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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威廉和他的“汉口”模式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5875 更新时间:2014/9/30

王红英

(河北省科技工作者服务中心,河北石家庄050011)

   [摘要] 《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796-1895)》是罗威廉继《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后的又一部力作,在美国中国学界引起了重大反响,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 斯特兰德(David Strand)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中国的学界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部著作同其前一部一同被视为研究中国城市史和社会史的代表作,奠定了作者在美国中国学界的地位。通过研读“罗威廉”的作品,其中关于对城市体系及社区情感模式的分析,作者渴望社会协调机制日趋完善。

   [关键词] 汉口空间特征;公共领域;社会冲突

   《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796-1895》是罗威廉继《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后的又一部力作,在美国中国学界引起了重大反响,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 斯特兰德(David Strand)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中国的学界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这部著作同其前一部一同被视为研究中国城市史和社会史的代表作,奠定了作者在美圉中国学界的地位。其本人也对这一研究比较满意,并多次感叹中国城市社会史尽管也出现了不少经典著作如墨菲(RhoadsMurphey)对于上海史之研究和鲍德威(David D Buck)对济南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对于天津史的研究,但他们基本的倾向和研究路数是片段和零碎的,而没有对其复杂的制度与社会进行分析,也从未达到格尔兹(Geertz)对于印尼城市和拉皮杜斯(Lapidus)对于穆斯林城市的研究水平。

   近年来,有关城市制度的细致研究中有像如此广泛的、或者说“三维”的研究,并认为自己填补了一项空白[1],应该说还是此言不虚的。

   该书是罗威廉汉口研究系列的第二本著作,其与上部著作不同之处,不仅在于将研究下限放在1 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之上,而且研究重点已有所转变,更多的试图去分析劳动者阶层的所思所想所为,并在作为内聚、自发的社会单元的城市之中社会冲突的结构和进程而较少关注汉口的商业和管理制度。

   并通过对汉口与现代早期的西方城市进行对比,认为汉口已经具备汉口应经具备西方城市所具有的基本经济和社会特征,如长途贸易之中充当中心角色以及城市人口在组群和和行业之上更加复杂,阶级关系更加复杂和不稳定性。[2]

   但是中国城市又与现代化早期的西方城市有着较大差异,在19世纪的汉口不但没有像巴士底暴动那样的城市反抗运动,而且因粮食或征税引起的具有广泛基础的骚乱也比较少,这不仅与西方城市在很大程度是一种暴乱与反抗活动的中心,也与现代化转型过程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不符。

   罗威廉则认为造成这种平静局面的原因是汉口社区所具有的引人注意的力量[2]。

   由于中国没有出现比较激烈的社会冲突,显然韦伯托尼斯等人提出的后中世纪社会破坏了社区情感模式和城市封闭体系以及强调社区成员之间的同质性显然无法应用到汉口,于是罗威廉转而采用西美尔(Simmel,文中被译为辛梅尔)和科塞(Coser,文中译为科斯)的社会冲突理论,这是一种“群团联系网络”,是一种人际关系密切的“开放式网络”,不是强调同质性而是强调依赖性,并认为在现实冲突中,也许于相互协调,彼此认同起同样重要的粘合作用。

   这种理论为建立在精神认同之上的强有力次级的社区的自治提供了论证[2],从而很大程度之上提供了一个汉口在现代化早期没有出现激烈冲突的原因。

   并通过利用这种理论说明了在中国也存在较为独立发挥作用的城市社区,且认为在整个1 9世纪各种类型的社区结构的数墨功能和制度性联系,都得到了显著的进步[2]。

   具体而言,本书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考察汉口的人口和空间特征。

   首先从城市心态和文化、传媒与政治生活、职业结构、生产组织、城市化移民、阶级、精英和社团意识等方面将汉口与早期欧洲城市的对比,说明中汉口具有市民共同身份意识和市民心态。

   但也认为汉口同期西方城市也有所不同虽然汉口阶级结构日益复杂化,阶级身份逐渐被用来界定一个人的身份,但是一些传统性因素仍然存在。如在汉口出现了一种“绅商”,他们集商人与士绅于一身,惯于按照儒家理想行事并积极参加城市社区活动从而形成一种新型的精英传统[2]。

