤,并入邮政,并于1911年在拉萨成立邮政管理局;察木多、硕般多、江达、江孜、日喀则、亚东、帕里等地成立二等邮局。筹办修筑前藏至察木多(东路)2600余里(32站)道路工程,后因资金缺乏和不久清朝灭亡而未能完成。在军事上以重军驻西藏以资震慑,内行新政,外御英人。在文教卫生方面,联豫积极发展文化教育,设立医馆、学堂,提高藏民文化卫生水平,为推行新政,培养人才服务。1908年,联豫设立译书局,准备印刷有关工农商各项实业的书籍,由汉文译为藏文后广为传播,先译印了《圣谕广训》。联豫还设立藏文白话报馆,出版藏文白话报,以启民智。为巩固主权,设立亚东、江孜税关。联豫作为张荫棠的继任者,继承
了一些新政措施,然而由于他的心胸狭窄和私心作祟,力阻赵尔丰带兵到西藏任驻藏大臣,也为其后藏事糜烂埋下了隐患。随着清朝的灭亡,许多有益于西藏发展的设想也成为泡影。

三、驻藏大臣制度的终结和清末驻藏大臣的命运

驻藏大臣制度到了清末,面临着全国大革命的冲击,加之帝国主义势力的逐步渗透,在西藏施行了200多年的驻藏大臣制度已经不适应急剧变化的国内外形势,鼎革管理西藏的方式已势在必行。在这种大变局中,驻藏大臣制度与清王朝的命运一样,终结于清王朝的覆亡之后。而清末的许多驻藏大臣也难免受到乱世的影响,许多人或殉职于任内,或巧计脱身,或黯然离开西藏。

1.清末革命大潮对驻藏大臣制度的冲击

风起云涌的大革命,严重地动摇了清廷在全国各地的统治,清朝在革命的打击下,驻藏大臣制度中所规定的管理西藏行政、军事、外事等方面的事务已无力实施,对驻藏大臣的武装力量和财政的支持也日益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藏内分裂主义势力与英人勾结日紧,驻藏大臣职权日削,为了挽回清廷驻藏大臣制度所规定的权利,清廷任命赵尔丰为驻藏大臣兼边务大臣,并带兵进藏。赵尔丰做事操切,试图“乘胜一举平藏,革除易俗,廷意不欲开衅,阻之”。[7](p.280)加之驻藏大臣联豫的极力阻挠,赵尔丰未到拉萨就被朝廷调回四川。1909年,驻藏大臣联豫奏请朝廷批准,由四川调2000川军进藏。1910年2月,协统钟颖率川军进入拉萨,与僧众发生冲突,一时谣言四起,局势趋于紧张,刚刚从内地返回的十三世达赖见乱局不可控制,随复离拉萨逃往印度,联豫派兵追赶未果,弹劾达赖又一次擅离职守,朝廷下令又一次革除了十三世达赖的名号。于是,英人乘机笼络十三世达赖,西藏政局的混乱进一步被帝国主义势力所利用。当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到拉萨后,清朝驻藏官兵立即分为共和派和帝制派,在藏官军互相仇杀。联豫将此变局急奏朝廷,称:“因八九月间内地不靖,风潮至藏,谣言四起,民心惶惶,忽起暴动。九月二十三四两日连劫兵备处及衙署所儲枪械子弹粮米,并库存饷银十八万余两,簿据表式,均一律焚毁。”[13](p.188)此时,驻日喀则、波密、江孜、亚东的士兵也开始哗变,烧杀抢掠,危害地方,整个西藏处在极端混乱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虽有驻藏大臣制度,但驻藏大臣无从约束西藏局势。英人此时又推波助澜,策动十三世达赖返回拉萨驱逐驻藏大臣及朝廷驻军,驻藏大臣制度的所有规定已无法正常实施。

2.晚清驻藏大臣制度的终结

清朝设立驻藏大臣制度,是总结了元、明以来管理西藏的经验和教训,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而确定的。初期的突出任务之一是代表朝廷在西藏协调西藏地方势力和和硕特蒙古之间的关系,部署、防止准格尔部对西藏的侵扰,保证西藏地方及其达赖喇嘛的安全。再者是与朝廷遥通声息,向西藏僧俗转达朝廷德意。后来,随着全国政治局势的逐步稳定和西藏形势的发展,特别是西藏发生了戕杀首席噶伦康济鼐的内乱事件,以及出现珠尔墨特那不扎勒的叛乱行为、廓尔卡入侵等几次大变故之后,驻藏大臣制度日益强化,陆续形成了管理西藏的《十三条章程》、《钦定善章程二十九条》、《裁禁商上积弊章程》等,驻藏大臣制度陆续系统化和制度化,明确驻藏大臣代表朝廷在西藏行使包括吏治、宗教、防务、财政、军事、边防、外事等职权,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一道管理西藏。驻藏大臣制度的设立并日益成熟,对稳定西藏,巩固西南边疆起到积极的作用。

