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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慕庭的中国口述史研究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5347 更新时间:2014/10/31

陈刚

   [摘 要] 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口述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史学界的重镇,为中国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笔者以哥大历史系教授韦慕庭为个案,探讨韦慕庭如何具体开展中国口述史研究,其中国口述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以及数十年间中国口述史研究的成果。

   [关键词] 韦慕庭  哥伦比亚大学  中国口述史

 

   韦幕庭( C.MartinWilbur, 1908-1997),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长期从事中国历史研究。韦曾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美国亚洲学会会长,他对中国情感深厚,尤其与台湾关系密切。在韦的生涯中,有一项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就是他组织的口述史研究。这项成果主要是他对旅居美国的十多位国民党要员的口述记录,也是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新成果,值得作一番了解和探讨。

   一、韦氏中国口述史研究的展开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内一批要员旅居纽约。1956年12月,韦慕庭教授突发奇想,这些民国要员的回忆会是一种珍贵的历史记忆,何不以口述史的形式保存起来呢?于是前往纽黑文( NewHaven),拜访东亚研究所的同事何廉教授[1],商讨开展这批专题口述史想法的可行性,伺廉深以为是。随后,韦氏与何廉一起开始制定这批中国口述史研究的具体计划,盘算所需要的开支。这项计划要求受访者必须是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著名人物,并倾向于以学术自传的方式予以研究并出版[2],以期为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做点贡献。然而对于任何渴望开展口述历史研究者来说,资金问题总是个头疼问题[3]。很幸运的是,次年韦氏当选哥大东亚研究所主任,得以有机遇推进这项研究。他以促动东亚研究所发展为由,写了一份致哥大国际事务部的舒伊勒•华勒斯( Schuyler Wallace)主任的申请书,建议学校福特基金会拨出部分经费给中国口述史研究项目。1958年,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的首笔福特基金会资金1.5万美元到位,中国口述史的项目也随之启动。

   哥大所确定的这个项目,在采访者人选确定后,组织者将向受访者发出邀请,解释具体访谈要求和过程。由于何廉教授的广泛人脉关系,他主要负责与中国显要采访的具体事宜。哥大校长柯克( Grayson Kirk)也对中国口述史项目兴趣浓厚,表示愿以哥大校方名义邀请中国口述史项目所要采访之人。显然,以此方式相邀,对于这些曾经的中国显要来说,也算是一份荣耀。1958年2月,中国口述史项目正式运作,哥大以学校名义邀请了两位国民党政府要员——孔祥熙与胡适,由夏连荫与唐德刚分别负责采访。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口述史研究计划得以正式开始。

   口述史研究对历史学家的要求很高,需要的是对事业兢兢业业的精神和对克服史料困难百折不挠的毅力。著名学者唐德刚为推进这项研究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对此也深有体会。他在《李宗仁回忆录》的后记中这样写道:

   写“李宗仁口述历史”,更麻烦,因为李先生是军人,他写封信都要找秘书,口述时也随便讲讲,我必须细心地找资料去编、去写、去考证,不明白的还要回头和他再商讨。而他是大司令官出身,他讲的话习惯上就是命令,有疑问反问他时,他都说“没错!没错!”我说:“大概有些错吧!”他立刻又说:“没错!没错!”我想我以前在他部下当兵也只是个少尉,而他是上将,以一个少尉来指挥上将是很难的,所以我只好慢慢地想法子说服他,把一些不清楚的问题反复问他,结果他说:“有书为证,没问题!没问题!”于是拿了一大堆书给我看,结果都是“稗官野史”一类的书,我说:“你们做司令官的,如果情报不正确的话,像台儿庄战役就没法打仗了;我们搞历史写文章的也一样,如果情报不正确也会闹出笑话来,您刚才说的这些情报虽然有书为证,却也有可能是假情报”。他说:“有点道理!有点道理!”费了不少工夫,才慢慢地进入状况。不过李宗仁的口述历史,统计起来,大概百分之十五是他口述,百分之八十五是我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与考证而成的。所以所谓口述历 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4]

