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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化研究和反现代化叙事——本杰明·艾尔曼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述评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4753 更新时间:2014/2/28

吕杰

   摘要:美国中国学界向来重视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尤其是处于转型阶段的清代学术思想史,更是颇受青睐,著作甚丰。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就是专攻这一块的著名学者。他的《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和《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从新的视角出发,为我们展现了清代思想史不同于传统研究的另一面。他既反对只从内在理路出发看思想的变迁,又不赞同把思想史局限在政治史的框架内。为此,他倡导“语境化”研究,强调思想史的社会根源和本土背景。此外,艾尔曼反对“现代化叙事模式”,认为要从开端出发探寻历史,并要注意知识的地方性生产机制。所以,我们在今后的思想史研究中,要积极吸取美国中国学家的有益成果,把我们的清代思想史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关键词: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语境化;现代化叙事

   从欧洲汉学转型过来的美国中国学虽然特别重视对当代中国的研究,但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他们也相当注重对传统中国思想和学术的研兖,尤其是处于“传统—近代”转型阶段的清代思想史和学术史,历来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重要阵地,比如史华兹(Benjamin I Schwartz)的严复思想研究,张灏(Chang Hao)的梁启超思想研究,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的新儒学研究,狄白瑞(De Bary)及其学生对泰州学派和李贽的研究,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的今文经学和朴学的研究,斯图尔克·哈克(Stuart V Aque)的皮锡瑞研究,多萝西·波莱(Dorothy Borei)的龚自珍个案研究,包筠雅(Cynthia J Bro-kaw)的戴震思想研究,萧公权的康有为思想研究,伍安祖(Ng,On - cho)的清初程朱理学、今文经学、李光地思想研究以及对整个晚清学术史的理论性探索等等,都是其中杰出的代表。[1]但是在保罗·柯文(Paul A.Co hen)提出“中国中心观”的叙述框架之后最有影响的著作还是出自普林斯顿大学的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之手。

   本杰明·艾尔曼乃美国著名科技史专家南森·席文(Nathan Sivin)的学生,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他酌成名作是1984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1990年,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著作《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在这本被汪晖称作“内容丰富、考证严谨”的著作中,艾尔曼成功地把思想史研究同社会史研究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把我们对清代今文经学派的理解从“现代化叙事”的迷雾中拯救了出来。此后,他转向研究科举制度,于2000年由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厚达850多页的英文著作《晚期中华帝国的科举文化史》,其实研究科举制度,是艾尔曼全面理解清代学术和思想的一步重要之举,按照米歇尔·福科( Michel  Foucault)的“知识—权力”理论,我们可以把科举制度看成是统治者用来规训士人的权力工具,是生产主流学术的源泉,每一个通过科举考试的士人头脑里的思想框架都是由科举考试的内容所搭建的,很难有所突破,所以,研究科举制度,是对学术史研究的必要补充。最近两年,艾尔曼再次转变研究对象,把目光放回了他的老本行——中国科技史,但他并不是纯粹的科技史研究,而是通过对传教士、明清文化精英、西方科技三者关系的互动描述,展现了一个自始至终重视科学的国家和民族形象。[2]在他的科技史研究中,艾尔曼详细描述了考据学者的科学兴趣和实证精神,尤其对梅问鼎、阮元、戴震等人的科学精神是不惜笔墨,可以说是把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的论断做了进一步的阐发,从学术思想中勾勒出了一帽晚期中华帝国的科学图景。

   关于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的思想史研究,国内著名学者汪晖和葛兆光早在十多年以前就有过精彩的论述,刘墨和宋宏的文章也是最近几年来的佼佼者。[3]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提到了“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现代化叙事的陷阱”这两个关键之处,本文的目的则在于分析艾尔曼之所以采用“语境化”研究和“反现代化叙事”的内在原因,限于学识所限,不足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一、“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研究:让思想史不再孤立