清朝晚期驻藏大臣制度越来越不适应内外形势的变化,弊端日益暴露。一是主权不固。1888年、1904年的两次英军入侵,使清朝丧失大量权益,这里固然有朝廷软弱妥协之因素,但与当时驻藏大臣不能控制西藏局势有直接关系。二是财力不敷。驻藏大臣制度规定,驻藏大臣及随员进藏每人只带少许银两,大项活动资费由川督解决,在藏内活动一应需求多仰仗商上供给,乌拉差役皆是如此,这就使驻藏大臣在藏供应缺少朝廷的后援。清朝驻藏大臣和帮办大臣两人年公用经费只有6000两。清朝末年,驻藏大臣联豫推行新政,四川只能递解50万两银子,川督还经常从中截留,数求增加而不可得。在联豫给朝廷的奏折中这样写道:“奴才商之四川督臣赵尔巽以光绪三十四年拨款银五十万两,作为商埠开办经费,以宣统元年拨银五十万两,作为练兵经费,以后通计每年兵饷官薪学务警务劝工查矿一切要政常年经费五十万两,实属不敷甚巨。”[13](p.107)而朝廷当时给新疆直接拨付的经费已达500万两。三是藏内官吏任命失控于察,驻藏大臣形同虚设。四是朝廷轻忽藏事,选择驻藏大臣再也不像康乾盛世那样以国家大局为重,军机处和吏部掌握在一批轻漫边疆,朋比任私,贪图贿赂,视边疆安危为儿戏的无耻之徒手中。在晚清国家处在危机的大变局中,不是向边疆选派干练而才俊,识大局而可堪任疆防的强臣,而是蝇营狗苟,化公行为私利的庸腐之辈。晚清“历任驻藏大臣,率以旗员之沈滞者任之,视同远谪,方趋避之不暇,一旦任事,非卤莽灭裂,即畏崽因循,从无喜功好名之心,安识固国抚民之法。其始不肯办事,其后遂致失权。推原其故,虽由历任大臣之溺职,亦实由朝廷轻视此官,有以致直。驻藏大臣虽亦以二三品大员任之,然权势远不如督抚,而所入至菲,又不足以资肆应,且窃朝廷之不欲事事,故尤乐於无为”。[14](p.68)这是当时对驻藏大臣制度弊端形象的描画。

晚清驻藏大臣制度暴露的弊端,已难以有效地管理西藏的各项重大事务,改革驻藏大臣制度已势在必行。因此,当时的有识之士提出了改革驻藏大臣制度的办法,即“兹宜将从前驻藏大臣、帮办大臣、经略使、镇抚使等名一律裁改,特设西藏总督一员,管辖察木多、前后藏、阿里等处地方,除外交、军事、财政、交通应随时咨商,交陆军、财政、交通等部办理外,其余一切事务,均归该总督便宜行事,不受他部节制。总督署内,设一、二、三等秘书,承总督之命令,掌理机要及铨叙事宜”。总督之下,设民政司、军政司、立法会等。全藏设察木多、拉萨、扎什伦布、宗哈四个道,设江卡、拉里、日喀则、大屯等31个县,道员和县长均有中央政府任命,只有这样,才能未雨绸缪,尚可补救西垂之危机。[14](p.155-156)
西藏这种由中央直接派各级官吏管理的设想无疑是当时边疆危机的刺激所至,但在当时日益恶化的形势下,是没有条件实行的。1912年初,清朝宣统皇帝宣布退位,在藏的川军因内部不和,驻藏左参赞罗长裿被乱兵所杀。川军的内讧给藏内分裂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在英人的支持下,藏军及三大寺僧众武装包围了驻拉萨的少量川军。在弹尽粮绝,无以后援的情况下,驻藏大臣及其川军同意和谈,驻藏川军交出武器,与驻藏大臣经亚东撤出西藏,转道印度内返。此时,十三世达赖也返回拉萨,宣布:“联豫原系清朝忠仆,清朝业已崩溃,不能在西藏继续留下来。”[15]“内地各省人民刻已推翻君主,建立新国,嗣是已往,凡是汉人递到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尊从,身著蓝色服者即新派来之官吏,尔等不得供应。”[16]至此,维系了200多年的驻藏大臣制度宣告终结。