   这段描述十分形象地再现了当时口述完成的艰辛。口述史研究的情况就是这样,有的对象身边无史料片纸,所提供的问题往往含混不清,记录者不得不细致搜集相关史料进行此对,甚至根据自己掌握的新史料做整段的补充和追加,以期历史事实的准确和完整。何廉与韦慕庭对唐德刚的工作也十分肯定,曾在《李宗仁回忆录》的导言称,此书是“一位历史制造者与一位历史学家的合著”,这是十分恰当的评价。对于唐德刚来说,不只对李宗仁的研究如此,就是对胡适这样大学者的研究也如此。他说,采访胡适时,他总是先替对方拟定“自述大纲”,然后逐条修正,最后才能进入对话的程序。韦所组织的民国元老口述史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困惑,大体可见一斑。

   由于有些采访对象长期活跃于民国政坛,其口述回忆时间的跨度比较大,费用相对庞大[5],这就使中国口述史项目研究的资金有些捉襟见肘。鉴于此种情况,韦氏尝试向美国人文基金会( National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递交申请,要求也能拨款支持并维系中国口述史项目的研究。经过韦氏的不懈努力,1973年,申请要求终于得到满足,获得7万5千美元的支持[6],为韦氏中国口述史项目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效保障。

   二、韦氏中国口述史研究的问题意识

   需要指出的是,韦氏的口述史研究与其他同行所进行的工作有所不同。一般哥大的中国口述史是关于受访者生平的回忆,侧重于萁所经历的事件,而韦氏的口述史则侧重于对问题的探讨,这些问题又都与当时韦氏的研究密切相关。

   1961-1962年,韦氏来到台湾休假,期间走访考察了大半个台湾,并且在台湾学人的帮助下,采访了白崇禧等诸多民国时期的军政要员,复印了许多关于20年代国共两党的材料,此时的韦氏试图从国共两党的源头来探悉两党发展的走向,以至于后来的政权交替。

   1962年,韦氏在对裴斐教授采访的基础之上,开始了对吴国桢[7]的口述访问,主题“为什么大陆从国民党易手于共产党”。吴将国民党在大陆垮台的原因归结为四条:第一,国民政府的腐败,漠视民众改革的意愿;第二,群众和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缺乏了解;第三,美国采取的政策有误;第四,俄国给予中共的援助[8]260。韦氏根据其中的前两个原因进行访谈。首先,国民党的腐败问题。吴指出,蒋介石嗜权,纵容了下属腐败。吴认为蒋下属的俯首听命,造成国民党堕落,所以国民党的失败,责任首先在蒋本人。虽然不太认同蒋的一些做法,但韦不赞同将国民党腐败主要归于蒋。然后吴也承认,蒋应负国民党腐败的主要责任的说法值得商榷,但他不能完全原谅蒋[8]268。可见其中多少有些意气。之后,韦又提出疑问,蒋又如何能在大陡掌权如此之久?吴认为,蒋在夺取中国大权时,主要通过以敌制敌和武力与金钱收买。不过韦并不完全同意吴的意见,他认为蒋所以能够长久掌控国民党大权以及后来的中国大局,很重要的方面在于,中国几乎没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能与之抗争”[8]264。韦氏对蒋的关注,一方面是出于蒋是中华民国20多年的领导者,民国史上地位极重;另一方面,在于1962年4月9日,韦本人曾受到蒋的接见,这是难得的荣耀。他当时曾经向蒋提过几个20年代国共关系的问题,对蒋的总体印象不错,因此也加深了对蒋的好奇之心。

   其次,韦氏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何国民党政府一直没有适时地进行改革以适应形势?吴的结论是蒋不愿意进行改革来削弱自身的权力,蒋更希望民主的外壳下实行极权控制,无限期地延续自己的军政统治。关于国民党政府20多年的时间内,为何没有真正意义上统一问题,吴认为,主要是军阀问题。他认为,内战、与共产党的战争以及日本人的威胁,使军阀得以在较长时间内延续。对此,韦氏认为,中国未能统一的原因,需要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某些方面去探讨,他怀疑民国制度并未得到真正的支持。这也正是他本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是其后《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撰述中的一个重要思考。在对吴的访问中,韦还对国民党政府二三十年代的建设成果进行了探讨。吴认为,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国民党政府没能充分实现发展中国的目标,但在物质生活发展的改善方面还是有些进步的;而对于抗战时期的情况,吴认为,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基本策略是正确的,以空间换时间的策略是可行的,只是蒋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有些不够积极。在与吴的这些探讨中,韦对蒋始终抱有同情和理解之心,认为一些社会因素使蒋无法更为积极抗战。韦震惊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也有出于对其的同情之心。

