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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秋:史学家的师者情怀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4837 更新时间:2014-12-30

陈曦

  王晓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外关系史研究所所长,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


  有人说历史学是寂寞的学科,有人说历史学是清苦的学科,但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晓秋却把它作为人生的乐趣与追求。他的客厅里高挂着这样一幅字——“史海遨游,古今求索,东西纵横,其乐无穷”。这16个字是他从事历史研究40多年来的真悟。

与历史结缘

  身为名校名师的王晓秋是怎样成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呢?

  王晓秋1942年生于上海一个教师家庭,小时候与很多孩子一样非常喜欢听人讲历史故事,常常捧着四大名著的连环画看得津津有味。中学时,教历史课的老师学识渊博,讲课引人人胜,激发了他对历史愈加浓厚的兴趣。兴趣产生动力,1959年高中毕业时,他毫不犹豫地将北京大学历史系作为高考第一志愿,最终如愿以偿。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大,虽没有现在这般高楼林立,但燕园中弥漫着一种醇厚、古朴的学术气氛,更重要的是云集了一批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师。“我有幸聆听了翦伯赞、邓广铭、周一良、齐思和、邵循正等著名历史学家的教诲,领略了大家风范,正是这些老师把我领进了学术之门,他们的恩情是永远难忘的。”王晓秋动情地说。当时北大本科实行五年制,大三分研究方向。王晓秋对古今中外的历史都饶有兴趣,再三比较后,他认为近代史更加贴近现实,也更能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发挥作用,便选择了中国近代史。主修近代史的同时,他对古代史、世界史始终兴趣不减,并且博览群书,为其拓宽学术思路和视野打下坚实的基础。

  史海邀游

  1964年,王晓秋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留校担任助教。正当他准备全力投入教学科研之时,四清运动、文革接踵而至,北大也陷入动荡之中。1969年,王晓秋与其他北大教师一道前往江西鄱阳湖边五七干校,种田劳动。1971年回京开门办学,经常带工农兵学员下厂、下乡、下部队⋯⋯回想起那段峥嵘岁月,王晓秋不尤感慨:“这段经历让我对社会、农村和工农兵有了更多的了解,它磨炼了我的精神意志,丰富了我的阅历和体验,是一种精神财富。”

  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学校才真正恢复正常科研教学条件。和那个特殊年代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王晓秋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时光,争分夺秒地搞研究。他认为,应该把中国放在世界的全局中,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研究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与比较。他决定先从中日关系史人手——中日两国有着两千年交往史,但它们的关系却极其错综复杂:古代日本向中国学习,近代学生却成了老师;古代中日是友好邻邦,近代日本却成为侵华强敌;近代中日都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起点差不多,但日本明治维新后逐步成为资本主义强国,中国却在半殖民地深渊越陷越深⋯⋯这里面有很多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思考和探究。

  为了搜集史料,王晓秋去过国内外许多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往往一查就是一天。过去的书很多是线装书或孤本,既不能复印,也不能借出,就只能做卡片、手抄。功夫不负有心人,他陆续发现了《日本变政考》等不少中日文珍贵史料。提起这些,王晓秋笑着说,“这是学历史的人的基本功,虽然辛苦,但很有价值,尤其是每当找到想要的资料,那种喜悦是难以言表的。”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王晓秋作为访问学者,多次前往日、韩、美、法等国交流、讲学。“国际交流让我大开眼界,通过与国外学者交流与对话,可以了解国际学术动态,吸收国外先进成果,搜集宝贵资料,对学术研究很有帮助。”王晓秋如是说。

  有人说历史学是寂寞、清苦的学科,王晓秋却把它作为人生的乐趣与追求。他的客厅里高挂着这样一幅字——“史海邀游,古今求索,东西纵横,其乐无穷”。“这16个字是我从事历史研究40多年来的真悟。”王晓秋感慨地说。

  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王晓秋一家三口挤在一间10平方米的房子里。没有地方学习,他就在床上搭个小桌子坚持看书、写作。科研条件虽然艰苦,他却感到一种充实的快乐,“重要的不是外在条件,而是自己的内心。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对于自己所好的学问,能有机会终身研究,是人生最快乐的事。”