3.晚清驻藏大臣的个人命运

晚清驻藏大臣个人的命运与清王朝一样,大部分人最终落得悲凉的结果。驻藏大臣色楞额在藏8年,建树不多,尤对边界事务知之甚少,竟报奏朝廷,认为藏军布防隆吐山隘口是“越界戎戍”,但他在藏8年,基本上是忠于职守的,因劳碌奔波,积病甚多,诏京后调任伊犁将军,不到4年病死在任内。驻藏大臣文硕坚持支援藏族军民抵抗英国人的侵略,被朝廷革职回京。升泰由于清廷总理衙门一再催促而与英人屡作周旋,反复来往于拉萨与大吉岭之间,同时又要不断逼阻西藏军民与英人斗争,最后气虚积劳累死于西藏亚东仁进冈一带。升泰是驻藏大臣中因劳成疾死于西藏的,他严格执行了朝廷中卖国大臣的政策,也给自己留下了千古骂名,在那种大变局中实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驻藏大臣文海在驻藏大臣任上5年之久,在藏期间征博窝,巡边阅操,较为勤勉,特别是隆冬季节还要到边地查巡卾博,与英人周旋,中间几次奏请休假未被批准,后终可请病假入川治疗,结果死在了回川的路上,死时年已届70。驻藏大臣庆善本已年届70高龄,体弱多病,却被清廷由四川候补道简选赴藏,结果死在进藏的路上。驻藏大臣裕刚在藏5年多,毫无建树,日夜盼望朝廷调补他任,对边事无心处置,对康有为在大吉岭反对后党的活动也一无所知,朝廷斥之无能,将其拖到1904年才许离开,回京后郁郁而终。驻藏大臣有泰在藏毫无作为,且颟顸误国,贪污腐化,后被张荫棠参奏革职,他返京时一路心窄气小,盘桓未来,甚至行至昌都时向北京写快信阴诉张荫棠,信中称:“密启者,联(豫)为那相(指军机大臣那桐)姑舅舅,张(荫棠)为那相门生,曾见那相致联信中有‘近来朝政如何,实令人莫测’。联为人不过通声气,讲酬应,外甥前皆自称中堂,提到张则云,知道人家(指张荫棠)用几万两银拜得门生,不可得罪。现在革命党、排满党遍天下,大半广东人具多,曾与联面询张,方知荫桓为其族兄,伊族甚大,同族不同县人甚多,此(指张荫棠)为唐中丞绍仪所荐,与康梁皆为广东府属。(暗指张荫棠与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有瓜葛)……”[17]有泰怀着这种阴暗的心理一路经成都、西安、洛阳、郑州,然后乘火车进北京,身心具损。根据朝廷的安排,他须赴张家口戴罪效力,由于心胸狭窄,到张家口一年多就郁闷而死。

晚清的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和驻藏大臣兼边务大臣赵尔丰死于暴动之中,前者为巴塘丁林寺的喇嘛所杀,后者为晚清革命党所杀。凤全也是受命于乱世,他在当时没有和其他驻藏大臣一样故意拖延进藏时间,在接到圣旨并做通其妻工作后,翌日便带了几个随从踏上进藏旅途,尽管途中常遇到大雨泥泞,还是日夜兼程
赶到炉城,同时接到清廷“所有西藏各边,东南至四川、云南界一带,著凤全认真经理。各将所属蒙番设法安抚,并将有利可兴之切实查勘,举办屯垦畜牧,寓兵于农,勤加训练,酌量招工开矿,以裕饷源”[7](p.250)的谕旨,庶几,行至巴塘,见可垦之地颇多,于是停此募勇垦荒,并奏请削减寺庙僧尼,收回三瞻。由于他的一系列举措触动了地方土司和寺庙的利益,半年后被丁林寺喇嘛杀害。凤全遇害,实为
“强化川边,以保藏圉”所招致,可看出他执著为国的苦心。凤全被杀,其夫人悲痛欲绝,见世道日非,亲自赴炉城舆榇而回,葬夫后跳成都荷花池尽节。有泰在返京途寓成都时,记下了这感人的情节:“闻凤威愍公入祠后,夫人季云赴荷花池尽节,后见讣闻,送礼吊之。见成都日报载,夫人刻砖赴池怀之,后捞得。诗云:‘嫁凤功成了,琵琶永不弹。乘鲸从此去,冷落菊花团。’”[18]凤全因为经营西藏落得家破人亡的事例,使后人为之扼腕。赵尔丰也是清末不可多得的经边人才。他为人练达,忠于国事,带军纪律严明。在清廷腐败、西部边疆混乱不止的情况下,他经营川边,平定叛乱,改土归流;在西藏危机之时,他带兵进藏,一路宣扬朝廷威德。后因西藏地方和驻藏帮办大臣联豫所阻,被朝廷命令返川。在保路运动中,他镇压革命党,结怨甚重,后受其弟子四川督都尹昌衡欺骗放弃兵权被杀,尹昌衡将为师首级悬城门示众3日,以夸战功。晚清还有一些大臣命运也未得善终,左参赞罗长裿死于波密德摩乱军之中;协统钟颖因所带官军祸乱西藏,自己无力弹压,导致不可挽回的恶果,返京后被处决;温宗尧虽早日脱身,但抗
日战争爆发后投入到汪伪政权效力,写下了自己不光彩的一页。

驻藏大臣制度的终结和晚清驻藏大臣的命运,给后人留下了深深的思考。正是这些历史经验的总结特别是清朝覆灭后西藏经历的几十年的变乱,使后人意识到,单凭驻藏大臣制度那样的有限管理已经不能适应西藏变化的形势,无论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怎样,但变更中央政府管理西藏的制度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所以,40年后,中央政府对西藏管理制度的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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