   19世纪的汉口城市空间布局也颇有特色,是一个完整的城市生态系统,出现了中心商业区和由贸易决定着店铺布局结构以及受到经济地位制约的居住结构,从而打破了传统的正方形的城市布局模式,形成了具有与西方资本主义城市结构城市相似空间特征。

   具体来说,空间的扩张主要是靠增加密度而而非向新社区扩展。城市的公共生活非常活跃有行行色色的娱乐场所。

   随着口头传播和印刷媒介的发展,较为普及的对写能力应急得到较高的程度。

   但是汉口还保留了一些传统的特点,如土地布局分散(如大部分人工作和住宅还是分立的)并形成了一种混合土地利用模式,不同阶级的人还居住在一起,这种城市布局模式有助于缓解西方城市化过程之中所出现的紧张状态,有助于精英倡导的城市城市共同意识的出现[2]。

   第二部分讨论公共机构的演变和“汉口公共领域”的形成,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汉口出现了大量的公共福利事业,由社会主导的集体活动大量增加,官府在其中只是发挥微乎其微的作用。

   在传统由国家主导的救灾和仓储,民间社会通过提供资金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并出现了一种新型商人社仓。在由国家和社会共同主导的公益机构如救济贫民的普济堂育婴堂公善局,惜字局等中公共服务事业的领域,国家也逐渐撤退,而社区逐渐在其中取得了主导地位。并出现了一种有社会主导的新型的善堂,而这种善堂的创议经费和管理都来自商人,是一种由民间非官僚制度管理社会福利,而其中有一些面向全体城市的公共服务机构,如出现了救生,丧葬,粥厂和冬防等。

   这些公共机构不仅成为一种邻里互助运动的核心,而且还面向全体城市扩散并逐渐制度化,并随着救济范围扩展以及官办机构退化,建立在传统个人捐赠基础之上的民间慈善转为非个人的有团体主导的公共事州[2]。

   伴随着“市镇改良投资”的开展,如在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防洪防火与消防公共事业如街灯供水甚至挑粪和文化机构如庙宇的修建、书院和公共教育基金的建立之中,一种新型的介于官府和私人性领域之中的新型的公共领域逐渐兴起,和社区能动主义的兴起,社会协调机制已经广泛的的建立起来[2]。

   第三部是本书非常精彩的一部分,基本上是对于汉口在现代早期没有出现西方激烈的社会冲突情况的一个说明。

   作者分析了汉口社会冲突的结构及其对于城市的整合作用,并认为这些冲突越来越严重既推进了社区建构的步伐,又不断削弱了这一社会的基础又在不断的削弱这一基础[2]。

   罗威廉认为以汉口居民为主体的内部冲突并没有对现存社会体制构成冲突,而是被严格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这种冲突实际上是与精英们培育社会共识是一致的,犯罪的增加反而加强了社会的共识。如一些街头斗殴、商业诈骗、鸦片赌博和卖淫业,这一些起源于城市日常生活情景的暴力犯罪活动的出现和越来越激烈,反而成为公共健康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在汉口出现的一些群体纠纷,更多是对于各种地盘的争夺冲突尽管是暴力,但都可以在社会之间解决,如徽州会馆和湖南会馆之间对于码头的争夺[2]。

   龙舟赛更是汉口群体纠纷的富有特色和象征意义的表达方式,在这一天各种清规戒律都被弃置在一边,生意场上种种斗争化为一种娱乐方式。

   当然伴随这种活动出现了种种不可预测的冲突,不仅给商业活动带来了危机,也使富商阶层和下层湖北人之间的矛盾激化,进而围绕着龙舟赛官府与下层民众出现了种种矛盾。

   这种冲突强化了当地居民作为一个单元的感觉,并通过对于参加全程范围内的的组织活动而达到一种对于城市的向心力,这种群体间的纠纷反而成为社会融合的一种关键性的形式[2]。

   当然相较于西方同时的城市中国没有出现在一种民众抗议性活动(即民众直接的反对反对政治和经济统治者的集体行动),显然罗威廉更倾向于认为汉口现代早期并不利于这种骚乱的发生,奶在米粮骚动中由于汉口可以从区域贸易之中截留粮食,而在由于税收较低,以及精英们更乐于采用递交抗议书和逃税而非抗税。