   传统的思想史研究过于重视观念和知识本身的连续性发展,虽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的论断在西方史家来看有点武断,犯了物质决定论的错误,但是,抛开社会物质条件去空谈思想与学术似乎成了空洞之言。我们既要避免曼海姆式的“社会阶级决定意识形态”的过度决定论,也不能因噎废食,只在纯粹的观念层面探讨思想的变迁。艾尔曼在同汪晖的学术对话中指出他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时候,主张“语境化”,即把思想史研究同经济、政治、社会的背景相关联。[4]艾尔曼首先举例说黄宗羲在明末,梁启超在民初,你都得了解他们的思想背景。并进一步指出这一方面是针对费正清掌派用社会经济史的方法研究中国的取向,因为这种“社会科学”方法过渡地把思想史化约为简单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从而忽略了在文化的创造和再生产里所包含的“个人选择”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是针对这些年来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流行的内在论、观念史取向,即认为儒家伦理能决定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迁。其实,艾尔曼对这两派的批评并不是仅仅停留在思想史研究的两个极端层面,其中还暗含着对美国中国学两种极端化的研究范式的批评,即对“冲击—反应论”和“中国中心观”的批驳。费正清学派把近代中国的一系列变化简单地看成是对西方冲击的反映,所以按照他们那种简约化的“思想—社会”模式来看,中国思想的变化受到社会环境、政治背景、经济条件的制约,而中国这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迁又是对西方冲击的反应,因此,中国社会思想的变迁也是对来自西方冲击的反应,而这只是晚清思想史中的一块碎片,不能反映历史全貌,有失偏颇。第二种的“中国中心取向”本是柯文( Paul A Cohen)对费正清、列文森(Jo sephR.Leven son)等人“冲击—反应”论、“传统—近代”说的反思,但矫枉难免过正,柯文的观点使得后来的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不顾当时的殖民主义全球进程,把西方色彩作为晚清时代的一个无关紧要的背景,一味地从中国内部寻找近代化的动力和思想的直接连续性,好像晚清中国的一切变化早在17世纪就埋下了伏笔,做好了注脚,一切现实的变化都只不过是历史的直线延续,像罗威廉(Williams T_Row)的汉口研究、罗斯基(Evelyn Rawski)的清代民众识字率研究,都体现出了这一危险的倾向。[5]所以,艾尔曼在自己的研究中力图克服先前那种“独取观念的内在开展,以作为阐明传统中国思想和概念的方法论框架”的偏颇,因为他相信“中国的社会史与思想史研究在许多方面都可以相互补充。”在《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这本书中,艾尔曼紧紧抓住“宗族”这一关键词,把清代经文今学的起源与江南士绅共同体——宗族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并且把庄存与和他的外孙刘逢禄看成是常州经文今学的创始人和奠基者,因为常州学派的创立有赖于常州庄、刘两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资源。这样一来,思潮的兴起与社会的变革联系到了一起,思想史茌“语境化”的过程中与社会史连通到了一起。

   艾尔曼同时指出,“语境化”的另一方面涉及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因此,在他的成名作《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中,艾尔曼通过考证,认为所谓的乾嘉考据学派在整个十八世纪并没有占据学界的大半江山,热衷考据并形成“职业化”学术群体的只是江南地区和北京地区的一小部分文人,也就是他所谓的“江南学术共同体”这一精英文化群体。这一结论等于推翻了“十八世纪考据学一统天下”的传统观点,把思想史的直线型、单线型发展观扭转成了复线型、多维度的变迁史。就像前面所说的,江南很重要,但是江南代表不了整个中国。艾尔曼的这种把清代历史“碎片化”的努力,目的也许并不仅仅停留在重新定位乾嘉考据学派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而是意图重新挖掘被宏大叙事所掩盖的历史的声音。长久以来,不管是思想史也好,社会史也罢,学者关注的重心都放在了“短时段”、“大事件”上,诸如战争、改革、起义等,而对历史发展起到潜移默化作用的“长时段”、“小事件”,则被淹没在了对宏大叙事追求的身影之下,而这些小事件则恰恰是历史本身不可缺少的必要组成因素,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在研究清代学术思想史的时侯,过于把乾嘉考据学兴起的原因局限在了与“文字狱”相关的政治事件的框架内,认为由于政治高压,文网过密,使得文化精英们被迫转向考据,而且形成了全国风气。而艾尔曼却敏锐地指出,学术本身的内省、江南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比如图书事业的进展、学者的学术赞助、官学的发展、学者型官员对文献考据的热衷、西学的冲击这些小的历史事件却是考据学兴起的主要原因。而且,我们之所以把考据学派看成是18世纪学术史的主流,关键是我们习惯了看大历史,把大的政治史框架内的思想、文化的部分变化看成和政治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当然,这与我们习惯于倒着看历史,拿着现代的尺子去量历史,把历史事件同其后来的意义相匹配有关。这种导致历史事件被放大的做法被艾尔曼称作是“现代化叙事的陷阱”,下面我们就详细地来阐述这一点。

   二、现代化叙事的陷阱:思想史的目的论与倒着看历史

   汪晖在与艾尔曼的学术对话中指出:“我们过去研究思想史,所采用的方法,可以命之为‘现代化叙事’(modernization narrative),这在美国和中国学术界迄今仍是重要的倾向。康有为‘现代化地’重构了孔子的思想,章太炎曾把老子视为现代无政府主义的鼻祖。五四一代把中国的衰败归因于‘儒学’,而当代新儒家则又有了‘儒教与资本主义’的东亚。”也就是说拿1900年以后的理论模式去套1900年以前的历史事实,而不管1900年之前是否存在生产这种理论的历史环境。[61艾尔曼指出,在现代中国思想史的叙事性解释里,早期的今文经学学者如魏源和龚自珍,被描写为晚清改革家的先驱。直线发展的解释将历史叙事安排成清楚的阶段,从康梁一直回溯到魏、龚,正好显示了对现代中国思想史的关键议题与重要人物有一些未经反省的假定。所以,在《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一书中,艾尔曼通过对常州学派的研究,发现汉人大学士庄存与跟满洲宫廷侍卫和绅的对立,恰好在1780年代今文经学的复兴中居于关键地位。当然,这种重视并非轻视今文经学在1898年维新变法中的重要性,而是要将开端作为开端去发掘,不流于事后聪明的历史目的论。这是典型的“现代化叙事”。[7]