   第三,韦氏很想了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吸引力问题。吴指出,由于俄国的反帝声明以及将沙俄的租界归还中国,中国国内对俄国充满好感,但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了解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知之甚少,由于生活的压力,糊口尚难以为继,哪有谈主义的心思。韦氏则认为,知识分子还是有些了解共产主义的,对其“危险性”也有一定的认识,只是因为对现实失望,才对共产党抱有期望。1949年中国的巨变,使韦氏一直关注的古代中国研究,转向对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问题的探讨。他在编辑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料》、《日文中国共产党》之后,在深入研究了国共两党的发展历史后,认为不是共产主义的吸引力使共产党赢得江山,而是国民党把大陆弄丢了[8]264。所以,他在这份口述中向吴求证,在那个年代,意识形态对青年的吸引力问题。吴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打动年轻人方面,没有多少影响,但反帝国主义却很有鼓动性。韦强调,反帝口号在当时具有较强号召力。韦指出,从“五卅惨案”之后到1927年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的人数从大约1000人增加到5万人,说明了反帝运动的影响,而并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吸引人。关于这个观点,他后来在《过往的影晌:早期岁月是如何塑造中国共产党的未来》( The Influence of the Past:How the Early YearsHelps to Shape the Future of the ChineseCommunist Party)中,也做了进一步探讨。

   韦关于吴国桢的口述史是关于中华民国史研究的一份史料,也是一份关于时代和政治问题思考的意见。同样也显示了韦口述史的特点,注重于对历史问题的深入探究。虽然我们不一定接受他的观点,但他研究中价值理念的渗透,确实成为他口述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的口述研究有一定的价值导向。

   三、韦氏中国口述史的成就与影响

   从口述史研究开始至1976年,总共将近18年的时间,韦所组织的口述史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成果表略)。近18年的时间中,在韦氏的统筹及亲自参与下,夏连荫、唐德刚、周明德等学者先后为寓居美国的16位民国人物录制了生平口述记录,为中华民国历史保存了一段鲜活记忆。

    口述史学在东西方有着悠久的传统[9]。然而,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则是在新史学思潮的推动下,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在西方主要是在美国兴盛起来的,渐而孕育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新分支领域,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新方法。1948年,美国历史掌家芮文斯( Allen Nevins)在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了全世界第一个口述史研究室,旨在保存美国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有意义的私人回忆资料[10],由此哥大也逐渐成为世界口述史研究的重镇。这批口述史研究的侧重点,在于美国政治史及社会文化史,韦慕庭教授的口述史研究,是在这一基础上开展的,也扩大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史研究成果。作为历史研究者,这份口述史研究成果的重要意义,更在于为后人研究中国近代史、国共关系史,留下了值得参考的重要史料。


注释及参考文献

   [1]何廉(Franklin Ho,1895-1975),湖南邵阳人,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及教育家。1931年,担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后来曾在国民政府担任顾问职务,专职经济政策发展。1941年,何廉受政客排挤,退出政府。1947年赴美,其后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教授。

   [2]哥大的口述史主要分为两类:集体性的项目回忆录(Projects)和个体性的传记回忆录( Biographical Memoirs)。

   [3] 一小时录音带的制作大约需要$ 100-500。

   [4]唐德刚,文学与口述历史[M],史学与文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2。

   [5]顾维钧回忆录. 英文,10,436页,包括民国初年以来五十年间,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时期对外交涉的历史。先后有五位学者参与其中采访,历时17年之久,始得完成。

   [6]C Martin Wilbur. China in my life:a historian's own history [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1996: 228。

   [7]吴国桢(1903-1984),湖北建始人。中华民国重要的政治人物,曾任上海市市长,台湾省主席,经历了国民党巨变,亲历许多重大事件,同时也是塑造现代台湾的关键人物之一。

   [8]裴斐、韦慕庭著,吴修垣译.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口述回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9]张广智. 论口述史学的传统及其前景[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3(3)。此文对口述史学在东西方的传统及其延伸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10]Allen Nevins主持福特汽车公司的口述史,采访了老板以及普通员工,访谈记录达26000多页,成为研究福特公司最为丰富的资料。

[作者简介]

      陈刚,男,1983年生,历史学硕士,上海理工大学档案馆。

(转引自《档案与建设》,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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