   汉口也没有出现劳资关系所引起的广泛的在组织性的罢工,由于汉口形成了一种化解冲突公共舆论,以及是精英们显示出慈爱之心的态度和行为以及各种将这种不同慈爱之心联系在一起机制,这些骚乱通过商业精英社区能动主义的积极运作和官府在必要情况之下干预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2]。

   显然十九世纪的汉口是一个成熟的多元社会,除了存在内部紧张之外,更多的具有来自社会下层和外部的更为麻烦的社会紧张,随后罗威廉又考察了地痞退伍乡勇难民和流浪者以及劳工帮伙这些流动人口,由于他们的流动性以及不稳定地特征,这些人的出现导致了社会不安和紧张的持续[2]。

   以痞棍为例,尽管他们都从事一些暴力和非暴力的抢劫诈骗等活动,但是由于他们是一些自发的组织,本质上是独立的,这些劳工阶级尽管对于社会冲击造成了但是没有必要去也没有能力去煽动叛乱,也就是说没有法在汉口找到一个同时期西方社会之中存在的一个危险阶级[2]。

   但真正给汉口带来威胁的是一些具有意识形态的活动如白莲教的秘密起义,哥老会的政治反叛以及排外主义,由于他们被看作时不受欢迎的外她人搞得活动,这些活动对于汉口当地居民影响微乎其微。

   甚至在太平天国运动之中,不论对于清政府还是太平军汉口人都倾向于把他们看成是一种外来势力之间的争夺,不论是清军还是太平军都没有从汉口社会中获得有效支持,对于汉口多说人来说直接利益和自身利益仍是主要关注的对象。

   由于白莲教和哥老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外来的,汉口居民也对与他们持一种排斥态度。向外国人比较关注的排外主义实际上也是由由兵勇和外地来赶考的生员引起的,汉口人不仅不排外还对外国人很友好。

   总之,由于外地人并不认同于汉口公认的道德标准,倾向于认为汉口是一个暴力场所,因此对于汉口人来说,他们的作用至多是强化了汉口社会团结,更多的汉口人实际上采取了一种冷漠的态度[2]。

   第四部分研究一种特殊的公共研究机构——公共安全体系形成过程。鉴于保甲制度和帝国军队在面对各种现实的和可以预见的对于公共秩序的威胁之中并不成功,这些任务就由精英的领导之下城市社会承担起来,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如在太平天国期间,朝廷无力负担起保卫汉口的责任,因此汉口人热情的投入这一过程,并在1 864年在汉口当地绅士的领导之下成立了堡工局修建了新城墙。

   19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地痦、流氓和其他外来因素汉口不断强化治安运动,加强了巡逻并实行了冬防制度。总之,社会对于出现的重重复杂问题作出了积极的反应[2]。

   在此过程之中,安全力量的的扩展和管理权限的扩大也出现了一些质变,出现了三个重要特征。

   一是负责安全人员趋向于专业化,如保甲人员从街区人员义务论冲向有专业人员充任。

   二是控制公共安全的核心放在全城层面之上,如在太平天国之后在创建城市力量和冬防的过程之中,城市作为一个同一单元负担这些责任。

   三是出现了全面官僚化的倾向,出现了在全城进行征募、训练、配置和轮值的治安力量。这种全面的官僚化倾向源于由于精英主导的社会控制体系越来越成为一种为本阶层服务的工具,从而促进了一个非个人的公共领域的发展[2]。

   1883年的骚乱被认为是社会关系演变过程中的一个分水岭,罗威廉认为这个骚乱是政治和宗教的,是一种反满思潮鼓动的反清叛乱,而非主要有经济主导的,反抗的领导者是职业和经济状况较好的人而且主要是来自外地(如领导人王觉一就是来自遥远的山东)。

   面对这次叛乱,城市中各大行业绅商发挥反对叛乱和稳定局势中起了中坚力量了作用,三种社会力量如消防队、复兴保甲系统保甲长以及大为扩张的地方民团系统起了巨大作用。

   经过这次事件地方治安全力更加掌握在街区和商业精英手中,而汉口不论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达到了高度的地方自治[2]。


[参考文献]

[1] 罗威廉.鲁西奇等译.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 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 罗威廉.鲁西奇等译.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796- 189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转引自《科技风》,201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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