   艾尔曼在《中国文化史的新方向》一文中举了他自己学生的例子来反对“现代化叙事”,他说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部分研究生们,不幸她掉入了这种陷阱之中,现在正十分顺手地写道:清代士绅投资在科举考试体系里的“文化资本”,如何让他们得以再生产其“文化霸权”。[8]但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我们能够说清代社会有“文化资本”吗?那时候还没有“知识产权”这个法律概念,甚至没有“经济资本”的概念,把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基于北非田野工作得出的理论放在清代历史的脉络里,显得十分得不配套。我们最近一直注意知识的地方性生产,这一点是值得高兴的,但同时也不要忘记在注重地方性的同时,更要检验历史发展的脉络与知识生产的环境是否匹配,把异文化生产的知识放在本土环境中使用,且不重视历史本身的脉络,这也是艾尔曼所谓的“现代化叙事”的一个陷阱之一。

   艾尔曼之所以极力避免“现代化叙事”,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面对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批评,历史的真实性遭到质疑,现代性和现代化发展模式广受批评,那种以今度古的现代化叙事模式成为了史学家反思的对象。艾尔曼身处理论前沿的美国学界,不会对此思潮漠然视之,于是,将清代历史碎片化,多维度挖掘历史的声音,打通思想史和社会史,打破线性史观,从开端去看历史成为了他工作的指南。不论是《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圉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还是《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无不体现了这一点。其次,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将哈贝马斯( Habermas)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和“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观念应用在中国现代史的研究的论战在美国汉学界已是多次发生,罗威廉、罗斯基、玛丽·兰金(Mary Rankin)等人力图在晚期中华帝国内部寻找到早期现代性的要素,艾尔曼本人并不想卷入这场论战,但其态度也很鲜明,他指出:“在这场论战里经常忽略了西方的‘公共’概念和中国儒家有关‘公’的说词之间的距离,使得中国帝制晚期已有公共领域的说法显得摆错了时代”。第三,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关于地方性知识的研究影响到了艾尔曼的研究,使得他更为关注知识再生产的历史条件和理论移植问题。不管是福柯( Michel Foucault)的“知识考古学”,还是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他都在小心翼翼地使用,极力避免理论生搬硬套的弊病。最后还有一点也不能忽视,艾尔曼始终注意中国传统文人的科学精神,在他的新著《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科学在中国,1550 -1900》[9]中,艾尔曼指出“如果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历史有一种一贯性的话,那就是无论帝制时期的改革者,还是早期的共和派,无论国民党官员,还是中国共产党人,都一如既往地重视科学技术”。所以,如果按照“现代化叙事”的模式来解释,中国近代科学的出现应该在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学大规模传输进来之后,近代科学随着现代性的闯入而发轫。其实这是典型的从后往前看历史,如果从发端来看,中国文人并不缺乏科学精神,他们对西学的冲击表现出了灵活的排斥。

三、结论

   从艾尔曼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虽然美国中国学家在材料的引用上有某些错谬,但是对于材料的解读,却表现出了中国学者所欠缺的敏锐,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的不足。长期以来的思想史研究把政治精英们的思想变迁扩大成了整个思想史的发展图景,普通人的思想、非政治主流学者的思想被忽视,思想史要么悬在半空,只是按照自己的内在理路发展:要么就成为政治史的附属物。艾尔曼力图克服这两点,通过对社会环境、经济文化变迁的描述,成功地打通了思想史与社会史,拯救了被宏大叙事所淹没的历史声音。此外,“以今度古”的“现代化叙事模式”也遭到了艾尔曼的批判,我们在思想史的研究中要避免从后往前看,而是要从发端开始,在历史本身的脉络里去探寻思想发展的轨迹。当然,注意知识的地方性生产和历史语境也很重要,否则,社会科学方面的理论将无法在历史学科内充分地展现出自身的魅力。

参考文献:

[1]  马钊.1971 - 2006年美国清史论著目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39

[2] Benjamin Elman. On Their Own Terms:Science in China.1550-1900[M].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Benjamin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Science in China[M].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6

[3]  汪晖,艾尔曼,谁的思想史[J].读书,1994(2);葛兆光,十八世纪的学术与思想[J].读书,1996 (6);宋宏,艾尔曼与美国的中国思想史研究[J].国际汉学(14);刘墨,乾嘉学术十论[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289

[4]  汪晖,艾尔曼,谁的思想史[J].读书,1994(2)

[5]  夏明方,一部没有近代的中国近代史:从柯文的“历史三论”看“中国中心观”的内在逻辑及其困境[J].近代史研究,2007 (1)

[6]  汪晖,艾尔曼,谁的思想史[J].读书,1994(2)

[7]  汪晖,艾尔曼,谁的思想史[J].读书,1994(2)

[8]  艾尔曼著,赵刚译,经学、政治与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1

[9] Benjamin Elman. 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1550-1900[M].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转引自《高校社科动态》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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