  在学术道路上,王晓秋是个勇敢的开拓者。多年来,他一直本着这样一种精神:“别人做过的少做;别人还没做的我去做,虽然困难大些,但毕竟是开拓创新”。研究中日关系时,很少有人系统研究过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王晓秋多方搜集中日文资料,潜心钻研,写成Ⅸ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一书。而近年付梓的《晚清中围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则是他历时十年完成的一项原创性研究,书中记载的1887年12位海外游历使游历世界20多国的事迹,之前在清史和近代史上几乎从未提起过。王晓秋通过走访各地档案馆、图书馆,查阅大量地方志、相关文集以及中外报刊文献等资料,一点一滴地把这段历史的原貌发掘出来,并加以深入分析论述,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40多年来,王晓秋不畏艰难、不知疲倦,在史海中尽情遨游,体味辛苦与快乐的同时,也收获了累累硕果——共发表论文200多篇,出版专著10多部,还主编多部论文集。其代表作之一《近代中日启示录》,1987年一出版就获得全国政治理论读物一等奖,并先后被日本,韩国翻译,台湾也出了繁体字版本。

  《近代中国与世界》、《近代中国与日本》,《中日文化交流史话》等著作也在中外学界引起重视。

   杏坛讲学

  古人云: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占为镜,可以知兴替。王晓秋认为,历史给人一种宽阔深沉的眼光,让人看问题时不会局限于眼前,而是追溯过去,展望未来,更加辩证、客观地看待各种人和事;因而,历史教学并非单纯传授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教给学生历史的眼光、历史的智慧以及研究历史的方法。

  “历史的智慧在于它会提供各种经验教训,给人思考和启示,告诉人们应该何去何从,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所以,学历史会让人变得聪明起来。”王晓秋认为,不仅文科生需要学历史,各行各业的人都应该学历史。在给领导干部作讲座时,他就反复强调,“领导干部学些历史,有了历史的眼光和智慧,水平就会不一样,发挥的作用也会更大。”另一方面,他也经常鼓励历史专业的学生跳出史学圈子,广泛涉猎其他学科知识,在扎实的学术基础上,多层次多角度地研究历史。

  指导学生时,王晓秋常常结合自己多年的治学经验和人生体会现身说法。他坦言,这些体验和经历有成功也有失败,他认为告诉学生,会对他们很有帮助。他的博士生、现任国际关系学院教师的孟晓旭真切地表示:“这样减少了我们与抽象历史研究的距离感和陌生感,让我们更容易找到开启历史之门的钥匙。”

   古人云: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王晓秋认为,历史给人一种宽阔深沉的眼光,让人看问题时不会局限于眼前,而是追溯过去,展望未来,更加辩证、客观地看待各种人和事;因而,历史教学并非单纯传授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教给学生历史的眼光、历史的智慧以及研究历史的方法。

  王晓秋治学严谨,要求学生也是如此。他经常教育学生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不要哗众取宠,“历史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有几分史料说几分话,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指导论文更是一丝不苟、细致入微,几十万字的博士论文,大到谋篇布局,小到文字标点,他都为学生一一指正。

  半日里,听王晓秋讲课的不仅有中国学生,还有不少外国留学生。考虑到留学生听中文课需要一个适应过程,王晓秋讲课时尽量放慢语速,条理分明,并适时书写板书。“实际上,他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把善待人的品格也潜移默化地传给我们。”他的博士生,现任北京社科院副研究员的窦坤很有感触地说,“王老师身上体现的是孔子的‘仁’和老子的‘不争’。谦虚、平和、宽容、诚信、正直,不去争名夺利,不受外界诱惑干扰,静下心来做学问。”受其影响,王晓秋的学生们也把做人、做学问放在人生第一位,在各自岗位上尽职尽责,作出了贡献。

  采访中,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的尚小明讲了这样一件事。非典时期,尚小明不幸染上非典,病情严重。不巧,他的手机丢失,与外界失去联系,四五天后,他陷入了昏迷。他所在的医院没有呼吸机,当时也不能随便转院,生命危在旦夕。情急之下,他哥哥从电话本上找到王晓秋的号码。王晓秋立即向北大党委、民盟市委和民盟中央报告情况,尚小明旋即被送往中日友好医院⋯⋯“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王老师,我今天就不可能跟你聊天了。”尚小明眼睛有些湿润。

  司马迁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王晓秋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目前他的藏书已经过万,其书房也成了学生们的小图书馆,学生需要什么专业书,就到这儿找。工作之余,王晓秋喜欢到各地名胜古迹走走看看,每到一处,必去之地就是博物馆。在法国巴黎做客座教授期间,他常常徜徉在卢浮宫、凡尔赛宫、巴黎圣母院等艺术殿堂,流连忘返。

  作为历史学家,王晓秋的目光不仅限于历史领域,而是常常站在国家和民族的高度去思考问题。他认为,人文社会科学是国家软实力和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将凝聚一代人的思想和精神。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每年都提出四五个提案,如关于加强清史研究、树立正确历史观,建立智库、保护文物以及教育改革、科研体制改革,等等。今年“两会”上,他建议海外孔子学院在教授外国人汉语的同时,也要担负起传播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使命,让中华文明真正“走出去”。

(来源:《教育与职业》,2009年第2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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